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作为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大师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学理论：米塞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他批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静态的、剥削性的体系，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和企业家创新的作用。米塞斯指出，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论等观点忽略了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因素，从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存在偏差。

2. 历史观：米塞斯批判马克思的历史观，认为其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如科技进步、地理环境等。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过于简化，不能全面解释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

3. 社会主义理论：米塞斯批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其计划经济理念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反而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物资匮乏等问题。他还指出，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设想，实际上是对个人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剥夺，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4. 政治哲学：米塞斯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持批判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种极权主义，会导致个人权利受到压制，自由民主制度受到破坏。

5. 宗教批判：米塞斯还批评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认为其过于否定宗教的价值，导致了现代人对宗教的误解和排斥。他主张，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道德价值观的传承，不能一概否定。

总之，米塞斯从经济学、历史观、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哲学等多个角度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简化、理想化，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复杂性。米塞斯的批判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局限性和不足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芝加哥大学在庆祝其建校75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政治运动，即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在庆祝其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一百年前，《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也是马克思亲自审定的唯一一卷的出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基础。五十年后，即1917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当时被俄国沙皇所统治的广袤的地区建立了起来。选择这两个重大的节日，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仍将在现代世界的演进中继续发挥的作用而言，看起来是恰当的。

    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只是在一个影响力微弱的小圈子里才为人所知。而在他活动于其中的这个革命鼓吹者的圈子里，他的政敌反而要多于他的朋友。1883年，当他去世的时候，很多报纸甚至觉得没有必要报道此事。

    从结局上看，马克思所有的经济与社会学说，及其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的势不可挡的成功，即在俄国和东欧其他的斯拉夫国家以及中国都宣称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对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驳斥。因为根据这些原则，要么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转入社会主义，要么是西欧和北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的事实，都证明了马克思所取得的所有科学成就均属无用。但即使人们都这么说，依然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这个一贫如洗的作家，尽管其名字不为其同时代的大多数国务活动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知，但其思想却要比任何一种哲学更为深远地影响了历史进程或者世界事务长达七八十年之久。无论你怎么看待马克思，你都不可能贬低他在我们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或者也许是人类所知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
    文献史保存下了众多的名字，有时也保存下了一些毫无影响力的空想家们的着作，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划，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首先服从于其创建者，尔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继任者。乌托邦能够预想到的结局，事实上就是在公众怀抱中的监禁状态。也许我们可以因其精神上的变态而原谅某些乌托邦作家。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批评精神摧毁了所有乌托邦的设想，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理想。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传授了一种认识论，为这种声誉扫地的理想包裹上一层死而复生的光环，并使其具备了似乎可以稳当地抵拒任何反驳的本事。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条教义：
    （1）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人类就会分裂为彼此间利益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
    （2）人的思维总是要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人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1]
    （3）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了无情的阶级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广大的、最受虐待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胜利。于是，光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就将永久存在下去。

    正如这一学说所指明的，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对任何严肃问题的和平的讨论，也绝对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思维结果属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是由其各自阶级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战争是永恒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剥削阶级”及其“寄生虫”，即那些背叛其阶级同志的可怜虫们的彻底“灭亡”。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很久，就一直存在着传授各种彻底灭绝或奴役战败者的全面战争的学说。然而还有一种学说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着，那就是认为没有人能靠损害他人而真正得利的学说。准确地讲，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业已被一连串无可辩驳的理性论证所证实，它正确地表明：所有的个人以及由个人所构成的阶级之间，其利益都是彼此休戚相关的，而无论这些个体化的阶级成员贴上了什么样的阶级标签。

    然而，所有这些为人类在社会结构中得以开展和平协作提供理性基础的努力，都由于马克思认识论的出现而成为徒劳之举。按照这样一种认识论，只要还没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没有建立起“无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被所有理性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真理。只有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存在，也就是说，这位思想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将无情地对抗所有其他阶级及其成员的利益。更不能够存在对出自某位剥削阶级成员的思想体系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讨论，必须做的只是揭露其作者的阶级出身，然后毁灭之。

