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总第131期） 主编：王雅平

是时候介入日本的核政策了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 华尔街日报， 2017年5月15日 国家间的友谊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时需要通过干涉的方式来防止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日本的核政策需要美国趁着为时未晚对日本政府伸出援手，以助其实现自助。 日本已经拥有足以制造至少1300枚核弹头的钚。其官方用途是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但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的核反应堆几乎全部关闭，重启的努力进展缓慢。这导致日本几乎丧失了消耗钚的能力。 然而，日本的钚储量预计将进一步增长。日本国内要求重启用于从乏燃料中提取钚的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厂的呼声强烈，日本领导人正面临着相应的巨大压力。六所村位于日本的主要岛屿——本州岛的最北端。若该工厂未能迅速重启，六所村可能会要求移除上千吨在那里等待处理的乏燃料。 囤积钚有违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意识到如此大量囤积的钚有遭到恐怖分子盗窃的风险。同时，囤积钚还会引起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并且制造一个负面的先例，促使可信度较低的国家设法积累其自身的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 庆幸的是，美国有办法应对这一挑战。但特朗普政府掌握的能采取行动的机会稍纵即逝。 由于日本的核技术大多源自美国，所以日本政府同意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不从乏燃料中提取钚（这一过程称作“再处理”）。经过多年磋商，美国最终授予了日本一揽子许可，允许其按照核合作协议的约定进行核燃料再处理。该协议自1988年7月起生效。 该协议规定，美日双方必须于2018年7月前签订一份新的协议，或者允许现有的协议继续有效。鉴于1988年签署的核合作协议对其极为有利，日本政府正极力避免与美国就此重新协商。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手中拥有可以利用的切实筹码，用以推动一项具体的三步走计划来阻止日本囤积更多的钚材料。 首先，日本应同意，除非一个单独的将钚制成核反应堆燃料的设施开始运行，否则不能运转其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在核反应堆燃料制造工厂缺位的情况下（该项计划的进度远远落后），日本没有任何可将其生产的钚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 其次，日本应同意以确保钚不会供大于求的方式来运营核燃料再处理厂。根据设计该工厂的钚生产量远超日本能切实消耗的量——其每年可生产约8公吨钚，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内已有的11公吨钚储量。因此，日本政府应承诺让其核燃料再处理厂在产出低于其设计产能的前提下运行，以防止钚的进一步堆积。 第三，日本应同意设立一个时限（也许是五年），并在该时限内将新提取的钚用完。日本已制定了政策限制钚的过量生产。但这一政策还需加强，因为现行政策规定只要存在任何钚的利用计划（无论这个计划多久以后才能实现），日本政府就不会认定钚储量处于过量状态。 目前，一个严峻的风险就是，由于官僚体系的原因美国可能忽略日本的钚储量问题，从而丧失介入该议题的筹码。2018年7月远远超越了美国政府目前的政治规划。但从外交层面而言，采取行动应对这一问题已然迫在眉睫。 核合作的磋商错综复杂，通常需要数年时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包括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和负责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对于制定和执行政策而言至关重要。但这些职位尚未提名候选人，更别提最终确定人选了。 如果特朗普政府不迅速采取行动，那么将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默许现有的核合作协议无条件续期。这意味着其将失去一个可以改善日本核政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堪称千载难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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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崛起 印度探索繁荣之路 米兰·瓦希纳夫（Milan Vaishnav），维贾伊·乔希（Vijay Joshi），苏比尔·戈卡恩（Subir Gokar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6月2日 |  印度的经济复兴一直是诸多不切实际的预测与希望的对象。印度选择的道路不仅关乎其十几亿人口的生活，也将影响全球经济与政治轨迹。 借助其新书 《印度的漫漫征途：探索繁荣之路》（India’s Long Road:The Search for Prosperity），经济学家维贾伊·乔希对印度良莠不齐的经济表现之根源进行了检视，并就印度如何全面重新调节国家、市场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广泛共享的繁荣进行了讨论。 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评价道：“在当下有关印度的书籍大量涌现之际，维贾伊·乔希的最新作品独领风骚。”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苏比尔·戈卡恩发表了评论。活动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米兰·瓦希纳夫主持。

