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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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 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 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 乏安全感。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 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 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于是，所有 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 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 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 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 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 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 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 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 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 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 和社会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 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 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 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 。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 你才必须效忠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 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 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 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 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 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 。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相 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 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 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 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 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 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 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 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 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 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 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 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 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 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 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也 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 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 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 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 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 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 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 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 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 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 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 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 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 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 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 存危机。

【二】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 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 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 。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 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 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 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 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 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 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 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 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 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 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 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 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 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 向。

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 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 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 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重 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 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 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的政治秩序重 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 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 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 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 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 ，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 ”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 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 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 ”，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 。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 。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 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 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 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 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 只是经济的废墟。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 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 ，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 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 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 ，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专题评论】中国人集体焦虑的核心和根本还是体制问题

（lsx）​

网上看到一个署名云禧的帖子，谈＂中国人的集体焦虑＂。帖主分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一一分说，密密麻麻地说了许多问题。

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看似全面缜密，实际是把整体拆成零件讲解。问题的核心或根本不见了，只剩一些没有联系的零散现象。

人们早就讨厌把一切问题归于体制的陈说了。然而要说中国人欠安或集体焦虑，问题的核心和根本还是体制。

这种体制，就是用不受约束的行政力量，动员一切社会资源，目的是加速经济。它使整个社会的弦，绷到尽可能不致断裂的最大限度。为此，整个社会日益浮躁、不安、焦虑。

而人为的经济加速，类如拔苗助长。社会各方面投入了资源，产生的是大量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影响效率，而且出现的是分配不均。其中官商共富，几乎沒有不富的官和商，发展的成果不能均等地惠及众人。

尤其是那些没有赶上高速发展期、赤手空拳进入社会的新生代年青人，他们若没有老一辈积累的资源提携，几乎看不见哪儿还有足够宽广的上升通道。

这些都是不受约束的行政力量动员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它更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浮躁、不安和焦虑。

出现了一种声音，把问题转移到资本，怀念并希望回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人们抽象地引述马克思描述19世纪西欧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的名著《资本论》，而有意忽略体制的背景。

19世纪西欧工业化城市化问题，主要是法治面对突然而至并急速膨胀的工业资本，失去了应对和对其应有的约束。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是一开始并没有发展成熟的市场和市场力量，缺乏建设法治的土壤。行政力量既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又没有相应的法治约束，而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层层自我约束。

这种约束的特征，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和行政督责，一方面是崇高的道德激励。而且行政督责越严厉，道德激励也越高昂和越传统。一些熟悉古旧的儒家等级制道德的人士，就主张复兴儒家，并夸大宣传儒家是中国几千年的主导思想。

稍回顾历史，只要稍有历史常识，就可知道，中国自汉武帝以来2千余年，朝代更替形成了25史，儒家在历代图书目录中只是诸子之一，与经学另列，并没有被历代朝廷作为主导思想。而且从东汉班固叹息人奔＂利禄＂，到明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社会流行语，人们的道德面貌一直维持自然常态，并没有多少改变。儒学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些人颂扬官僚等级制以作谋食的工具。

退回到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也缺乏现代经济知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本是一种行政动员经济，它适用于产业链简单的工业化初期，而且是以牺牲人民生活的高积累低消费为代价的。中国在1970年代初完成工业化基础建设后，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规模发展县级国营五小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就放弃了不适应产业链大幅延伸的完全计划经济，走向了半计划半市场的公有制经济。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满足了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这是1970年代打破计划经济的重大发展的延续。作为国有经济补充的私营及个体经济，成为了增加市场供应和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如果退回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就可能很快出现短缺。为减少短缺，那就要减少消费，走苏联为维持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延缓人民生活改善速度的道路。这是与人民愿望背道而驰的。苏联的解体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不可能退回去、也是退不回去的。

怀念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此把矛头转移到私营和个体经济，转移到资本，既不切实际，违背事实，不只是加深社会的浮躁、不安和焦虑，还使社会出现撕裂和对立。

看看今日网上，人们为抽象、空洞、脱离现实的一些观点，争得像乌眼鸡似的。据网上视频，某大城市，还不是乡间小城，两位老人为与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俄乌战争，竟然打起来了。好像站队俄的老人更凶些，把站队乌的老人耳朵咬伤了。

这就不只是不安和焦虑。这背后还有恐惧。恐惧何来？来自人为的社会撕裂？这不是好事情。

前述帖主在分项列举了＂中国人的集体焦虑＂的种种现象后，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解决方法，也分为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3个碎块，满河都是滩，纲举目张的纲不在了。看来他是重精神的，故把精神秩序置于首位。但仍不是纲，与后两个秩序无逻辑联系。

这种满河是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腰痛揉腰，屁股痛摸屁股，头脚腰屁股一起治，一个也不落下，一个也不能少的办法，仍是一种浮躁情绪和焦虑，根深蒂固的急于求成病。

解决问题，先要找根，从根治起。

既然根是不受约束的行政力量动员一切社会资源，那就从不受约束的行政力量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入手，落实18届3中全会决议，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全部重点，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上。

政府要从市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来，不要去干预市场运行，而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所需的市场秩序，

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最该做的事。

市场经济建立在契约上，契约建立在诚信上，诚信要靠法治作保障。故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法治，市场就会混乱而无秩序。而混乱无序的市场无效率，还不如本身缺乏效率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

这儿就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用武之地。在未遇到厉疫、战争等意外的情况下，政府要集中精力建立宪政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社会涉及每一个人。政府要用法治，惩治每一个违反宪政法治的人，包括自然人，包括法人，一个也不能少。不能到处都是违反宪政法治的人和事，却无人闻问，无人治理。

要闻问，要治理，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当做的事。

只要政府不代替市场配置资源，而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了；只要政府为维护市场秩序，集中精力建立宪政法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了。满河是滩的问题，就会迎刄而解，不用搓脚摸屁股了。

当然，建立宪政法治，也要防止急于求成。不要政府重视什么，就来一个运动。运动就是动员。政府要克服运动思维惯性。

至于重建精神秩序，在宪政法治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宪政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就是精神秩序。如果违反宪政法治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合乎并维护宪政法治的声音哑然无声，那就没有精神了。没有精神，何来精神秩序？

所以要建立精神秩序，仍离不开宪政法治。而要建立宪政法治，是政府发挥更好作用，当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