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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去年开了自己的播客电台，每期都会邀请来5-8位的女性聊天，主题往往是生活中的小事。

比如讨论相亲，有女孩说，自己有一个相亲对象，双方家长已经在四五个月内互相约见了多次，但是那个男孩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桩相亲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她却还是在想“我这样是不是给他贴标签了？”或是“或许他真的特别社恐呢？”

比如讨论约会，有个当编剧的女孩说，自己对约会的要求并不高，90%的约会却都感觉非常糟糕。约出来的男性常常在见面后试图对她进行说教，“要教我怎么写剧本，或是给我发来写得一塌糊涂的诗歌小说让我点评”。但她有时候还是会想“是不是我上错了约会软件或是我还不够好，所以才总会约出这样的对象来？”

比如讨论花钱，有女孩说，在读大学时，男友自己超支花销买了昂贵的电脑，却指责她办美容卡是乱花钱。“我刚买了电脑，我们以后花什么钱呢？”她回去向朋友倾诉，朋友也惊讶地说：“你爱他的话，就是要给他花钱呀。”

这些播客里出现的女性，和张春接待过的接近500名女性来访者们一样，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感到“怎么都不对”的痛苦，且对自己的情绪反应非常不确信，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感到愤怒/痛苦/难受”。

她把这种感受命名为“女性抑郁”。

以下是她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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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谎言》中，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成长背景的女性，都在受一份自己的苦

根据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团队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的研究，女性抑郁症群体占总体的一半以上，约为65%。

我服务过500位左右的来访者，其中90%以上都是女性。其实在整个心理咨询领域，寻求帮助的女性来访者都达到了80%以上，这是一个压倒性的数据。媒体常会把原因归咎到女性善于表达、长于诉说。

而在我看来，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在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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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如子》中的做着家务的奶奶

比如说我遇到过接近70岁的女性来访者，她跟我说：“以前我要伺候老公、伺候孩子，我要上班。现在我工作也退休了，老公也死了，孩子已经成家了，也离开了家。现在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理论上来说，我想干嘛就干嘛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不知道我想干嘛。”

她更加根源的痛苦是，“我这辈子没有干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觉得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就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不同时间节点，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情况。比如如果少女时代很快乐，但是从结婚开始有这种感觉，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她和伴侣的关系，等等。

她说，从有记忆起就开始了。她家里是四个姐妹，一个最小的弟弟，她是家里的老四。那么确实，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她会被当成是一个多余的人。

但是她到了快70岁，才有余力来思考自己的痛苦。在此之前，她的时间都被服务别人所占据了。

这是典型的上一代女性的痛苦。那么那些条件优渥、自主独立的年轻女性呢？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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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与文中人物无关‍‍‍‍‍‍‍‍‍‍‍‍‍‍‍‍

我也有来访者是三十来岁的富有家庭的独生女，父母也很疼爱她，给了她最好的教育资源，她念完常春藤名校、进入一个海外的世界级大企业工作，工作能力很强，很快获得了升职。这样在别人眼里，什么都好的女生，但是在婚恋问题上，这一关也仍然很难过。

她说，她找不到对象，父母也很着急，她觉得自己很不孝。而且她的要求就两点，一个是要求是中国人，一个是他能在这里养活自己就可以。

我问她，你工作的环境里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男性，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中国人呢？在海外环境，这当然是有难度的。

她说这是父母的底线。父母以前只允许她找杭州人（她的家乡），后来逐渐放宽到浙江人，现在都已经放宽到中国人就可以了。她说，这个要求也不高，为什么自己就是找不到？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她也去约会过一些人，但是经常性地在约会中感觉被冒犯。比如说，对方要求三年内要生孩子，她说不行，对方就会开始冷淡她，直至两个人分开。

当一个两个三个男性都会有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她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别人都能很顺利地找到人结婚？是不是三年内生个孩子也并不过分？

她找到我的时候，给自己下的结论是：我在亲密关系上有些问题。

不止她一个人是这样，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符合世俗“优秀”标准的女性，都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求太高、在亲密关系上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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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与文中人物无关‍‍‍‍‍‍‍‍‍‍‍‍‍‍‍‍

男生不会这样想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印象深刻的男性来访者，他一来就跟我说，他女朋友有问题，老不搭理他，他认为女朋友有“回避型人格障碍”。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从书上看的。我又问，你们交往多久了？他回答说，相亲认识的，刚见了两面。