核不扩散 创建核不扩散、核安全与安保激励机制 詹姆斯·卡斯特顿（James Casterton），罗伯特·奥托（Robert Otto），特里斯坦·沃尔佩（Tristan Volpe），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约书亚·波拉克（Joshua Pollack），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6月8日 |  为在核扩散、核安全与安保领域取得良好成果，是否还有未被把握的机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一直以来依赖的都是强制性手段——对内依靠法律、管制、执照许可；对外依靠出口控制、制裁以及武力。 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另外一个途径便是创建激励机制——通过鼓励而非强制的方式来实现预期效果。无论是金融手段，还是非金融手段，都可以用来吸引各国远离可能引发核扩散的核燃料循环设施的建设，加强对核设施和乏燃料的管理。 托马斯·伍德，罗伯特·奥托，和特里斯坦·沃尔佩讨论了其近期载于《核不扩散评论》杂志的有关核扩散、核安全及安保的正面激励机制的文章。詹姆斯·卡斯特顿在由约书亚·波拉克主持的讨论中对此作出回应，就文中的提议对政策及全球治理的启示发表看法。两篇文章临时开放供线上免费阅读。 《基于市场的核不扩散政策》（Market-Based Policies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作者：托马斯·伍德，艾米·苏华德（Amy Seward），罗伯特·奥托 《核引诱：“收买”核潜伏的主张》（Atomic Inducements:The Case for “Buying Out" Nuclear Latency），作者：特里斯坦·沃尔佩（Tristan Volpe） 本活动由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与蒙特雷国际研究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共同主办。

一带一路 中国的欧亚新秩序愿景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6月12日 |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已成为习近平时代外交政策的纲领性理念。围绕着广袤的交通、能源与电信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丝绸之路即将成型，它将欧洲、非洲与亚洲连结起来，并将伴随地区间的进一步加强的货币合作与人文交流。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很高兴就美国亚洲研究所（NBR）的纳德吉·罗兰的新书《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展开讨论。 作者检视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因素及目标，提出该倡议反映出中国按其自身世界观与特色来塑造亚欧大陆的愿望。罗兰德讨论了其主要研究发现，伊莱·拉特纳和丹尼尔·马基发表了评论。卡内基的阿什利·泰利斯主持了本次活动。

西方制度 西方的命运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6月14日 |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是稳定、繁荣、安全的来源之地。然而，在面临全球局势不稳、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之际，封闭国界、积聚财富以及巩固权力等应对之法对西方国家也充满诱惑力。 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书《西方的命运：挽救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理念之战》（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中，前《经济学人》编辑比尔·埃莫特呼吁回归开放与机会均等这些在当前全球政治气候中日益遭受侵蚀的核心价值。埃莫特阐述了其对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内部挑战和自由民主体制复兴的潜在策略等议题的看法，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阿什利·泰利斯参与了讨论。