    马克思所有学说的根本要旨可以说是这样：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不可抗拒地导致一个理想的、在所有方面都趋于完善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否认这一主张的人就是心存恶毒偏见之人，必须被无情地“消灭”掉。这些人的前途只有毁灭，而按照不可抗拒的宇宙发展规律，未来只属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政治上的成功显然也使其他极端激进的团体野心复燃。其中就有社会主义的死对头，他们声称要用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主张的同样手段，为他们的种族或者他们的语言共同体而在全世界建立专制霸权。

    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期，最为团结一致的自由主义团体，即曼彻斯特学派，曾预言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普及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制止战争”这样的论题已不会再有任何疑问。而整个人类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厌恶一切战争和革命的阵营，另一边是对本民族或种族要求和平而对所有外国人则主张无情的全面战争的阵营。

    启蒙运动哲学认为其最值得珍视的成就就是宽容原则，自由主义主张，一个人持什么样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政府无权干涉。他们同样急切地要求赋予每个人选择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将自己融入社会协作体系的方式。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伟大的理想就是自由权，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的自由权。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渴望和争取的则是市场经济“计划”的代用品。按照他们使用这个词的方式，“计划”的意思是指：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我要过的生活就如同寄宿学校的学生，军队中的士兵，牢房中的囚犯一样。我观看、听闻、阅读和学习的，都是我的上级认为适合于我的。我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其转动的方向得由当权者来定。只有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准宗教可供人们自由地信仰和传播。任何背离这种教条主义信条的行为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二
    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对所有关于自由和自由权理想的最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否定。它不许可有对存在的持任何异议的权利。它力图灭绝任何被它视为异端观点的痕迹，在此方面它丝毫不亚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的任何一位宗教迫害狂、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或是政治迫害狂。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内在缺陷，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今日的世界上获得了强大的地位，这是因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学家以及为数众多的知识界和商界的人们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明显的缺陷。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论题，即伟大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看看资本主义将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永恒天堂。

    马克思说，社会革命的到来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必然地会造成工人阶级“悲惨的、被压迫、被奴役、生活退化以及被剥削的惨状”，这种状况一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无产阶级就将起而反抗，剥夺其压迫者，建立起永世不坏的社会主义体系。而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这个被指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毒瘤，将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由此将引发最终的彻底革命，而永恒的幸福社会也将由此诞生。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马克思的这些无可置喙的预言和一百年来历史事实的演变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谁都无法否认，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薪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始料不及的改善。这个阶层舒适宜人的生活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哪怕是最富有的王公贵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马克思以及创建了类似学说的所有其他理论家们都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资本主义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建立的一种大规模生产体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贸易主要服务于富人的需求。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创新则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需求的各类工厂。例如，纺织业和成衣业根本不是先前那种为普通人纺线、织布、裁剪的手工匠生产活动的替代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样一个销售商品给“较低阶层”民众的商人阶层还不存在。纺织业和成衣业的生产活动取代的是家庭中女性成员的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工厂所生产的消费品几乎全都是为了满足较贫困人口的需求的。就是在今天，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业品是被高收入阶层消费掉的，而绝大部分工业品都是由在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工作的同样的人群消费掉的。

    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可避免的日益贫困化，这样一条已被历史引人注目地证明为错误的规律，对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来说，却是其学说中两条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一条。另外一条与之相伴随的规律，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就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工资铁律”，尽管马克思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不喜欢使用这个术语，但他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条铁律的。然而现在，关于这条所谓的铁律有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可以申说：第一是这条铁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尚未出版之前就已被所有明智之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与事实不符的；第二是这条铁律从逻辑上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即工薪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规律不相一致。

