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奥布莱恩（M. E. O'Brien）在这篇文章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追溯了1830年代至今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形态的变迁。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无论是在欧洲高强度的工厂制下，还是在美洲的奴隶制下，工人阶级都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式的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为了生存，他们探索出更丰富的集体居住、互相关爱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是异化的社会所迫，也带来了更大的性和性别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初的共产主义设想中提出“废除家庭”，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无产者的家庭已经被破坏了。但他们期待在废除资产阶级家庭后，人们自由选择的新家庭将依然是异性恋核心家庭。

为了形成积极的工人身份，便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后来的工人运动也主动采纳了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和性别规训，放弃了废除家庭的主张。在欧洲，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范式也是工人运动争取来的成果。需要有足够高的家庭工资才能让女性在家不工作。而在美洲，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非裔工人又遭遇了吉姆·克劳法，法律规定只有已婚非裔夫妇才能租赁土地，这相当于从经济上迫使他们接受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规训。

工人运动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却也牺牲了性自由和性别平等。女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相伴展开，但二者的诉求并不总能协调一致。在女性是否应当工作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俄国革命后曾在短时间内实践了废除家庭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但公社虽然破除了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却用国家权威的更大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取而代之。

1960年代末，性别和性解放运动开始从工人运动中脱离出来，独立提出自己的主张，宣扬爱欲本身的解放性，依据酷儿的互相关爱的共同体，设想废除家庭后的共产主义社群。这个时期的性别激进人士更是提出了反对工作的主张，认为必须把生存权与劳动分开，使劳动不再是强制的。只要人还要依赖工作生存，就不得不接受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规训，只有实现经济自由才能实现性自由。

然而伴随着197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工资下降，激进运动也被大幅削弱。种种解放运动开始失去反资本主义的宗旨，沦为单纯的身份主义文化运动。工资无法维持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了，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率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对于非规范性的爱与关怀关系的接受度讽刺性地再次提高了。这类似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绝望的症状”。在关系碎片化的时代，新的保守主义者把对过去生活的缅怀投射进对传统的家庭范式的呼吁中。

纵观历史，更好的工人权利和更大的性别自由有时会处在此消彼长的张力下。文末作者强调，对性和性别自由的争取不能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分开：只有当人对浪漫关系和家庭形态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时，积极的自由才可能实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或许能从性别规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基础。

本文原标题为：《To Abolish the Family：The Working-class Family and Gender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1930年至1940年苏联的幼儿园儿童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尔写道，“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1】。废除家庭的呼声自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无产阶级斗争，为性别解放和性解放提供了一种视野——它不断被其他策略和战术导向推迟和取代。废除家庭的说法呼唤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几乎不可思议的改变。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人必须逃离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家庭是抵御市场与工作的残酷性、种族主义警察和把人驱逐出境的官员的支持与关怀的唯一来源。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世界上存活；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到他如何理解废除家庭的呼吁。

不知道一个家庭（a family）是什么样，或者或不知道家庭本身（the family）究竟是什么，使废除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对马克思来说，任务是要废除教会、国家、家庭（三个一组，格外突出的秩序集团），并最终废除冷漠的市场规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废除一词是aufhebung，它经常被翻译为“替代”，因为它同时有保存和破坏的含义。废除不等于破坏。在废除家庭的运动中，被取代和被保留的分别是什么？

与其把家庭当做一系列静态的标本盒，从句法上分析它的不同定义，我认为在废除家庭的口号的转变的背后，有一段历史性逻辑的不断展开，它可以同资本本身的动态关系联系起来。激进人士所说的“家庭”也是个不断演变的模式。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衰——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及其共产主义的超越性视野相对应——家庭也具有一连串的阶段。资本主义历史上工人阶级家庭变化的动态关系，可以解释革命者对家庭的批判的不断变化，最终也能说明性别自由的视角的变化。

家庭承载着在短促、异化的社会中生存的矛盾，它既是安慰也是绝望的来源。如今，废除家庭的口号已经成为对酷儿爱情普遍化（作为规范性制度的瓦解）的呼吁，以及朝向所有人的性别及性自由的迈进。废除家庭或许是对共产主义下真正的人类社群中的人类关怀的概括。