美国民主 永不放弃信念：重建公民规范，重塑制度自信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托马斯·卡罗特斯（Thomas Carothers），凯尔·康迪克（Kyle Kondik），斯图尔特·罗森博格（Stuart Rothenberg），A.B.斯托达德（A.B.Stoddard），莉莲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玛丽·贝斯·古德曼（Mary Beth Goodman），迈克尔·希夫特（Michael Shifter），哈拉·哈里克·海耶斯（Hala Harik Hayes），莎拉·耶基斯（Sarah Yerkes），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6月15日 |  在近年来最具争议的总统大选之一结束之后，美国国内的政治话语中敌意日益增长，这使得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鸿沟似乎空前地更加难以逾越。然而，在有一点上，美国政治光谱上各派别却正在形成共识，即：那些为了捍卫民主、服务民众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如今已不再发挥应有的作用。年轻一代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必须要抓住当前时机，复兴美国公民文化、重塑人们对政治制度的信心。 对于年轻的公共政策专业人士而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盖泽青年学者大会是于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年度重要会议。今年的大会围绕美国就公民规范遭到的侵蚀以及人们对政治制度不断丧失的信心进行了探讨。 今年的会议上，众多顶级思想者和一群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优秀青年国内外政策研究人才汇聚一堂，就美国民众对跨党派论述逐渐丧失的支持以及对政府低迷的信心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本次大会包括了小组讨论、知名专家演讲、具有创新性的分会场讨论、网上调查等环节，为广大参会者提供了机会直接与专家和其他与会者交流。与会专家凭借自身在应对美国国内外民主事务挑战时所积累的经验，对如何修复美国政治话语与制度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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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 其实, 美国人消费不高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彭博社 2017年5月8日 | 美国贸易逆差并非因美国人储蓄太少而“引起”，即便美国人降低消费，赤字也不会消失。决定美国储蓄率的是资本流入。

半岛局势 韩国新总统是否会导致特朗普施压朝鲜的努力受挫？ 乔恩·沃尔夫索尔（Jon Wolfsthal），邓志强（Abraham Denmark），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2017年5月11日 | 美国、韩国、中国以及日本必须同心协力，结合安全和经济激励措施，使无核化成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理选择。

危机处理 宁边核设施危机情况下日本面临的挑战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半岛（The Peninsula） 2017年5月25日 | 一旦朝鲜宁边核设施发生事故，日本很有可能受到随空气传播的放射性尘降物的危害，这就要求日本与朝鲜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合力进行灾难管理。

学者文摘

特朗普政府亟需亚洲战略 Trump’s Missing Asia Strategy 蒂姆·哈克斯利（Tim Huxley）, 本杰明·施利尔（Benjamin Schreer）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第59卷第3期，2017年6-7月 |  本文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亟需制定积极有力的亚洲战略来安抚地区盟友和伙伴，同时抵制中国通过胁迫等强制手段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 作者提出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发表的言论以及上台之后的种种表现，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中国政策上大幅摇摆，用零和思维来看待与亚太国家的贸易问题等，已经在区域盟友和伙伴间制造了混乱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动摇了各国对美国区域承诺的信心。澳大利亚在内的诸多盟友都表达了对美国现政府亚洲政策的忧虑。 尽管如此，作者不同意一部分人提出的中国会迅速填补美国在亚太留下的战略空白的观点，认为美国仍有足够实力和手段，与区域国家一道塑造亚太的秩序和战略未来。而其关键是美国现政府要克服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冲动。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其自身缺陷，尤其是对华的选择性接触策略（在维持经济与政治对话的同时寻求威慑中国以促使其避免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在中国的日益强势面前效果有限。但这一战略结合了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的行动，相比特朗普现政府对于军事力量的过于痴迷而言优势明显。因此美国现政府在制定亚洲政策时首先需要认识到区域盟友和美国的利益绝大部分重合，进而规划出包容性的战略愿景，发挥美国的外交特长，并寻找替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方式来让美国经济与区域发展相结合。 同时，美国还必须制衡中国企图用胁迫等强制性手段来改变区域秩序的行为。而其出发点便是美国必须清楚明白地让盟友和中国明白：美国不会将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作为谈判筹码来换取中国在经济上的让步和在朝鲜核问题等议题上的合作。再次，美国必须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将南海军事化的行为。具体而言，美国应当坚持“航行自由行动”，并鼓励其欧亚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还应当为区域安全伙伴提供更好的援助，增强其抵御中国准军事化行动的能力。 第四，美国还需要为美日印澳间的“菱形战略对话”增添新活力，尤其是要鼓励印度在东亚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最后，美国国防部还应考虑将其太平洋司令部转变为一个多国合作的框架，让盟友和伙伴能够在其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让各国的军事资源整合，从而在战时和平时都能更加紧密的合作。 不过作者也警告美国不能采取直接的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应当竭尽所能维持与拓展和中国的对话（尤其针对战略核问题等议题），以期建立互信，增强中国的透明度。

