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讨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非常精明的企业家有时会集体犯错误（见《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何以会走到今天，而且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步其后尘。本文将首先谈论一般性的市场的因素，然后再讨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的那些独特的因素。

就一般的市场因素而言，这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说，经济学家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

下面我们援引他的几段话：

在市场经济中，商人最为重要的一个职能是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一句话，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在着手一项投资或增加生产线时，企业家必须估计现在的、未来的成本和未来的收益，然后，做出评估。

市场经济包含一种内置机制，一种自然选择，以确保优秀的预测者得以存在下去、欣欣向荣，而清除那些劣等的预测者。因为，优秀的预测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就越大，他们可用以投资的生产方法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数年下来的亏损将会驱使那些糟糕的预测者、企业家从生意场上淘汰出局，并迫使他们加入工薪阶层。

通常，我们可以预期到，不会有很多企业都遭遇亏损。那么古怪的事情是，你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周期性的衰退袭击，尤其是急剧下降的萧条时期，生意场上是如何遭遇大规模、成群结队的亏损的？那些以前一直精明地赚取利润、避免亏损的企业家，什么时候会突然惊愕地发现他们（几乎所有人）遭受着严峻、难以解释的亏损呢？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是上面所提炼出的问题：为什么有时精明的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或者说，是在大面积亏损发生之前，他们全行业集体性地发生了什么错误？

有意思的是，在探究这种错误发生的原因时，中国读者的反应（我文章中的留言）与罗斯巴德强调的因素非常不一样。罗斯巴德的本意是分析银行制度和繁荣期信用扩张的影响，而中国读者更加强调的则是行政权力与政策在当中的作用（见那篇文章后的留言）。不过，尽管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企业家的错误源于外部信号的特点，如果从自身找原因，可以说源于对这些信号的捕捉、理解与把握。

一句话，源于对信号的误判。问题是，集体的误判是如何发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企业家的活动是一个追逐和把握信号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信号做出反应的过程。差异是在于，不同背景下信号的种类和特征是不一样的。罗斯巴德从休谟和李嘉图的分析出发，发现其关键密码存在于商业周期那种神秘的从扩张到收缩的转换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在其中的运作，以及由信用扩张而发出的误导性信号。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市场信号固然是重要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信号所起的作用要更为直接。

但市场信号与政策信号的特点是很不一样的。市场信号是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然给出的，因而是散射性的、多样化的，甚至是缓慢而渐进的。而来自行政权力的政策信号则是人为的、单一的、聚焦性的，有时是突如其来发生的，甚至其转换也往往是不期而至。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导致中国房地产陷入今天困境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政策鼓励或默许下的蜂拥而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第二，赌政策。蜂拥而上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拥挤、产能过剩。但大家都在相信政策的力量，在房地产中的独特逻辑就是，相信只要我做得足够大，欠的债足够多，政府就不会允许我倒下。也就是赌政策。问题是，过去还曾经多次赌对了。第三，政策的变化会突然而至。微观上多次赌对了，而宏观上的问题却积累得越来越严重，于是，三条红线从天而降，全行业处于资金枯竭状态，本来能交的楼也交不了了。

对信号的误判，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的房地产，其实也包括其他在某些阶段上的热门行业，往往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这种政策信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和模糊。我们的许多政策往往都是以精神、原则的形式出现的，要靠自己去理解。

这样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奇特现象：由各种机构举办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学习班、培训班遍地开花，很多企业家也热衷于参加这类学习班培训班。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对政策精神的讲解。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策就是指导人们做事情的，要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做出规定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人们去努力琢磨和理解呢？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介绍过弱信号这个概念（见《破除信息茧房，对弱信号保持敏感》），并讨论了弱信号与强风险的关系。弱信号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尤其重要。其原因，就和上述因素有关。

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

一个是地方债务，一个是房地产，成了今天人们最担忧的两件事情。其他的事情还可以慢慢来解决，还可以用缓一缓的方式喘口气，而这两个问题则刻不容缓。

这里只说地方债务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讨论过一个天问式的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几十年，按说是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为什么现在企业是一身债，政府是一身债，老百姓也是一身债？那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我曾经用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确实很快，确实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的相当一部分犹如水泥一样，又和大量的水即债务搅合在一起，浇筑成大量的建筑、铁公机和美轮美奂的城市与景观。老实说，我们享受了这一切，但问题是，这一切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带不来流动性，带不来收益。这就是现今难以为继的原因。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的追求。什么追求？一是美轮美奂，二是快马加鞭。

