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元，原名王学博，字溥泉，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城王村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华东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华东局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关押6年，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5年释放。恢复工作后，他先后任江苏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委顾问，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党的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96年2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刘顺元从安东到旅大去赴任时，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被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本文转自《百年潮》

 

在北京中央机关的档案库里，保存着一份有关中苏关系的重要档案：原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公署副主席刘顺元，就对苏关系所犯的“错误”作的书面检讨。

刘顺元写这份检讨前的身份，是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他检讨的所谓“对苏关系上的错误”，是指1947年9月，被驻旅大苏军司令部指责为“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被苏军驱逐出旅大的事。事隔两年以后，中共中央所以命令刘顺元作出书面检查，是因为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又重提旧事，指责刘顺元“反苏”。

刘顺元在旅大工作期间，到底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苏军司令部，以至惊动了莫斯科，惊动了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后快？事情还得从刘顺元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奔赴东北时说起。

看到了极不顺眼的现象

刘顺元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从头至尾参与创建了被刘少奇赞誉为华中各根据地中最好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决定立即从华北、华东、西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抽调十万大军，几万名干部，日夜兼程地奔赴东北，准备与蒋介石集团一决雌雄。刘顺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从而被批准参加东北的人民解放战争的。

当时，刘顺元还不知道，苏联和美国、英国，背着中国政府，签订了牺牲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定》，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在美、苏的压力下，与苏联政府所签订的贯彻《雅尔塔协定》精神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苏联红军在东北

刘顺元从安东到旅大去赴任时，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被破坏了？”

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忍辱负重

如果说，刘顺元在未进入旅大以前，对苏联和苏联红军的了解，还限于书本知识和某些片断见闻的话，那么他进入旅大直接与苏军打交道以后，便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了。

中国的旅大地区，曾经长期为沙皇俄国和日本所占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直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1946年9月29日，在苏军策划下，成立了由中国人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1947年4月3日，这个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但是，旅大地区的所有中国官员，仍然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他们事无大小，不分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整体部门，都要过问”；“在公署日常工作中，凡公开发表的文件，不分大小、轻重与否，都要经过苏军当局批准”。谁稍有不逊，或有所抵制，就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驱逐甚至予以秘密逮捕。

刘顺元进入旅大，便听说当地老百姓给苏联红军起了两个绰号：“大鼻子”、“老毛子”。“大鼻子”是相对“小鼻子”而言的。旅大的老百姓，在日本的统治下，当了40年的亡国奴，吃尽了苦头，所以骂日本人是“小鼻子”。苏联红军解放了旅大和东北全境，怎么可以骂他们是与“小鼻子”差不多的“大鼻子”？刘顺元开始以为，这是国民党进行反苏宣传造成的，曾经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说法，在党内禁止用这两个绰号称呼苏联同志。

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

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苏联同意由美国军舰运输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并接管大连的行政权。苏联在拒绝这一要求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意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赴旅大地区视察。并建立一个由中国人担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于是，筹组关东行政公署的事，便紧锣密鼓地提上了议程。斯大林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来旅大主持其事。

在关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前，旅大只有一个全名为“旅大金（州）联合行政办事处”的临时行政机构。刘顺元作为这个行政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当然就要同上至梅尼兹柯夫元帅，下到苏联军官们打交道了。

矛盾的焦点首先是官员的配备。苏军为便于控制，一定要大资本家迟子祥当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且要由他举荐的人当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和商业厅长。

迟子祥在旅大是个很臭的人。他在日本统治旅大期间，担任商会会长，有不少劣迹。苏军占领旅大后还同国民党暗中有勾结。只因为苏军空降到旅大时，他最早打出维持会的旗帜来欢迎苏军，以后又竭力逢迎，便获得了苏军的好感和信任。

刘顺元代表中共旅大地委，向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迟子祥的劣迹，包括他在欢迎苏军进入旅大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等投机行为，彼得罗夫斯基脸色阴沉地说：“我们不管他打的是哪个党的旗号，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你们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必须保证迟子祥当选。”

刘顺元没有料到，苏联人是这样的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为了照顾对苏关系的大局，刘顺元只好忍辱负重，按照苏军司令部的要求筹备召开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313名代表投票的结果，迟子祥以208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关东公署主席，刘顺元和乔传珏分别以304票和28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根据在旅大联合行政办事处工作的经验，刘顺元深知财政工作的重要性。现在苏军确定财政厅长由迟子祥举荐的宋承章担任，已经无法更改，他代表旅大地委向苏军司令部推荐了原旅大行政办事处财委主任姚醒吾担任副厅长，苏方根本未予理睬。刘顺元这才看清了，苏联人所以急急忙忙地要成立关东行政公署，既是为了阻止国民党政府来接管旅大，也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旅大地区的行政权。