    这条所谓的工资铁律宣称，工人的工资绝不可能上涨到劳动者作为劳动者必须维持其最低限度生存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上。超出这一水平的任何工资增长都会导致人口的增加，从而加剧就业人口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将会强迫工资再次降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不打算论述这条伪规律内在的谬误。我们只想说明，如果想用这样一条规律指出在长时期内平均工资率上升到最低工资水平以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必然表明，平均工资率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之，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末尾所作出的那些着名的言论，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也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于本章之前所描述和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发生。马克思伟大预言的主题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题即工资铁律，是相互矛盾的。此外，已如上述，这个预言显而易见地已被历史事实所驳倒。

    三
    要想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和历史作用，就必须将其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各种流行的经济学说进行比较。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大师们普遍认为，人类各个阶级物质福利的改善全在于资本的积累。不光是资本家阶级，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也都可藉助于人均可用资本份额的增长而获得好处。这种增长不能只靠出卖劳动之人工资的增长而实现，而要靠资本与人口相比较而言的快速增加才有可能。

    只要没有因受到侵占而完全绝望的人都明白，日常经验在向他们表明，否认上述事实的所有企图都是徒劳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繁荣激起了反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的嫉恨）的基本事实一直就是，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辛勤的劳动者。就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没过几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就发展了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边际效用理论，该理论清晰地说明，劳动者在可用资本的增加过程中也有贡献。今天，已没有人敢于否认，丰富的资本供给是改善人类物质福利水平最迫切急需的要素。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对付贫困的方法就是施舍。富人或是因求告或是因强迫而对穷人施舍。而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生产量大而价廉的产品；这一方法还要求通过节俭积累大量的资本。施舍不可能提高平均生活标准，但节俭和资本积累却可以做到。

    即使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改变这些本体论的事实。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平均生活标准的任何提高同样也是由于先前的资本积累所致。因此，唯一成功的“反对贫困的战争”就是一方面扫清各种可能妨碍节俭的障碍，一方面废除各种可能导致资本负积累的环境。 

   我们人类由于自身存在着各种弱点和谬误，所以不可能知道，通过某个超人类智慧生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俗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但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事实，所有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方式在推销其产品方面的优越性。

    当布尔什维克掌管了俄国政权的时候，他们及其友邦都完全相信，经他们大肆渲染的五年计划将会把俄国改造成世上的乐园。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全世界都已看到共产主义管理东欧和西北亚洲各国的结果，这些国家最适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在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上也是非常富有的。但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只有灾难性的局面。相反地，没有必要做任何宣传，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观察者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远远地优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各政党所鼓吹的那些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按照每个人对其他人所贡献的满意程度来给付酬劳的。因此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内，这种体系会激励每个人去竭尽所能。一个人为他人服务的越好，他所获得的酬劳就越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而他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为大众提供服务的身份又会迫使他为其他消费者提供服务。

    挣薪酬的人，其酬劳是消费者按照他所提供的产品按质论价的。如果雇主付给工人的酬劳多于后者所应得，那么他就得承受销售损失；如果他付的酬劳少于工人所应得，他虽能获得额外盈余，但这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挖走他的工人，从而使工资水平又回升到损益平衡点。

    至于人们如何依据或多或少存有偏见的观点来评价这个薪酬体系并不重要。有人可能会认为一位歌剧演员或拳击冠军之所得比一个码头工人或打杂女工之所得高出了很多倍，所以这样的薪酬体系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要怪也只能责怪大自然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具备歌唱或拳击比赛的才能。

    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利用资本品，也就是各种生产工具和半成品。资本进入生产是因为节俭，也就是说是因为暂时抑制消费所致。资本品所有者获得的收益并非自工人或消费者处掠得，而是资本家因为延迟消费而获得的酬劳。