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及七大在劫难逃的原因） Avoiding a Thucydides Trap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and 7 Reasons Why that Might be Difficult） 格雷戈里·摩尔（Gregory J. Moore）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3卷第2期，2017年6月 |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崛起国和主导国在对抗时多数会伴随战争这一现象。中国崛起和中美两国之间近年来安全关系日趋紧张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带来了挑战。本文分析了提升中美关系的七大主要障碍，指出中美关系的确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文章认为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并针对七大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美战略信任缺失——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战略信任缺失的问题。美方对中方的信任缺失根植于中国的政权体制，这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人对于暴力和不公政权的看法。而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源于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即“圈内圈外”的不同待遇。此外，共产党掀起的“勿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大因素。 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上缺乏共识——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上，美方的“再平衡”指的是其从太平洋和中东地区的军力向亚太地区的再调整，而有解读认为这是针对某国进行的权力平衡。作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七十年代起的“接触”的延续，或有“对冲防范”，但是绝非遏制。 中国海上政策和美国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承诺——随着中国将海上权益纳入“核心利益”，其在海上动作频繁：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重提“九段线”，挑战其他声索国在该地区的捕鱼和自由航行权利；以及填海造陆。美方在该问题上采取了曾经处理台美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但是其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承诺会因为中方的态度产生变化。 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异议——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对彼此的网络黑客行为心照不宣，但是2013年曝光的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对美国公司的大规模网络入侵引起巨大轰动。面对美方指责，中方反控斯诺登案牵涉的大量数据收集。 作者认为，根据公平战争理论，中美双方在针对国家和私人部门，安全／国防领域和非安全／非国防领域的比例大有不同，美方更加克制并会加以区分。但是作者也指出中美两方在网络战面前都没有完全准备好。 反介入／区域拒止和“空海一体战”概念的阴影——作者指出一战爆发前夕和现在亚太的中美局势具有诸多相似性，优势在于先发制人进行攻击。作者列出了中美在未来冲突中将采取的多种战术和应对措施，但是也指出将地方摩擦升级为区域战的代价高昂。 中俄战略同盟——在美国和其同盟面前，中俄也求同存异，形成战略同盟，在多个方面合力反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者看来，中俄这种更加极权和孤立的做法对国际事务没有好处。 中国增加的国防开支：缩小与美国的预算差距——中美两国之间军费开支的缩小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力的变化趋势。同时根据上述种种形势，中国的军费增加只会让美方更加担忧。 文章最后就中美双方如何避免紧张进一步升级结合上述七大困难提出了相关建议。作者同时也指出未来的局势因为美国的大选变动和世界经济的变动也更加的复杂，使得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