刘顺元开始还以为，关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后，苏联人在办事的方式上总该有所改变，有一点平等协商的样子。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首先发生的问题是关东行政公署的办公地点。刘顺元和中共旅大地委的所有同志，都认为大连是旅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东行政公署应该设在大连。但是，苏军为便于控制，一定要关东公署设在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旅顺，并且让出旅顺的一家医院，限令关东公署搬到那里去办公。刘顺元因为中共旅大地委还留在大连，只好奉命在旅顺、大连之间来回奔波。

关东行政公署迁到旅顺以后，苏军司令部遇事并不是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来协商，而是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找到苏军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地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工作时，中国官员必须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置身于这种场所，就会想到中国近百年任人宰割的历史，心中不断地说：“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

对于这一切，刘顺元还在容忍着。因为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以至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何况，苏军的特务机关格伯乌，动不动可以用“反苏”的名义抓人。但是，紧接着发生了几起事关中国主权和尊严的大事，刘顺元就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与苏联的霸权主义相对抗了。

忍无可忍的抗争

1947年5月17日，苏军司令部通知关东行政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首的视察团，将于6月初来大连视察。除要求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不能染指大连的事务以外，还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5月23日到27日这5天内完成。

事隔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刘顺元说起那时的所谓货币改革，仍然非常气愤。

他说：“苏联人到东北以后，便滥发军用券。那种券纸质很差，印上1元、10元，上面用中文写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他们靠这种军用券，把东北的许多物资弄走了。由于没有限制地滥发，这种军用券究竟发了多少，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数。以后国民党派视察团来，要求接管大连，他们怕已经接管了东北许多大城市的国民党，拿这种军用券来大连抢购物资，又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来个货币改革。就是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才能继续使用。盖印前，还要在军用券上贴一张印的小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货币。这种办法，实际就是货币贬值，农民养的一只鸡，转眼就成了一只鸡蛋了。除了货币贬值，还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凡超过多少数额以上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置。这就等于把群众手上多余的钱都没收了。”

在苏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梅尼兹柯夫元帅陈述了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的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通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尼兹柯夫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再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尼兹柯夫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如期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并且指示刘顺元以关东行政公署的身份，到大连电台去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心想，东北的解放战争已开始进入反攻阶段，我们中国共产党快要进入关内外的大城市了。按你们这一套广播出去，各地的资本家不都要给吓跑了吗？他坦率地告诉梅尼兹柯夫：“货币改革的任务保证按期完成，但是我不能到电台去作这样的广播。”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难容忍的事：签订中苏电业合作、渔业合作、盐业合作、石油合作以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的几个协定。签约的一方是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苏联对外贸易部的代表萨瓦斯基。刘顺元晚年回忆起这段史实时说：苏联怕国民党政府来接管大连，便把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统统改为“中苏合营”，实际上我们挂个名，还是由他们控制经营。如果国民党来接管大连，什么协定都签好了，国民党只能捞个空的大连。苏联人真厉害，他们并没有出一分钱，就把理应完全归中国所有的企业，改成中苏合营企业，占有一半的股份和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一天早晨，刘顺元突然接到准备签约的通知。

他心里一怔：怎么还没有进行任何商量就要去签协定呢？他耐着性子问：“还要哪些人去？”“其余的人由我们通知，不需要你们管了！”

苏军司令部跳过中国的行政机构，直接通知中国官员去开会或办事，已经习以为常。这次由平等的双方签署合作协定，依然是这样的目中无人。

刘顺元匆匆地赶到位于中山广场的大连苏军司令部。按照对等原则，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到了，大连的少将司令官应该出面接待。但是苏军出来接待的只是一个少尉，而且只是把刘顺元迎到会客室里坐下，连茶也不倒一杯。刘顺元感到受了侮辱。

在会客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的冷板凳，也不见任何需要会谈和协商的迹象。到了将近午饭时分，那个少尉才出来通知说：“签协定的地点，已经改在旅顺的总司令部，请你马上到旅顺去！”

刘顺元的两道浓眉拧成了一个疙瘩，冲着这个少尉说：“这样还搞什么中苏合作，你们完全是把我们当儿戏嘛！”