1.欧洲的工业化与美洲种植园

再生产危机，1840-1880年代

1842年，一名22岁的德国资产阶级青年来到了曼彻斯特繁荣的工业中心。他在那里待了两年，试图理解英格兰的新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把英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德国新工业中心形成，不久将遍及整个欧洲。他与人交流、读报告、在街上漫步。他试图表达他对无产阶级境况的恐惧：

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灰尘，门前倾倒的污浊液体汇进恶臭的水池里。这里住着最穷的穷人，收入最低的工人，小偷和卖淫受害者们成群挤在一起，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人或者爱尔兰裔，那些尚未陷入包围着他们的道德毁灭漩涡的人们，每天都被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无力抵御令人消沉的匮乏、污秽和邪恶环境的影响。

他意识到，工人阶级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在这种条件下，下层阶级怎么可能健康长寿？除了过高的死亡率、接连不断的流行病、劳动人口体质的逐渐恶化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死得早，无法产生下一代。恩格斯记录的状况（疾病、过度拥挤、工作场所事故、饥饿、儿童死亡）使得无产者无法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只是由于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入，人口才保持增长。统治阶级的评论员、早期社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倡导者统统都谴责了工业工人阶级面临的状况，他们觉察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恐惧【3】——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随着城市化急剧下降。对于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在内的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来说，工资仅够维持日常再生产开支，而不够他们的代际更替。【4】

19世纪初，工作的两次重大变化造成了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工厂的发展引来儿童、未婚女性和男性外出工作；已婚妇女则在家从事有偿的转包制造工作。整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工厂迅速发展。19世纪初期，许多工业部门（如1816年的英国棉产业）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工人是不到青春期的孩子。直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有15%的法国纺织工人还没到青春期。【5】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受雇儿童是通过工人阶级男性转包的、跨代工厂劳动团队被雇佣的。儿童往往由男性家庭成员或朋友管理，在松散、扩大的家庭关系中，儿童受到男性暴力的规训，但管理者的权威有限。

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立即离开工厂的工作，不再回去。在欧洲和美国都几乎没有年轻母亲外出工作。【6】美国白人女性一结婚就会离开工厂，而不是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7】1890年，白人女性结婚后的劳动参与率从38.4%下降至2.5%。相反，女性会在家里从事有薪工作，管理寄宿者，干“外包活”，或在家里从事“包出（putting-out）”生产：

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8】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外包工作的性别结构：“花边整理的工作要么在所谓的‘老板娘’家里完成的，要么女性在自己家里，有时是在她们的孩子的帮助下完成。"【9】

恩格斯担心城市的贫困正在扭曲无产者的性别和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潜藏着各种没有说出口的性恐惧。他反复提到卖淫——道德堕落和性腐化的症状。他也暗示了住房过度拥挤的条件下的乱伦和同性恋的威胁。这种堕落并不仅限于从工人阶级整体中分流出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而是整个阶级范围的危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革家普遍认为，工人阶级若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主义，包括采取更接近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样貌，将为恶劣的健康状况提供必要的解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拒绝了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未能触及工业雇佣这一根本原因，且资产阶级道德主义总是一种骗局。社会主义、推翻资产阶级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的来说，这些动态关系意味着可识别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明确单位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解体。工人阶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亲属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和住房，分享资源，或决定移民。但是无产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化的义务、关怀和支配系统。

家庭暴力

暴力和互爱在各种家庭模式中交织在一起。所有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关怀、爱、情感、性和物质资源共享的关系。阶级社会迫使这些关系采取各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资本主义的市场依赖逻辑和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迫使这些爱的关系呈现一种半强迫、半选择的人际依赖的特殊结构。就业不稳定的工人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来度过长期失业；同样，儿童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往往要依赖他们和某个有工资的人的个人关系存活。此外，自由的雇佣工人通常要靠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找工作，这些网络会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帮助人找到并保住工作。这些关系可能是真正关怀的来源，但不可避免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常常受到暴力、虐待和支配的威胁。对于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来说，威胁或许就隐含在促使施暴的社会机构的结构中。个别的家庭实际上可能并不暴力，或者不常出现暴力，但家庭作为普遍存在的机构依然可以系统地促成并准许暴力和虐待。关怀和暴力支配的结合，是阶级社会中一切家庭结构共有的双重特性。