我们可以用一个案例图解一下我上面说的意思。这个案例来自网络，我用蓝色字体转引如下：

坐标云南。云南有九大高原湖泊，这几年为了整治高原湖泊已经投入巨额的财力和物力。这件事就发生在水质最好的一个湖泊旁。

17年以后，为了让该湖泊水质能长远保持一类，该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环湖拆迁工作，沿湖直线距离200米以内的建筑物全部拆除，上万的群众，都搬离湖边。但上万名群众搬迁涉及的费用就是一大笔，所以政府就发行了专项债20多个亿。当时全县财政收入一年才4个亿左右。

后面还有许多配套工程，什么安置房，雨污分流工程也发行了专项债，其中有一项是环湖湿地公园的建设。环湖湿地公园当时的构想是在被拆除的村子区域建立湿地公园，把入湖的自然水流（流过城镇的河流溪水）引入湿地公园，用多种植自然净化，再流入湖里。

这项工程，可以说一举多得，美化景观，增加景点，净化水质。于是，该湖的北岸就开始轰轰烈烈的湿地公园建设中，2021年初，美丽的湿地公园进入收尾阶段，上万亩绿色植被花卉在北岸艳丽的盛开。不得不说，真的很美丽，和清澈的湖水交相辉映。而且北岸湿地公园全免费，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的到来。

可好景不长，2021年中旬，因滇池事件，这个湖泊也受到牵连，督察组一到，就要求把北岸湿地公园全部铲平，要在2个月内恢复成农田。（原来是被拆除的村子房子旧址，现在要求种水稻）。投资2亿的湿地公园就这样打了水漂。
结果是，领导换了一批又一批，原来铺的摊子越来越大，年财政收入仅4亿的小县城，在几年间就负债百亿。其实，类似的事情可以说相当普遍地存在，而目前很多地方的债台高筑，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错，我们享受了这种建设的成果。喜欢旅游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走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道路也非常好。在城市中，无论你是流连在街头，还是在商场购物，都能无时无刻感受到高档和豪华。于是，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比那些发达国家还现代，还漂亮。

这一点都没错。但我们忘记了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真的到了考验享受这样的现代和高档的时候了吗？2022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2000美元出头，在世界上排名第63位。这里面是不是多少有点不对劲儿？

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位网友在我文章后面留言，讲述他第一次坐高铁的感受。他说，第一次坐这样的火车，豪华、高端、充满现代感。和印度那种很多人都有印象的坐火车的拥挤情形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感叹过后，他脑子里又出现一个问号：难道我们真的发达到可以享受这么豪华的火车的程度了吗？

世界上的债务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带来收益和回报的债务，一种是不能带来收益和回报的债务。这就犹如一个家庭借债买了一辆豪华车，如果是用来跑网约车，属于前者；如果用来自己享受，就属于后者。而现在看，问题还远不仅如此。

最近的消息是，许多城市的地铁运行已经非常艰难。

以北京为例，北京去年地铁每位乘客的运营成本达到了14元，当然是远远高于日常票价了。北京地铁运营公司17条线路人均运营成本12.54元，京港地铁五条线路成本20.64元，北京轨道公司三条线路人均运营成本最高达到了33.2元。最高的有轨电车亦庄线成本费用，每个人达到了242.73元。于是有人调侃说，这么高的成本，干脆给每一位乘客叫辆滴滴也够了。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过度的建设不仅把大量的财富凝固到不能带来流动性和收益的项目中，不仅由此造成地方的债台高筑，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还需要大量的成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承担这种成本的可持续性吗？如果不能承担这种成本，结果会怎样？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其实是因为内心里的一种担忧：现在经济正处于低谷，各级政府也在千方百计拼经济。在这样的时候，历史的教训尤其值得汲取。因为用上项目搞基建，是我们最熟悉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