刘顺元遏制着一腔怒火，在大连草草吃了午饭，便赶到40公里以外的旅顺去。

一进入旅顺苏军总司令部的会议室，发现迟子祥和有关的厅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刘顺元问：“你们看到协定的草案了？”“没有，他们说文件还没有翻译好。”这时，指针已指向下午3时，看来苏联人这样拖延时间，又规定今天必须签字，是不允许我方作任何讨论修改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苏军总司令部的一位少将才陪着萨瓦斯基走了进。刘顺元终于忍不住满腔的怒火，指着萨瓦斯基责问道：“你是苏联外贸部的代表，应该懂得一点礼貌。你们为什么要我们从上午9点等到现在，地点也变来变去？”萨瓦斯基嬉皮笑脸地说：“搞文件很麻烦，我们还要向上面请示。现在文件搞好了，可以签字了。”　

事情果然是这样：苏联人在事关中国权益的问题上，竟然不允许中国人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这哪里是什么平等合作？

说话之间，几份打印好的中苏合作协定，已经端端正正地摆上了会议桌。萨瓦斯基扬手请迟子祥、刘顺元等入座签字。刘顺元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你们要向上级请示，我们也要带回去向公署办公会议汇报。”

萨瓦斯基脸色阴沉了下来：“关东公署的有关人员都在这里，还要向他们汇报什么？”

刘顺元的脸气得煞白：“你们没有跟我们商量，就要我们签字，这不是把关东公署当成你们的橡皮图章了吗？”

萨瓦斯基明知无礼，只好狡辩说：“你还不相信我们苏联吗？协定规定中苏双方各占50%的股份，中方当董事长，苏方当总经理，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条款了，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再说，国民政府的视察团快要来了，你难道要把这些企业交给国民党吗？”他又踅到刘顺元身边说：“签订这几个协定，你们是不会吃亏的。留德尼科夫上将还在等待你们参加签订协定的庆祝宴会哩！”

刘顺元心里七上八下，焦躁透了。上前签字吧，实在气人；不签吧，关系会彻底破裂；向上级请示吧，现在能找到谁？再说，南满分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旅大的事，商量得通听你们的，商量不通就听苏联的。几个念头在脑子里打架，最后考虑地委已经认定，签这几个协定对眼前恢复生产、改善工人生活有利，他只好忍气吞声地走到会议桌前，刷刷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会议室，伤心地返回大连住处了。

刘顺元的名片还摆在苏方的宴会桌上，而他的座席又被安排在留德尼科夫上将的旁边。苏方人员因主宾拂袖而去，也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刘顺元的夫人鲍有荪发现夜间归来的丈夫脸色非常难看，便问他为什么事这样生气。刘顺元扼要地说了当天签约的经过，说：“我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了。如果再忍下去，我也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鲍有荪说：“你这样抵制他们，他们会用反苏的大帽子整你的。”刘顺元说：“不管他了，我认定挨整倒霉了！”

刘顺元准备大祸临头，果然最后的决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就在1947年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一行12人到达旅大的前夕，苏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和布置应付国民党视察团的工作。这时大连的苏军司令官，已由中将、少将降格为上校。跟以往开会时的情况一样，驻大连的苏军司令官格里格耶夫上校一个人坐在台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统统坐在台下。接着便由台下的官员依次站立起来汇报工作，格里格耶夫听过汇报，作出指示以后，这个官员才能坐下。

格里格耶夫知道刘顺元不吃这一套。他没有要刘顺元当场听取他的指示，而是散会以后将他单独留下，拿出一张纸条字斟字酌地交待说：“请你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去作广播演说，说明第一，这个政府是经过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行使职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老百姓服务，做了很多好事的……”

刘顺元越听越生气了：“你讲的这一套，全是假的嘛！你说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听命于你们。现在你们要我去作这样的广播，不是要我昧着良心去欺骗中国的老百姓吗？”

刘顺元霍地站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说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

刘顺元胆大包天地说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以后，便噔噔地离开会场。从此，他便称病告假，不再出席苏军司令部举行的任何宴会，包括庆祝苏军解放旅大的重要宴会。接着又打报告给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要求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职务。

苏军赶走了中共旅大地委五个常委中的三个

当时驻扎在旅大地区的苏军将领，都是经过苏德战争立过大功的，他们怎么能容许区区中共旅大地委的第二书记，如此违抗苏军的指示？何况，斯大林正在怀疑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不听话的铁托，他们当然要迅速向莫斯科报告，要求批准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了。

