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技术将会对人类传播产生何种影响?”在聊天框内输入这一问题，伴随光标闪烁，一段晓畅完整的回答在界面中徐徐展开。近来，由美国OpenAI研发的新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议题。ChatGPT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能够学习人类语言并与人类实时开展各类对话任务。因其具有强大语言理解能力、内容生成能力等属性，这个曾经只停留在科幻想象里的“无所不知型”机器人已成为现实。甚至连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像ChatGPT这样的新程序“将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聊天机器人何以改变世界?围绕同一项新兴技术，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个体常常会因自身利益诉求及认知路径差异形成迥异的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y）：或对技术赋能的未来感到乐观，或因技术支配程度的加深而更觉悲观。但无论争议几何，技术嵌入社会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有如ChatGPT等技术接入成本低、技术适用程度高的新技术业态，围绕其的社会讨论也将更趋丰富且更具现实意义，进而反映出不同社会层面对聊天机器人技术优化发展可能产生的系统性社会变化的关切与思考。

ChatGPT并非首度出现的聊天机器人产品，此前早已有Siri、微软小冰等不同类型的聊天机器人曾引动各界热议及相应的社会技术想象。相较此前的探索，ChatGPT的变革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适用场景广泛，未设定明显的应用场景边界，可广泛服务于信息检索、社交互动、内容创作等多元使用动机;其次，生成内容智能化、类人化，因其基于人工智能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基本技术架构，ChatGPT生成内容高度近似于人类的思维模式，输出内容体现连贯性与逻辑性;最后，具备鲜明的对话式、社交式特征，可根据用户生成内容不断自我学习，具有与用户构建情感化社交关系的潜力，或可极大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面向未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将进一步深度介入人类传播行为的各种形态。ChatGPT对普适性、类人化、对话式等技术属性的优化与整合使其获得超过其他聊天机器人的关注度，为人机传播创造更多可能性;但ChatGPT在本质上仍未超脱聊天机器人技术的既有发展轨迹，因此对其的研究能为考察更广义上的人工智能及聊天机器人技术提供参照。可以预见，ChatGPT因其广泛多元的使用场景及对多语种的良好适应能力，将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间的跨国信息流通及交往产生深刻影响，其在重塑世界传播秩序中的角色或可作为洞察ChatGPT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个具体切入点。据此，本文立足于ChatGPT的技术特性与社会面向，解析其创设的跨国传播交往的多元应用场景，进一步探讨其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为国际传播带来的机遇与隐忧。

二、多元场景与多维交互：ChatGPT对跨国传播交往模式的重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机器已超越作为人类沟通中介者的信道角色而成为独立的传播者，因此研究者需要从功能性、关系性、哲学性等多维视角思考人工智能技术的意义。依据功能与人机关系的差异，现有聊天机器人多数可被分为强调信息速率的任务导向型机器人与侧重情感卷入的闲聊型机器人两类。任务或闲聊导向的二分法本质上是对人机交互主要场景的归类，并非从本质上限定某类聊天机器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新型聊天机器人的ChatGPT即在上述场景的整合与升级方面形成深层次的拓进。而这种拓进的意义也充分作用于不同国家之间信息流动的国际传播语境中，通过建构更具想象空间的应用场景进而表现出重塑跨国传播交往模式的充分潜能。

（一）信息检索场景：“无所不知”的多语种百科全书

ChatGPT并非搜索引擎，但因其强大的语言模型与学习能力，在信息检索场景中已表现出极强性能。ChatGPT可根据用户的问题精准生成回答，并在信息交互过程中不断增进回答的准确性与匹配性。在这一场景中，ChatGPT的多语种属性与“无所不知”属性为跨国信息交往增添助益。

一方面，ChatGPT具有较强的跨语际适用性。长期以来，语言差异成为横亘在不同国家民众交往过程中的一大阻碍。尽管英语作为国际通行语的普及与机器辅助翻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巴别塔”的重建，但对各国多数普通民众而言，使用英语或机辅翻译问讯沟通仍有一定门槛。ChatGPT已支持数十种语言的交互和多语种文本互译。这减轻了不同国家公民跨越语言、文化藩篱获取资讯的障碍，进一步增添了个体跨出“社交茧房”、了解他国和世界的动力，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逆全球化浪潮中不同国家的重新连接。

另一方面，ChatGPT表现出“无所不知”的超级百科全书特征。步入数字时代，搜索引擎的发展率先重塑了信息检索逻辑，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则更进一步，通过实时对话形式精准、动态对接用户信息需求，用户由此获得的信息质量也得到可见的提升，业界由此评价ChatGPT为“一部超级百科全书”。当然，其生成信息并非全然准确、有效，但相对而言更低的检索难度、更高的检索质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用户摆脱信息爆炸时代带来的认知过载，重启个体探索其他国家、文明的热情与活力，通过营造全球共通的关切点、好奇心、求知欲，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精神交往。