    不存在一般的生产。生产的主要问题是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什么质量生产，怎样生产，在哪儿生产。生产往往都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假如未来的处境不确定，那么生产就总是有风险的，可能获利也可能亏损，这取决于企业家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其他人提供服务的方式。不存在强迫个人必须选择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或者为其指定某个特定社会地位的力量——这正是资本主义体系与以往的身份社会以及现代的专制极权社会的区别所在。拥有市场主宰权的消费者，由于对更多商品“贪得无厌”的喜好，总是会将企业家的职能委托给那些最适合经商的人；而企业家也总是会不断地寻求最佳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可以为消费者亦即他的同代人服务的工作。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不会对消费者的这种主权地位存有异议。而所有的资本品也必须投入各个行业，以便能够满足公众最急需的但至今尚未充分得到满足的需求。

    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是因为在这一体系中，个人的长期利益总是与其他个人的长期利益相互一致的。因此，出于一己私利的个人也可以为他人提供服务，至少不会损害到其他人的私利。社会主义社会的无能则是因为在过于僵化的管理体制下，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不相一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工人的报酬水平决定于他的工作为商品所附加的价值。一个人工作得越好，其报酬就越高。因此他个人就很乐意去做好一份工作。

    然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却不存在什么个人诱因激励个人去发挥全力。假使他想更热情地工作，那么他为此而付出的所有辛苦和烦劳只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他的“过分努力”充其量也只能给极其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产品增加些许的价值而已。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同劳动者的一切成果均归生产管理当局所有，然后在他的同志们之间进行分配，至于每个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价值根本无关紧要，因而也就不存在激励个人去努力发挥才能的诱因。日常生活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陈述的正确性。关于这一事实，没有谁会比共产党俄国的管理当局知道得更清楚的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公民都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为其他公民的物质福利做的越多，贡献越大，那么他自己就会生活得越好。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工作中，他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资本家、企业家还是工薪族都没有区别。

    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有一个显着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错误地歪曲了资本主义的节俭及其结果，还有资本积累在人类的生存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动物和野蛮种族仅能勉强糊口。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积累了财富，使其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沉迷于能够满足其多方面需求的间接（roundabout）方式。人类一切文化和精神的卓越成就都是以资本积累为其前提条件的。而要让这些间接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节俭是基础，而且是改善人类体能、智力以及道德状态的唯一方式。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和那些贫困、落后、不发达，或野蛮的国家有差别，就是因为它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积累率，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这些资本（即投资）。

    地球上有很多地域，大自然为其所分配的初始资源都要比创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白种人所居住的地域好得多。西方文明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是因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只是因为这种制度保护了个人的财富积累，保护了个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而进行的生产投资。在东方，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出于官员的恩赐，而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下，私有财产却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四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消费者的民主，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有权投票。[2]这样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我们真要接受这个比喻，就还需要指出被称为民主体系的两种体系间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区别。

    第一：在代议制国家的政治民主中，人们投票选出一些代表，这实际上是选举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将其交给了被选出的官员。而在市场民主体制下，投票选举的目标并不是人，而是人所达致的成就，即他努力的产品。选举人在此处并不需要对候选人未来的表现表示盲目的信任，只需对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表示赞同或是不赞同即可。

    第二：普通的选举人虽然有选举权，但却可能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判断。然而一般的家庭主妇却有着很强的能力，可以判断出哪个产品是好的，是对其家庭有益的；哪个产品是不好的，对其家庭是无益的。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政体是小农经济的原始社会或者市场经济在政治发展上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体制则意味着领袖人物拥有无限制的专制权力。在西方文明国家中，代议制政府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地取代了正在瓦解中的封建社会体制。而血腥的独裁专制政体则是由于政府一步步地加深对商业干预的结果。

    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只是废除了市场民主，它还与政治民主毫不相容。由于目前在政治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很多人被所谓的“政治民主”引入了歧途，因而在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产生了欺骗性的区别。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各国议会中，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通常都要坐在议会主席的左边，而他们的对手，即专制制度的走狗们则通常坐在主席的右边。而今天在美国，人们却把支持宪政和经济自由的党派称为“右派”，而将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的人称为“左派”。这真是巴别塔式的语言的混乱！