经莫斯科批准的果断措施，就是将刘顺元从旅大驱逐出去。

在如今的大连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一份苏军司令部的代表巴申，为驱逐刘顺元与东北民主联军组织部长杜平谈话的原始记录。时间是1947年9月17日上午。地点是旅顺苏军总司令部。记录者是杜平将军本人。记录的纸头已经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记录上写了苏军司令部列举的刘顺元与苏军关系不好的几个问题，并提出“撤退”他的要求。记录最后写道：“这是我们总司令、副司令的意见，请你很快把问题报告，要求很快解决。因刘顺元是大干部，我们不好解决，要请你电告东北局。”

在巴申与杜平谈话的第二天，苏军司令部又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正式的电报，要求立即“撤退”刘顺元。

几天以后，巴申在与关东行政公署秘书长陈瑞光的谈话中，又一次威胁说：“刘顺元，他还没有走？他不走，我们就用武装把他监护出去！”

翻开1947年10月30日中共旅大地委常委会的纪录，便可看到地委书记韩光所说的一段话：“苏方这一意见，提得很坚决。他们已经将此意见反映给莫斯科，是经过莫斯科批准的最后的意见。”

这也就是说，苏方的这个意见只能奉命照办，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

在刘顺元被苏军驱逐出境的同时，与刘顺元持相同观点的两位地委常委，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也受到苏军司令部的指责，被撤销职务或被宣布离职休息。

据档案记载，当时的中共旅大地委是由中共中央南满分局领导的，地委常委的组成人员，是南满分局于1947年6月12日批准的。成员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苏军的一纸通牒，便赶走了旅大地委5个常委中的3个。

斯大林重提旧事

刘顺元怀着满腔的义愤，离开旅大，回到华东。不久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长。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从国民党手中夺得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设立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济南特别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刘顺元在济南施展其政治才华，在建立秩序、恢复生产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时，国际、国内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蹈入无人能够挽救的地步。

一件大事是：由斯大林操纵的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指责南共领导人铁托反苏，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批判“民族主义”的狂涛恶浪。

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

从此，刘顺元就不仅受到康生的排挤和打击，而且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强大压力。

1947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在私下会谈时，斯大林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刘顺元晚年提到这件事时苦笑说：“斯大林当年对毛泽东也不满意。他不便指责毛泽东，指责我反苏不过是杀鸡吓猴罢了。”

康生因为刘顺元在济南几次顶撞了他，早就想换个较顺手的人当济南市委书记了。当他得知斯大林点名指责刘顺元，中央要求刘顺元写出书面检讨报莫斯科的消息以后，未经中央批准，就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期间，曾经在淮南与刘顺元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当他得知刘顺元不肯就旅大事件写书面检讨，只给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申明书之后，就于1949年11月1日，在刘顺元的申明书上写了如下的批语：“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代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据刘顺元回忆，刘少奇是用自己的专车，把他从北京前门附近的利顺德旅社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谈话的。刘少奇除了反复说明“旅大的事，关系到中苏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还以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为例，强调 “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是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

刘顺元说：“少奇同志那次谈话，讲得很诚恳。他虽然批评了我太固执，我还是觉得对我有帮助。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受党重用了。”

由于刘少奇的批语上没有写上任何指责刘顺元的话，并且说要他“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毛、朱、周对这个批语也都画圈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并没有就刘顺元被撤销济南市委书记的事，发表任何正式文件，但是，刘顺元还是被康生连降三级，下放到山东分局总工会做一个普通委员。以后又被调到上海华东局机关，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才打听到了刘顺元的下落，提请中共中央任命刘顺元为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恢复了他原来的职级。

刘顺元在旅大敢于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遭到被驱逐、被撤职降级的厄运。但是他与旅大地委许多同志的抗争，也带来一个副产品：苏方发现旅大居民对苏军纪律败坏十分不满，因而不得不调走一些纪律太坏的军队，从国内调来一些纪律较好的军队。同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们也不能不逐渐收敛其以“太上皇”自居的态度，采取一些措施 ，改善与中共旅大地委的关系。最终又不得不将旅大地区客客气气地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刘顺元晚年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谈起这段历史时，禁不住喟然长叹说：“大国沙文主义的祖宗就是殖民主义。今天东欧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都是可以追溯到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如果斯大林能够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民族，今天的苏联和东欧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斯大林率领苏联红军打败了希特勒，功不可没，但是他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也差点葬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曾经多次被陈毅元帅赞誉为“中国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的刘顺元，已于1996年 2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