爱之于中国人一直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羞于表达爱使得人们的情感难以得到有效的沟通。一些时候，恨反倒比爱更能交代清楚亲情或爱情关系。在社交媒体上，“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泛滥的符号，但在现实生活里，爱依然处在一个缺失或者空洞的状态。这让人颇觉得无奈。

季羡林与儿子的“恩恩怨怨”

　　想到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季羡林遗物案近日再次开庭了。自2009年季羡林辞世后，与其遗产有关的纠纷一直没有停歇。2016年5月，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存放了季羡林物品的北大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一审判决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从辞世到今天整整八年，一次次被推到舆论风口的季羡林，还在承受着世人复杂的眼光打量。

　　公众心目中有两个季羡林。一个是那位《怀念母亲》《夹竹桃》《永久的悔》等诸多文章被收进教科书、一生翻译与创作出版了诸多煌煌大著的大师季羡林；一个是那位随着遗产争夺案一起，不断被曝光家庭生活的平凡老人季羡林。隐私一次次见诸于媒体，不会磨损季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辉煌，但却一度让这位真正走上大师殿堂的文化巨擘，暴露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脆弱一面，这恐怕是所有尊重他、爱他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季承曾出版名为《我和父亲季羡林》的图书，将父亲形容为“一个人生失败者，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书中还写到诸多类似于这样的细节：“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了一瓢水去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父亲的冷漠让一个儿子的积怨在成年之后爆发，父子两人曾13年没有见面，这种人伦悲剧的发生，其实无外乎一个字，“爱”。

　　打官司很容易为季承赢得同情，一方面有“子承父业”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公众的“补偿心理”也会倾向于季承的利益。缺乏“父爱”的季承，表面上看是在“索要”父亲的财物，但暂且放下法律条框、人伦情理，单从情感深处去分析，这何尝不是一个儿子在向父亲“讨要”欠缺的父爱，在民间，类似的父子恩怨比比皆是。

“缺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叫“缺爱的一代”，60后、70后们纷纷自称是“缺爱的一代”，甚至一直被认为在溺爱中长大的80后、90后也认为自己“缺爱”……其实向前追溯，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那一代，才是真正“缺爱”的源头。他生于乱世，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给他所留下的印象是“荒唐离奇”，与母亲早早分开，青年时代颠簸流离，娶妻时娶了一个不爱的女子，虽然贵为“大师”，但情感体验的匮乏，以及现实生活缺乏真实情感的灌注，才是造就季羡林所谓对“亲情冷漠”的真正原因。

　　对亲情冷漠，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作家老鬼在《母亲杨沫》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沫，在父亲打骂时添油加醋，说老鬼的《血色黄昏》是大毒草，给北大写信检举自己的儿子。类似的事例，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并非个例，许多人忙于处理时代伤痕，无暇顾及亲人感受，或者寄情于创作，把所有激情都用于学术钻研，亲情无形中变得如同炭火，触碰一下也会被灼伤。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女儿、婶母、妻子去世之后，季羡林都没有去参加她们的葬礼，但却分别写了散文作为悼念，也许只有在文章里表达情感才是安全的，不用那么直接地揭开陈年伤疤，可以用文字去修饰残破人生的裂痕。

　　作为局外人，关注季羡林先生家庭的私人生活，应有悲悯之心，他们个人或者家庭的命运，在放大或缩小之后，都会投射到万千家庭里，只是普通家庭的隐伤，就算暴露后也会很快自我愈合于无声当中。而季先生作为极富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不得不承受舆论的点评，却是无法躲掉的命运。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杜绝八卦之心，把季先生放在命运的大背景下去打量，或会理解、体谅这位文化老人的悲伤与无奈。

年轻的一代人不再“缺爱”

　　走出季先生的家庭故事，再跨越60后、70后、80后这三代人，在90后、00后、10后这三代年轻人当中，应当是不缺爱的，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逐渐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去爱，上面几代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已经逐渐学会了如何科学地面对以及解决爱的难题，况且，当下的青少年群体，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远比我们想象要独立得多——而独立，恰恰是懂得爱的前提。

　　有句话这样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时间”，从不懂爱、缺爱到拥有爱、运用爱，何尝不需要花费三代人的时间？值得欣慰地是，缺爱的年代一去不回，爱也剥离掉了附加在它身上的诸多条件，在这个时代处处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