在欧洲农民社会中，男性支配和性别暴力体现为不同于后来的版本的特殊形式。农民家庭中性别分工程度相对较低，男女都从事各种形式的家务、农场和工作。一户人家往往有多代人，或者是大家族，人们不通过家庭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别的生存方式。男性是一家之主，占有妻子、孩子和他们的劳动。他们可以选择通过对妻子和孩子的暴力来行使他们作为户主的权力。反过来，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又屈从于封建领主的暴力。领主和封建国家依赖暴力，这是它们的阶级统治和经济剥削的主要特征。封建制下由父亲支配的家庭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类似，其权力的基础也是暴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侵蚀了这种农民家庭，并调整了与之相对的贵族家庭。

随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的混乱的无产阶级化之中，暴力的作用变得更加多样了。领队的男性工人会用暴力规训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男性又可以用暴力支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各个家庭成员。性工作者和其他非正式工作者会遭受顾客和警察的暴力。所有无产者都遭受来自雇主的暴力，以及来自负责社会控制、工人规训的国家代理人的暴力。

然而与封建制度不同的是，暴力不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积累财富的必要手段。暴力仍然渗透在英国无产者的生活中，比如那些反流浪者和穷人的残暴法律。但是一旦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起义被压制，他们不再有别的方法养活自己，“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就开始找工作。封建领主需要私人军队才能每年向农民征收，而资本主义雇主则可以越来越多地不再使用武力。暴力逐渐从工作场所中分离出来，转而集中在国家代理人手中——警察、国家军队——或者在家庭中私下存在。

当然，直接的暴力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下，也就是新大陆的奴隶制中是更关键的。【10】在南美的奴隶种植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省去了一切把生育纽带自然化的借口。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这样描述了奴隶制下碎片化的家庭生活：“母亲和父亲被残忍地分开；孩子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被打上烙印，通常会和母亲分开……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通常是没有血缘关系的。”【11】

一旦奴隶有了孩子，奴隶主的财富就扩大了。这暗含着作为资本积累和工作过程核心的代际再生产的动态关系。大多数奴隶都不能有效地主张任何形式的父母权利，奴隶出售往往会把家庭拆散，造成所谓的“生而异化”。在美洲，被奴役者中的父亲的权力会受到严格限制，正如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写的，“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可以被合法、绝对地从他手中夺走。”【12】戴维斯同样指出：“除了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以外，男性至上主义的结构不能深嵌入奴隶制度的内部运作中……因此，黑人妇女彻底加入了生产。”【13】相比之下，美国白人妇女仍被看做是属于保护性的家庭范围。无论一个北方家庭有多贫穷、绝望，白人农场的妻子都很少出来收割庄稼。

19世纪，资本主义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无产者的血缘纽带正因工厂劳动的贫困化、城市过度拥挤和工业资本主义而破裂。大西洋的另一边，种植园农业把被奴役的黑人工人的代际再生产商品化，使他们生而异化。受奴役无产者和受雇佣的无产者的亲属关系对精英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也很难被法律承认，很难符合精英的社会期望。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反常都被看做是与有产阶级的性别与性规范的巩固相对立的，后者在财产继承和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结构鲜明的家庭。废除家庭的要求也是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呼唤，虽然它没有参与进与美国南部奴隶主农业精英的对抗，但也间接和它相关，因为废除家庭是与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被奴役的工人和有薪工人之间的差异很大，种族的鸿沟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但尽管有差异，英美两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已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两个地方，废除家庭的呼吁都显然是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精英和英国的工厂主——的一种手段。

摧毁资产阶级社会

人们可以把废除家庭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碎片化对无产阶级家庭的破坏区分开，前者是积极的取代，后者是消极的破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把无产阶级家庭摧毁了：

现在的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在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家庭的完全形态只存在于资产阶级中。与这种家庭互补的则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实际缺失，以及公开的卖淫。【14】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的主导理论化，而这正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家庭是不可能的。

要求废除家庭是向资产阶级社会开战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依赖于教会、国家和家庭，对它们的三重废除是共产主义自由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明确了资产阶级家庭的主要特征：只强加于妇女的虚伪的一夫一妻制，把妇女看做被动的财产的性别不平等，在浪漫爱情的幌子下以金钱利益为谈判的动机，父系财产继承，还有以积累家庭财富为导向的养育。