（二）内容生产场景：“无所不能”的智能化创作机器

令ChatGPT备受关注的一大特征便在于其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包括图表、论文、营销方案、诗歌在内的各类文本生产几乎都在ChatGPT可学习的“舒适区间”。尽管对其生成的文本品质仍然众说纷纭，但这无疑进一步启发了社会对人类创作行为的深思：曾被认为是人类心智独有天赋的创作能力正渐渐被机器逼近，这势必会对过去信息生产与传播所遵循的一般性规范带来颠覆性改变。在交往日趋频繁紧密的国际传播领域，ChatGPT为内容生产场景带来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这样的技术化逻辑嵌入成为洞察上述变革的重要线索。

对于专业的国际新闻生产者而言，ChatGPT将有预期地改变内容生产流程与模式。尽管机器写作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但ChatGPT因其生成文本的普适性、智能化仍再次让媒体从业者深为震撼。在国际新闻生产方面，ChatGPT可以减少国际资讯检索难度、语际转换压力，在较低的成本条件下以极高效率、相对较高的语言表达质量生成面向多语种受众群体的传播内容，极大促进国际新闻生产的效能。同时，ChatGPT也能进一步简化数据图表、交互程序等在文本形式层面的生产要素，助力媒体拥抱数据新闻、新闻游戏等新兴新闻范式，增强新闻产品的新颖性与吸引力。

步入全民国际传播时代，国际新闻媒体早已不是国际传播的唯一载体，国际教育、国际贸易、国际旅游等行业也是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公民个体也可以在国际交往中成为国家形象的具象化身。传统上，非媒体行业人员的语际转换能力与内容生产能力相较媒体人员显劣势。但ChatGPT等工具的出现则可以极大地解放各行各业各类人员跨国交往的动力。在智能化内容创作机器的赋能之下，教育业、旅游业、贸易业等部门可以更自如地面向本行业关注的目标群体沟通、营销、互动，更好地发挥人文交流、民间交往的国际传播价值。国际传播的主体及体系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且各主体能以较低成本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

（三）情感陪伴场景：“客观中立”的世界性虚拟伙伴

较之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技术，聊天机器人的另一差异性特征在于其聊天属性。在人机对话过程中，智能技术有机会与用户构建起亲密化的社交关系;但事实上，诸多聊天机器人产品在亲密社交、情感陪伴层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有研究表明，一款优秀的聊天机器人产品被期待具有以下特征：积极主动性、责任心、可沟通性等对话才能（conversational intelligence），危害管控、表达准确、社交礼仪、道德操守等社交才能（social intelligence），身份认同、个性等人格化（personality）特征。相较而言，ChatGPT在社交性的各个维度上具有良好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流行。

作为虚拟伙伴，ChatGPT本身并不创造人与人直接沟通的国际交往场景，但因其在伦理层面的严格政策和世界性特征，它在与用户交互过程中创造出一种类国际交往的社会情境，能增进用户对国际交往的体验与感知。

一方面，ChatGPT在技术架构层面力图规避话语层面的歧视，尽可能实现“客观中立”。现实世界充斥着刻板印象与歧视言论，为避免在对语料的学习中成为偏见言论的巨型棱镜，ChatGPT通过硬编码规避答案中可能出现的对不同国家、族裔、性别的歧视性言论。在回答争议性话题时，它也尽可能提供相对中立、全面的视角以供用户参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抗极化世界中茧房式交往带来的认知偏见。从某种角度看，尽管ChatGPT在每段命令后输出的内容是唯一的，但这种唯一的回答可能比信息茧房中的用户个体接触到的多元内容更为客观中立，有利于打破用户对其他国家、文化形成的既有刻板印象，促进个体认知的全面化与客观化。

另一方面，ChatGPT具有世界性，可以在与用户互动过程中建立跨国虚拟友谊。ChatGPT不带有明确的国族、社会及文化身份，因此用户难以将其识别为自己的同群体成员，其身份便带有一定的世界性特征。此外，ChatGPT可以根据交互内容不断提升输出结果的私人化、定制化程度，带有类人化的特点。因此，在聊天中ChatGPT类似于一个“世界公民”身份的虚拟伙伴，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跨国虚拟交往情境，有利于用户在此过程中获得跨文化交际体验，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总体而言，ChatGPT正在国际传播的多元场景构建中实现与用户的多维交互。聊天机器人可以同时发挥国际传播的信息媒介、内容生产机器、类人化对话者等多重角色，兼任国际传播的信源、信道与传播者，由此构造围绕聊天机器人的复杂、动态的国际传播交往网络。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国际传播与世界交往模式的进一步重塑，为中国国际传播增添诸多机遇。当然，我们也需要清晰意识到，ChatGPT技术的应用优势与风险并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客观中立”的表现背后同样深度嵌入着源于“超级技术”所构造出的信息或权力不平等结构，其带来的深远影响理应予以关切。