相反，女性总在反思、审视自己，随时准备解释自己。这两年，很多女孩的女性独立意识觉醒，这是一件好事。但我发现这同时带来了一些新的束缚。有时候，“够不够独立”、“够不够自主”也会成为她们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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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与文中人物无关‍‍‍‍‍‍‍‍‍‍‍‍‍‍‍‍

我曾有一个这样的来访者，她想要和自己看得顺眼的男性发生一个单纯的性关系。那位男性可能很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权力关系的倒置，于是质问她：你怎么只想着要性？我们就不能聊聊天吗？

这个女孩就很懵，她非常困惑，为什么这句话让她这么不舒服？

还有一次，有一个来访者，是网上女性主义话题的大V。她和男友已经交往了三年，男友却仍然不带她认识家里人，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女儿还没有准备好有一个新妈妈。

其实如果用常识判断，你会觉得：这男人有点问题。但来访者就觉得：我不是有独立意志的吗？怎么还会被这样巧舌如簧的男人哄骗？我当然可以离开，但是在离开或者放弃亲密关系的时刻，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和过去没有区别。

很多新的标准出现了，但是旧的标准也仍然存在。它们同时存在而又背道而驰，把女性的自我给撕碎了。

在我的女性来访者之中，唯一的共性大概就是：在城市生活、会上网。这两点使得她们可以向我求助。其他的年龄、阶层、身份背景等等，真的都非常分散。可以说，不管是什么背景的女性，都有一份属于她的抑郁要她来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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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与文中人物无关‍‍‍‍‍‍‍‍‍‍‍‍‍‍‍‍

经过授权，我可以分享一个来访者的完整故事，她说希望她的故事可以给到别人一些启发或帮助。

她生在一个北方大城市，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有弟弟和妹妹。她的家境其实是很富裕的，但这完全不影响她在家里的地位，她从小就承担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给弟弟妹妹洗衣、做饭。如果她不做，那做这些的就是她妈妈。

所以她一直都不快乐，患上了抑郁症，非常痛苦的时候，父母还要抓她去精神病院电击治疗。后来熬到念大学，她去美国读书，得以暂时性地脱离了家庭，交到了新朋友，一切看上去都在变好。到了2021年放假回家，她又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不能返校，整整两年。

这两年，每天她要继续给全家人买菜、做饭、洗衣服，和家里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在一次和家人的争吵后，她给自己找了个住处，一开始就只是对家人说要出去住几天。后来逐渐逐渐地，完全搬离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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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与文中人物无关‍‍‍‍‍‍‍‍‍‍‍‍‍‍‍‍

她搬出去的事情也带来一些争吵，弟弟和她吵架，对她吼：你知不知道你抑郁症搞得全家都很难受，你为什么不去死？类似于这样的话。

她慢慢意识到，希望家人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过去她非常痛苦的地方在于，她希望家人爱她、支持她、认可她，却怎么都得不到。到了某一刻，她放弃了这个期待，只能努力让家人少影响自己。

转变往往发生在绝望的时刻。她在家乡本来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友。但男友让她“不要念书了，早点回来结婚”（尽管男友自己还想要继续深造）。男友劝诫她“你要多来我家吃饭，要对我妈妈好”。男友到她的住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没吃饭呢”。

她决定和男友也分手了。这些决定都是她自己做出的，心理咨询并不能给她具体的“该怎么做”的建议，我所能做的常常只有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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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她觉得我也不能指望。她说：心理咨询虽然有用，但和想象中还不一样。我以前以为你会教我该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还是得我自己来。

这看起来像是在对我表达失望，但我听到是高兴的。我仿佛看到她像一棵年轻的大树一样抽枝发芽。

她开始用一些技巧生活，比如过去她问父母要钱时总是非常愧疚，有点含糊其辞的。之后她就开始哄着父母，和父母争取，目标很明确，就是多要一点，让父母支持她把国外的学业完成并且继续深造，她也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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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脱口秀、练拳，都是张春摆脱已有标准的方式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我曾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深受严重的抑郁之苦，曾经病重到三四天无法起床，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但为了我养的挑食的小狗多比，我在第五天，挣扎着走下八楼，去菜场买排骨，用高压锅炖一炖，狗吃肉我喝汤，就这么坚持了下来。