废除家庭的要求在《废除一切继承权宣言》（The Manifesto for the “Abolition of all rights of inheritance”）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15】资产阶级家庭是一种管理资本家财产的转移和持续的手段。资产阶级父亲把一夫一妻制强加给妻子，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是自己的，并维持继承有序。对遗产的承诺和财产的赠与，是资产阶级父母对子女进行终身控制、在子女身上再生产他们的阶级身份、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手段。家庭是由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孩子属于父母，正如妻子属于丈夫。恩格斯设想，摆脱继承将会剥夺家庭的物质基础，是废除家庭的核心机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为真爱、完全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提供基础。随着财产和物质的生存问题被从亲密关系中移除出去，人类可以发现他们自然和内在的性。共产主义下的性行为将只由未来的公民自己决定：

那些人活在世上，将不会考虑如今的其他人认为他们应当做什么；他们会决定自己的实践以及关于每个个体的实践的公共观念——仅此而已。【17】

这里对解放的呼吁是明确，但同时恩格斯也提出了一些更有问题的主张。废除财产和资产阶级家庭将使人类自由地追求其内在的性倾向，未来的人将自由地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卖淫将消失；一夫一妻制与其是会崩溃，不如说是会最终成为现实——对男性也是如此。”【18】婚姻将在共产主义爱情中真正实现：“由于性爱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尽管目前这种排他性只在女人身上充分实现了），基于性爱的婚姻按其本性将是个体婚姻。”【19】

从财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类也将从资本主义卖淫的性过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离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过激的性保守主义只有几步之遥，后者认为性别偏异（gender deviancy）和同性恋都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对新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表示蔑视和嘲弄，他们的书信里含有大量对他们同时代人的反同性恋的污蔑的说法。尽管他们都关心妇女解放以及虚伪的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残酷性，恩格斯却无法想象也许在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并不会作为自然的人类条件重新出现。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神圣家庭和世俗家庭，或许会产生一些并不那么像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单元的东西。

酷儿的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恐同”也显出一些模糊性。在1869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提到了同性恋激进人士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的一本书：

这里显出的情况是极不自然的。鸡奸们已经开始重视自己，并发现他们是国家的一种力量……他们一定会取胜。现在的口号是“Guerre aux cons, paix aus trous-de-cul”。幸好我们就个人而言，已经老得不用害怕等到这个政党获胜的时候，我们得得不得用身体向胜利者致敬……到那时，情况对我们这种对女性怀有幼稚嗜好的可怜的前线人来说会变得很糟糕。【20】

这里表达的鄙夷是明显的，但也可看出他们自己对于落后于即将来临的酷儿革命的自嘲，反思着他们对自己的落后的忽视。【21】我要花一点时间来描述这种担惊受怕的幻想，以及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19世纪酷儿的可能性的其他路径。

尽管卡尔·乌尔里希没想过要呼吁酷儿专政，但马克思很可能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性乌托邦。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傅立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赞同地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自然标准。”【22】但他对傅里叶捍卫性自由的主张似乎就不那么赞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资产阶级对于废除财产将导致“女性自由共同体”的恐惧，他们指出恐惧隐含的逻辑是资产阶级认为女性是财产。但他们也含蓄地拒绝了傅立叶乌托邦社会主义政治中对自由恋爱、开放关系和性愉悦的强调。

夏尔·傅立叶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其中，爱欲和欲望是社会变革、社会凝聚力和人类实现的机制。傅里叶对资产阶级家庭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认为永久且不可逆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痛苦、社会混乱和绝望的根本原因：“对于把沉闷、贿赂和背叛引入爱与愉悦的关系来说，难道人们还发明过比孤立的家庭和永久的婚姻更有效的东西吗？”【23】相反，傅立叶提出了一个基于“激情吸引理论”的理性社会，对人类欲望和人格类型的仔细研究，以平衡愉悦的来源并创造一个和谐的乌托邦。

傅里叶不那么有名的另一个观点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情爱世界”，其中爱欲是新秩序的核心。社会的结构不仅要满足所有人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最低标准”，也要满足“性的最低标准”，即为每个人的性需求提供社会保障，以便为真正的、非操控性的爱提供基础：