三、始于技术、超乎技术：ChatGPT介入国际传播的风险隐忧

在程序设计人员看来，聊天机器人技术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技术优化规避解决。但实际上，由于人类传播心理的复杂性及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机交互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往往始于技术，但又超乎技术。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聊天机器人技术的深度介入同样正在带来多个维度的潜在风险。

（一）信息真实性及内容导向性：技术发展的伦理迷思

与“超级百科全书”特性伴随而来的，便是对ChatGPT内容真实性的迷思，有人甚至质疑ChatGPT将成为虚假信息的“巨型温床”。尽管ChatGPT使用多技术手段提升其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客观中立性，但由于其底层技术的本质特点，不可避免地会生成错误内容、有不良价值倾向的内容，甚至伪造不存在的内容。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近年来计算宣传造就了国际假新闻的进一步泛滥，甚至使其成为国际信息战的武器。ChatGPT同样具有因为技术漏洞或黑客攻击生成国际假新闻的风险，加之跨国跨语际信息核查的极大难度，聊天机器人炮制出的国际假新闻将产生难以估计的巨量危害。ChatGPT在国际传播应用中如何保证信源、信息、交互等维度的可靠性（authenticity），将是技术人员与社会各界需要持续探索的议题。

ChatGPT“客观中立”属性的另一个维度，便是其在关键议题上的弱态度或无立场。传播行为具有导向性意义，对于国际传播而言，不同国家主体的价值导向往往失谐甚至相互冲突。为避免成为意识形态角逐的战场，ChatGPT规避了针对国家、民族的偏见言论与歧视表达，但同样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预设模棱两可的答案，这或将削弱用户对国际传播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辨认知能力，难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传播者的价值观引领能力。

（二）人机交互与人际交流的互动：助益还是压抑?

伴随着网络人际传播的发展，学界认为它已从能达到面对面传播的同等社交水平，发展为具有超越面对面传播的社交水平。当机器从传播介质成为传播主体，人们思索的问题不再是人机传播能否超越面对面传播，而是人机传播是否会取代人际传播。这让人对聊天机器人技术发展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免对人际交流的未来感到困惑。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ChatGPT可能优化跨国虚拟交往的感受及体验，对跨国人际交流形成助益;但也可能因其对传统信息获取及交往模式的重塑，反而压抑了个体跨越国界进行真实交往的动力。在信息检索场景中，ChatGPT因其过于简洁、集成的技术特点，或将减少用户主动接触国际新闻、主动查询与他国相关的原始文本的积极性;在内容生产场景中，ChatGPT因其强大的语际转换及智能创作能力，可能有损于用户在主动了解、学习各国国情并基于个体思考创作的过程中所实现的认知能力升维;在情感陪伴场景中，ChatGPT也可能因其对用户的顺从特征而成为“理想对话者”，降低个体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冲突的适应能力。

（三）从媒介霸权到人工智能霸权：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反思

在对技术之于传播的想象力一路高歌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冷静审视伴随技术的社会建构而带来的传播不平等问题，这在当前的国际传播领域体现尤为显著。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霸权、文化霸权，到当今的算法霸权和人工智能霸权，越发精准、智能的媒介技术也在创造出越发隐蔽、遍在的“数字利维坦”。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ChatGPT之于国际传播的结构性风险是显在的：在个体层面，用户的跨国信息权利问题、基于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知识产权问题、跨国传播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问题等皆有待商榷;在社会层面，跨国信息监管及内容审核、国家信息安全维护等问题仍需各国共谋合理方案;在全球层面，如何规避技术所有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避免因人工智能霸权加剧全球不公，这些问题恐怕都不仅仅关乎技术使用的表层视野。

四、作为国际传播场景的ChatGPT：走向与省思

ChatGPT的发展及其受到的社会关注提供了一个重要界面，提示我们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可能产生的长效影响。本文认为，以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会在今后的国际传播中承担体现主体性的信源、信道或传播者角色，还将在信息检索、内容生产、情感陪伴等多元场景中实现与用户关系的多维交织，在为国际传播创设多种机遇的同时，同样带来诸多风险隐忧。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言，可供进一步思考的命题还有许多，例如ChatGPT目前的运用存在面向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均衡状况，其受到的中文训练也显然无法与其他语言的学习相较，技术的不平等状况就可能为技术介入中国国际传播的效能释放制造屏障。实际上，国际传播的深度媒介化、技术化发展已经让我们意识到，在技术之外，仍有国家间关系等宏观环境因素与个体的跨文化共情等微观心理因素的影响，媒介技术的升级并非必然带来传播效果的升级。后续研究应当更为关切新兴技术对人类交往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系统考察媒介技术与宏观、微观因素的动态关系，审慎辨析其可能带来的多维影响，不断加深对国际传播目标、主体、模式、体系等内涵的省思，以此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的应对能力，促进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模式革新与能力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