当时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对我说，这是我的心理有问题。

获得自由的方式，是我最终接受了“那些人并不爱我”。他们往往爱的是某个角色或某个身份的我，某个理想化的我。作为从小被教育“爱是重要的”女性来说，接受这个事实非常痛苦；但是我想，现在的女人如果想要过得好一些，经历这种黑暗是必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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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道上的家》，讲述的是女性在母亲身份下，压抑、痛苦乃至失控的故事

据我所知，在国内，抑郁症的诊断是有一些指标的。比如说你持续半个月以上的心情低落，比如食欲异常、睡眠异常等等，还有一些量表的测试。

“女性抑郁”，则是一种女性的普遍处境。当你身在这样的环境、人际关系、社会结构里面，可能没有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是会有抑郁的情绪。

现在，经过多年的科普，大众开始认同“抑郁症”是一种病，需要去看病、吃药，已经算是比较友好的观念了。但它也成了一个标签，仿佛人需要先诊断为抑郁症，然后才能获得帮助，才能正当地去看病和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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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道上的家》

但是女性抑郁的情况来说，很多人需要的是帮助，而非诊断。

这两年产后抑郁得到了很多关注。但你想想，为什么在“产后抑郁”的概念出现之前，没有人帮助她们，没有人想过这是个问题？

当一个女性产后抑郁，她抱着孩子要跳楼。这里面肯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她非常辛苦、非常痛苦，另一方面是她的头脑、她的神经递质出了一些问题，让她觉得这种苦难是到不了头了。

我们现在的帮助，是仅限于用一些药物来改善她的一些激素水平，让她的大脑可以多分泌一些多巴胺，让她不至于要去跳楼。但是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要致力于改善我们生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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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之恋》，讲述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生活苦闷的女性一子，开始习练拳击，无论输赢如何

我也听说了“发疯文学”的梗，很多女性也会对我讲述她们自己“发疯”的经历。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孩，男朋友的妈妈催婚催生，男朋友不发一言，她就直接借着一股劲儿直接回怼：十年内我都是不可能生孩子的。

我最近的“发疯”经历是：我每天都会路过一些在路边撒尿的男人。我决定去阻止他。

一开始我是很担忧的，我会检查，看到我手上戴了一个指虎，还比划了几下。我想着今天我要是去做这个事情，他有可能会打我。如果真的打了，那么我至少要能还一下手，我也要给他来一下。

我是怀着这样的决心，走到他的面前，然后盯着他说：“这是厕所吗？”

然后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而且阻止他的那一刻，真的很爽。现在我再去阻止那些撒尿的男性时已经无所畏惧。有时候我只是随便的“哎”一声，他们就会吓得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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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之恋》

当女性“发疯”的时候，其实是放弃了一个幻觉，叫做“所有人都可以审判我、惩罚我”。但很多女性的隐忍、小心，并不是为了获得喜欢，而是为了避免伤害。说到底，只是想好好活下去。这是我们根据多年生活获得的本能。

我曾经听一个来访者说过一个实验：对小鼠进行无规律的连续电击，并且让它怎样都跑不掉，那么小鼠很快就会抑郁。但如果让它跑掉了一次，它就很难抑郁。它曾经跑掉过，它也相信自己可以跑得掉。

这个实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局部微小的胜利可以带来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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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捏了一个自己的陶土小人

图源：张春的微博

1. 需要吃药，才能入睡，就是“可以入睡”。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楚，就是“看得清楚”。世界上的眼镜和药片，就是拿来用的。什么办法能帮你，你就用什么方法。

2. 自助的方式很多，可以搭建新的认识世界的框架。读书、运动，做园艺等等，都可以。心理咨询也是一种工具，但只是工具之一。

3. 相信你的痛苦肯定有道理，在痛苦里待一会儿。先痛苦着，再看一看有什么转机，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不要死，再活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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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和自己的小狗多比

4. 你不一定要精进、自我提升，成为更好的自己；不一定要足够“独立、上进、女权”。事实上，有可能这个躺在床上玩手机的你，虽然不尽如人意，也已经是最好的自己了。

5. 想躺着、想玩、想吃小蛋糕，怎么生活都是可以的，相信自己的感受和选择，你怎么都对。

6. 不再试着融入、理解这世界的所有规则，发明一些新的规则，相信已有的规则都不是为你而生。

7. 出现抑郁症状的时候，不要拖延看医生。抑郁症会使人越来越不积极、越来越没动力。观察自己有精神和没精神的规律，瞅准一个时机，跳上车，去医院。去正规的医院看病、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