重回聚光灯下：分析中国于2000年至2008年和2009至2014年期间在南海行为变化的一个结构性路径 Back to the Front Burner：A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Shift in China’s Behavi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tween Periods 2000-2008 to 2009-2014 林庆瑞（Kheng Swe Lim）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3卷第2期，2017年6月 |  本文旨在通过建立理论框架的方式来解释中国从2000年至2008年间到2009至2014年间在南海的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作者运用了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确定为因变量，试图剖析亚太地区宏观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对其发生的影响。 首先作者探讨了媒体和西方学术界在讨论中国时日益普遍使用的“强势”（Assertiveness）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这一概念虽然存在缺陷，但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在2008年之后的确日益“强势”，这表现在中国在南海日益频繁的行动以及中国公众和媒体对于菲律宾和越南日益尖锐的言辞。 作者认为这一变化的根基在于9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南海政策中的四个核心要素部分发生了变化。这四个核心要素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坚信南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的方式来同其他南海声索国解决领土争端；第三，中国政府坚持政经分离，无论领土争端如何演变，始终强调保持与东南亚国家良好的经济关系；第四，中国政府不使用解放军海军力量来实现其南海主张。 作者认为这四要素中的前二者在2000年至2014年间保持了一致，但后二者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中国和东盟间经济关系的深化，以及东盟对华日益加深的贸易依赖，东盟已经丧失了经济整合这一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谈判筹码，中国现在能够在保持其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同时在领土争端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同时，中国更加愿意运用解放军海军的力量来实现其南海主张。 同时，越南和马来西亚于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其各自关于南海的主张是导致中国在南海行为发生变化的导火索。由于联合国该委员会设置了各国提交大陆架主张的截止日期，迫使各南海声索国明确化各自的主张，也导致各国间的分歧明确地暴露出来。这使得南海问题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过去模糊处理的空间。 作者进一步提出，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和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以及中国在南海行动导致的后续效应是中国在南海行为变化的两个催化剂。美国重返亚太和在南海问题上的积极介入让越南和菲律宾更有底气公开地维护其南海主张，同时让中国感到被孤立包围，从而促使中国采取更为强势的立场。同时，中国的强势致使各国也纷纷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行动，形成了恶性循环。 最后，作者提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抬头和中国领导人换届在解释中国南海行为变化上欠缺说服力：前者欠缺说服力的原因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钓鱼岛问题上更为强烈，但2012年后钓鱼岛局势逐步稳定；后者则是因为胡锦涛和习近平在领土问题上思想趋于一致，而且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在2012年底领导人换届之前已经发生了变化。 至于东盟在塑造中国南海行为方面的影响，作者认为因为东盟成员国立场的不同和其特殊的决策模式，所以随着不同国家轮值主席国，东盟有时扮演了助长紧张局势的角色，有时则发挥了缓解紧张的作用。这导致东盟在塑造中国南海行为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组织内部的态势变化。