当一个女人所有的性需求都得到满足，当她能得到所有渴望的肉体情人、狂欢和迷狂（既有简单的也有复合的），那么她的灵魂便会有足够的用于情感幻想的空间。这样，她便会寻求纯净的情感关系来平衡她的身体快乐。【24】

傅立叶想象设想了一种完全基于性无私的贵族娱乐，他们给在性上被忽略的人带来有技巧的愉悦。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队爱的给予者在新十字军东征中穿越大陆，到访社会主义城市，参与情爱之战。他们让两厢情愿的囚徒乞求精心准备的情色惩罚，这些惩罚是用以展示捕获者的高超技巧。最终这些勇敢的性冒险者会在有频繁的群交中开始他们的成年生活。

这种对公开的爱欲自由社会的激情号召，也体现了傅里叶的作品更为人知的一面：号召建立起有意设计、精心组织的集体住房安排，让居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和娱乐。白天，人们一起从事专业的集体生产制作，用共同劳动和协作来提高生产率。他们也一起分担再生产的劳动，吃大锅饭；晚上则共享群交的愉悦以及其他性的连结。傅立叶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愿景，把集体生活、共同分担再生产劳动和自由恋爱联系在一起。他的首批追随者在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建立了许多公社。整个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运动的公社也再次体现了傅里叶的设想的关键特征。

傅立叶被恩格斯指责为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他缺乏对无产阶级这一行动者——是他们追求、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很快便会得出结论说，产业工人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人物。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那些年间观察到的，并不是一个由工厂生活规训的统一、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众，而是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刺耳声音。由无产阶级“性偏异”的增加所激发的共产主义团体，体现的与其说是恩格斯对自然的一夫一妻制的倾向，不如说是傅立叶的酷儿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对手把性和性别偏异理解为对公共秩序、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日纪律的稳定性的威胁。迅速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产生了大量集中的无产者群体。这些人见识到了社会习俗的颠覆以及对农民生活的控制，他们没有投身于资产阶级的习俗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内工作，在通常施行性别隔离的行业寻找工作；在季节性周期与繁荣和萧条循环中长时间地努力干活。工作之外的时间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状况是从未有过的。克里斯·奇蒂（Chris Chitty）描述了在繁荣城市的港口和街道上的大量同性恋情色的机会：

大多数男性不规律的工作和极低的工资，使他们成为嫌恶家庭责任的游牧人口……同性恋往往隐藏在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性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中……因此各种恶习委员会都打击同性恋和卖淫，因为两者都可能威胁到婚姻单元。【25】

在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共隐私下，同性恋性扩展开来，有时是在无产者之间，以乐趣和愉悦为目的；有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作为紧张、违法的货币交易；有时是在有产者之间，在寄宿公寓和起居室的私人空间里。

在工业化城市的卖淫和性亚文化中，人们捕捉到了新形式的性别越轨。一系列和变装有关的词汇出现了，除了顺性别的性工作者，新的跨性别女性、性别偏异者也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街上：Mollies（译注：指女性化的gay），Mary-Anns（译注：异装癖），他-她女士（he-she ladies），皇后（queens）。他们在街上向资产阶级出售性服务，躲避警察，参加暴乱，定期举办变装舞会，并在遍布伦敦的约2000家专门提供男性性服务的妓院里工作。

许多无产阶级女性也开始卖淫，顾客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男性。反性工作者的英国传染病法案的出台以及要求废除这些法案的运动，留下了大量关于性工作者的档案，展现了无产阶级女性在工厂劳动和性工作之间的流动性。性工作能带来比制造业更高的报酬【27】，许多无产阶级女性都时不时地卖淫，她们同时也与家庭和邻里维持着积极的强纽带。传染病法案恰恰是切断这些纽带、孤立性工作者，把她们当做偏异者与体面的工人阶级区分开的生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刚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带来了新的家庭观念。黑人无产者抓住他们的自由，运用他们在奴役期间形成的各种浪漫关系的规范，建立起新的家庭和性关系。在美国内战后收集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政府记录中，历史学家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结构比同时代农场或工厂中的白人更加多样化。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的许多黑人情侣都以“情人”或者“试婚”的关系“交往”，或者以非婚姻的、暂时且往往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浪漫关系“同居”。在这些暂时的关系中，情侣也会共同抚养“情人小孩”。【28】这种情况（尽管称呼不同）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可能很熟悉，但在1870年的白人家庭中却很少见。政府代理人、传教士、警察和新兴的体面黑人都试图竭力干预这种非正式的结合。接受一些联邦和教会服务的黑人情侣必须合法结婚，不久就有黑人因违反婚姻法而被调查和起诉。