两岸关系：静观其变 Cross-Strait Relations：Marking Time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第53期 |  两岸关系近期没有重大的进展，北京仍施压台湾政府同时讨好台湾民众。而蔡英文盼建立互惠关系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也被大陆搁置，台湾未能按预期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此外，特朗普政府似对台静观其变同时需求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支持。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会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而蔡英文政府近期无意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其缺乏“不独”的清晰战略保证是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北京仍区分其对台湾政府和民众的策略。其对台湾民众在经济上的惠益以促进两岸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做法其基础仍是“一个中国”原则。 此外，因民进党拒绝承认“一个中国”，中方的言辞也愈发强硬，国台办和海协会负责人的相关言论指责台独倾向。类似举动还包括北京单方面修改台湾参赛队伍译名，从“中华台北”改为“中国台北”；在 “金伯利进程”工作组联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成功抗议台湾代表出席；羁押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以及阻碍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等。这些都加剧了两岸关系。 但是，蔡英文恪守承诺，没有进一步挑衅北京，而是寻求在中国十九大后获得突破的途径。蔡抛出“新形势、新问卷和新模式”的三新论，并强调新形势下，双方应根据互惠的框架，采取善意，合力来完成一份新的“问卷“。尽管台北多次显示善意，大陆方面仍然没有改变口径，而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受到重重阻挠也使得蔡政府在中共十九大前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随着中美关系在特朗普重新承诺“一个中国”政策后回归正轨，台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尽管中美发表第四次联合公报并非板上钉钉之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再次承诺对台关系，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峰会的一大议题。届时，因为美国意图获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支持，美台关系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监管风暴金融政策意外转向 The Regulatory Storm：A Surprising Turn in Financial Policy 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第53期 |  中国政府正在对金融界进行联合强有力的监管。三大监管委员会新掌门就位新的监管飓风近在咫尺。本文作者首先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接着对金融界监管新气象进行了盘点并梳理了政策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经济政治影响。 自2003年起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被归纳为“一行三会“即央行掌管货币政策和一些重要监管职能而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掌特殊的监管职能。一般来讲监管当局只是进行窗口指导。 然而在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为了确保投融资抵制经济衰退监管当局的默许和鼓励态度促成了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使其逐渐从银行业扩展到金融界的多个领域。万能险和点对点借贷应运而生。经济中隐藏的债务上升、透明性变低和脆弱性增加等问题都使得系统性风险增多监管需求迫在眉睫。 此后三大监管委员会的掌门易主昭示了重要的讯息。2015年股灾后政府的救市基金使得市场改革和自由化道路受挫。2016年初新一轮股灾后政府短暂推出的“熔断机制”让事态愈演愈烈。有消息传出相关联人士掌管内部消息“发国难财”。至此前证监会主席肖刚被实干的改革家刘士余取代。2017年初上任银监会的新主席郭树清也被视为果敢的改革派。 郭曾在执掌证监会期间就掀起一股改革旋风而此次从山东被召回北京更是传递领导层对联合监管的大力支持的信号。最后保监会前主席项俊波于4月落马自此保监会也开始有针对地加大监管。作者指出这些都彰显了最高领导层加大金融监管的决心并且愈发强调联合监管多管齐下。 作者认为2015年的股灾和前海保险恶意收购万科案都促成了该轮监管打压。这也使得此次金融监管有些与以往截然不同之处。从政治角度分析一方面这符合习近平长期的纪律和反腐政策控制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其在党的十九大期间有更多筹码进一步整合权力。从经济角度分析新金融监管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金融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会否使用核武器？评估中国将与美国的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 Would China Go Nuclear? Assessing the Risk of Chinese Nuclear Escalation in a Conventional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凯特琳·塔尔梅奇（Caitlin Talmadge）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41卷第4期，2017年春季刊 |  近年来，针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美国发展了“空海一体战”概念，它要求美国在中美爆发常规战争情况下迅速和大范围地对中国本土发动常规打击。这一前景引发了中美核问题专家针对中国在该情况下主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的辩论，悲观主义者们认为由于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存在重合现象（即中国的潜艇，导弹，空间设施，指挥通信系统等中很多既用于常规军事部队，又用于核部队），在美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常规打击的情况下，中国可能误算局势，动用核武器。 另一方面，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决策者非常清楚这一危险，因此能够在战时通过精确地设计军事行动的方式，范围，打击目标等来向中国传递信号，防止战争升级到核层面。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中国在战时会如何看待美国对其核反击力量的损害看法不同。 本文旨在评估建立系统评估这一风险的框架。作者提出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有两个情况：第一是被攻击国认为攻击国的常规打击是在为核打击做准备；第二是被攻击国担心攻击国的常规打击会让其核力量损害下降至某些安全阀值以下（比如被攻击国的核力量无法发动核二次打击，或无法核威慑第三方，或无法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在这两种情况下，被攻击国可能会为获取军事优势，或者为警告攻击国不要进一步对其核力量采取行动，而动用核选项。 哪些具体因素会影响被攻击国战时评估是否使用核选项呢？作者认为在军事技术方面有五个主要因素。首先是被攻击国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硬件设施的共用程度；其次是被攻击国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指挥情报通信系统的共用程度。这二者都是共用程度越高，战时被攻击国的核力量受到削弱的可能越大，从而让被攻击国更担忧其核力量安全性，从而更可能考虑核选项。第三是被攻击国是否认为其二次打击能力有足够的安全性。被攻击国评估越安全，越不倾向于动用核选项。 第四是被攻击国对于核威慑所需的核力量大小的评估。被攻击国认为保持核威慑所需的核力量越大，在其核力量受损时动用核选项的可能越大。最后是被攻击国对于攻击国核政策的了解情况。作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感知上的因素也会影响被攻击国的决定。第一，震慑失败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被攻击国决策层中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会大增；第二，战时被攻击国准确评估信息的能力会受到大幅削弱。这二者都会增加被攻击国动用核选项的可能性。 作者进而在假设中美围绕台湾爆发常规战争情况下，对上述七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情况下美国不太会根除中国的核反击力量，但可能会相当程度削弱中国的核反击力量，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产生恐慌，错误地评估局势，根据不准确的信息作出抛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动用核选项。这一感知上的原因，而非军事技术因素，才是有可能导致中国将中美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主要风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