对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扩大的性偏异和家庭异质性的认识，指向了另一种性别政治，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根本上追求的不同。试图在合法婚姻狭隘的体面性之外共同生活的黑人家庭、朝去剧院的人群起哄的异装的跨性别女性、在小巷里做爱的水手和工厂工人，以及巴黎公社中开救护车的妓女，都指出了摆脱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另一条道路。这里，工人阶级家庭的废除没有带来家庭的自然化恢复，也没有那种即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的性别保守主义。这些无产阶级性偏异者倾向于一种不同类型的酷儿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随后几十年的工人运动中却消失了。

2.工人运动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时，指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新兴的工人运动开始把提高家庭工资作为核心要求，由此确保了实现体面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所需的底线。从188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工人阶级身份，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规模庞大且稳定的政治组织的基础。【29】无论是在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还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中，工人的身份都为统治权力和能力的主张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参与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废除自己，而是试图实现一个从工业雇佣劳动的推论得出的世界。这些要素是包括大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个潮流，直至1960年代末的起义的共同视野。

工人运动典型的家庭理想，是一个男性挣钱供养一个没有工资的家庭主妇、供养孩子上学，他们的家庭是体面的道德与性规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这种家庭模式而奋斗的，在斗争占优势的时期他们确实成功了。这种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加上与之相伴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及政治胜利，为工人阶级的代际社会再生产的维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新条件。即使对于在经济上做不到把妻子或母亲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工人阶级家庭，这种家庭模式的关键要素对于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的体面性来说，也变得至关重要（而这在以前的时代是罕见的）：不与和家庭生活在一起；尽可能争取单户住宅；男性控制家庭财务；在孤立的家庭结构和住所中，父亲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性虐待不再受到邻居的监视；妻子则承担着无报酬生育劳动的全部责任。

这种家庭结构是一项巨大的胜利，它提高了数百万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水平，并为稳定的邻里组织、持续的社会主义斗争和重大政治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工人运动区别于流氓无产阶级、黑人工人和酷儿的手段。这种家庭形式将为美国白人身份和中产阶级财产所有权提供性和性别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这种家庭模式称为“男性养家糊口（male-breadwinner）型”或者“家庭主妇型（housewife-based）”，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同时依赖于男性有薪的劳动和女性无薪的劳动。由于工资纽带对于这种模式的维持来说至关重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家庭工资”模式。

在1880至1890年代间的欧洲工业中心，多个因素共同为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创造了条件。【30】在对混乱的工人阶级叛乱的恐惧下，工会、工人党派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赢来了一系列规章、举措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带来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结构变革巩固了工厂的有薪生产，把儿童和已婚妇女从有薪劳动大军中驱逐出去，并降低了消费品的成本。

工会的鼓动和组织，赢来了工资的显著增长以及工资份额的增长，生活水平全面地提高了。更高的工资使得只依靠一份工资生活的家庭成为可能，这把体面的工人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区分开来。关于男性养家糊口家庭的愿景给工人、雇主和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团结。1890年代，工会明确地把“家庭工资”的要求作为提高工资的合法基础。这一呼吁也引起了他们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共鸣——正因为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怀有资产阶级的愿望。在男性工资较高的同时，工会也组织起来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行业之外，作为防止竞争和工资下降的一种手段，1880、90年代间他们成功把妇女排除了。男性工人阻止女性就业有着合理的理由：在工会没能阻止女性就业的地方，工资会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和女性的工资较低而大幅下降。工人阶级男性比女性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使工人阶级家庭有更合理的理由把精力集中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有薪工作上。【31】

随着工资提高这一政治进步，资本主义竞争也压低了消费品的价值，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这进一步改善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之后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工人阶级消费品的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很多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当雇主开始试图更全面地控制工作流程、取消工作团队，他们也大幅减少了对儿童的雇佣。基于团队的工作模式的结束，逐渐与限制童工和儿童工时的政治运动重合。离开了工厂的孩子们进入了新的义务性公立学校系统，学校又进一步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家庭理想。

制造商逐渐把生产从家庭转移出去，整合进工厂中，这结束了能让母亲在家从事有偿劳动的外包系统。适合母亲的有偿工作消失后，母亲越来越多地在家中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只有在分娩前或孩子长大以后，妇女才能从事有偿工作。工厂和家庭之间的这种日益扩大的分工，巩固并加强了一种关于工作的特殊的性别化的、主观的理解：有薪劳动男性化与无薪的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很关心妇女工作的腐化性，这体现出一种关于家庭生活该如何组织的观念。随着18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权力的种种变化，工人阶级的其中一个阶层实现了这种家庭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性别分工。

在社会主义组织的推动下，市政府为这些新的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建设了基础设施：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安全的住房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这些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疾病和死亡率，使工人阶级能在更远离工厂、更舒适的条件下生活，形成更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这也进一步把他们与穷人区分开来。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允许、激励并迫使工人阶级家庭采取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这为一种肯定性的工人阶级身份提供了性与性别的基础。在1873至1914年的家庭账单中，欧洲各阶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收入中，由一名成年男性提供的份额显著增加，通常稳定在70%至80%左右。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的巩固时期似乎是已婚妇女经济活动的一个U形低谷，在1910年至1920年间达到最低值。【32】

这种家庭范式为工人运动赢得的体面性是不可低估的。工人阶级经常被描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非人，智力和文化能力在根本上低下，完全不适合参与任何形式的治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种族征服和意识形态混在了一起，固有的基因劣势的观念被当做反对黑人、移民、犹太或爱尔兰工人的武器。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赢得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尊重，以及在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尊严，对于一场更广泛、最终有效的斗争来说是关键和必要的——包括取得投票权和参政权，使工会活动合法化，让工人阶级生活的许多方面去罪化，以及显著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降低婴儿死亡率。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体面是走向全面社会主义和全面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步。在今天，“体面”往往意味着政治保守；但对于参与工人运动的许多人来说，这曾经是一种获得实质政治权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对社会的一种革命性改造。

这种家庭模式是一种“范式”，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体面性的衡量和标志。母亲继续在家中或家外从事有偿工作的家庭会面临邻居的谴责，以及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排斥。与此同时，男性工人开始把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与父权制的自豪感、成就感和自尊联系起来。工人们追求这种家庭结构，以便宣称他们的工资的道德维度，让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倾向于工人的法规。家庭主妇成为工人阶级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主要组织者。赋予这种家庭结构以道德合法性，也是工人运动得以将其影响力从工作场所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一种手段。

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由雇主在19世纪末设计和实施的。大多数雇主对工人的非工作时间、家庭选择和家庭安排缺乏直接控制权，也反对把家庭看做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功能主义观点。除了偏远地区的公司市镇以外，雇主似乎并没有想争取这种控制权。这种家庭模式也和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在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扩大无关。包括继承权在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关键要素，对绝大多数无产者来说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意义。这种家庭模式是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

工人运动的一切因素，也包括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从来都不是普遍共有或普遍可获得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才是大多数无产者可以获得的。但在1880、90年代，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工薪阶层中迅速增加，并成为许多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主要家庭模式。也有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被落在了后面。最底层的工薪阶层家庭从来没能取得足以靠一份工资生存的收入，这就要求母亲们继续从事非正式的有薪工作，或者在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找平衡，忍受着富裕邻居的评判。工人可以通过把他们的运气和流氓无产者、殖民地人民作对比并感到宽慰。这基本上是一种种族化的异性恋本位（racial heteronormativity）的逻辑，一种把性偏异者和性工作者排除在阶级的自我观念之外的逻辑。换句话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下的核心家庭不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那样，被看做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机构，而开始体现并标定出文明的白人和未开化的其他人的区分。到了19世纪中期，性工作者和酷儿与同阶级的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发生了变化，性偏异者越来越被排除在体面的工人阶级生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