    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还有很多东西可说。然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根本性的批评，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创立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核算体系，因而在满足人类的需要方面也就缺少衡量这种满意度多寡的任何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受到多数人拥护的社会主义体系并没有什么长处。社会主义尚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者的观点以及其人民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尚无法对社会需求的数量关系进行核算。到目前为止，这种计算能力的缺失还没有给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带来麻烦，因为他们依然可以利用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之上的价格理论。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并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是因为可以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换句话说，它能够计算出每一种活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将每种活动所需物品的价格换算成货币成本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活动可以做而哪些活动必须放弃。当然，还有很多活动，其成本还不能仅用市场上有确定价格的物品来衡量，它还需要一些无价格的物品。不过这些无价格的物品，其价值可以由喜爱它们的人直接决定。如果某市政当局的一项工程，除了正常的货币成本外，还需拆除一座历史遗迹，此时就应充分考虑到人们对该遗迹所怀有的情感因素，而不能只简单地为其确定一个货币价格。

    经济学计算具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它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以及在一般经济事件上开展协作的激励因素。它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正是这种智力工具方使得人类超脱动物的生活而不断提升自身生活的一切努力成为可能。

    人类经济活动和技术成就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是人类智力以及牟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转折点，比如关于蒸汽动力的利用，历史只不过记录下了蒸汽动力时代出现的一些前提条件而已。如果只求助于这样一种简化的历史，那人们就很容易忘记“蒸汽动力”这一概念其实还涵盖了在利用蒸汽的过程中人类所采用的大量的方法。最老旧、最原始的蒸汽机是在经历了一长串的演变和改进之后，才成为可适用于各种用途的蒸汽机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学范畴中，不存在任何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技术，而只存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追求最佳效能和最低成本，经常更新生产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正是成千上万种技术上的改进——大多数都是微小的改进，只有某些改进产生了重大的结果——才使得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的汽车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汽车的商品。而将这种改进转变成为人类思想上固定习惯的则是依照复式记账法的簿记系统。采用这种系统，企业家可以计算其产品构成上的每一项成本，并由此找出管理其生产经营的最佳方法。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智力手段，才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方法的效用进行量化的比较。

    有了这种手段，才有可能消除一定数量的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技术性浪费，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抑制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某种用途而将其转移到另外的生产用途中，从而可能以更恰当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近的两个或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为这种资本主义手段的有益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西欧和中欧地区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令人震惊的糟糕。而使这种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并非出于当权者的政令，而是出于一批有进取心的人的理想和行为，是他们在赢利动机的激励下发挥了才能和勤勉的结果。幸亏在这一目前仍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是这些人把他们国家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成了工业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把各自孤立的经济区域转变成了全球市场。这些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与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已非常之高，这全赖于制造品的出口，而绝大多数制造品则是用进口的原材料生产的。经济学计算使所有这些生活的改善成为可能，并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整使其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变需求状况和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供应状况。

    五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创造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立足的经济计划的完善性和实践性的各种无效的试验也没有说过任何话，事实上他激烈地反对这类非科学的尝试。只有对他自己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的预言，他才冠之以科学的称呼。按照他的看法，这样一种科学解决了达尔文和麦克斯韦尔[3]的同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位体面人士真会去质疑其科学思想究竟如何呢？通过批判和贬低所谓被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玷污了的每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神圣的光环，似乎成了未遭玷污的卓越的纯科学的代表和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

    马克思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受到欢迎，这类民族主义情感又恰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而西欧和中欧的沙文主义者们对于本国人民只能做大不列颠所发明并加以完善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模仿者总是感觉不很舒服，

    随着资本主义方式在全世界各地的普及，这种愤懑情绪便越积越多。欧洲的斯拉夫各族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居民也在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饱受着文学、艺术、社会、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折磨和困扰。于是有人谴责资本主义为降临人世的罪恶渊薮，而马克思主义则能够为他们重新建立道德上的平衡。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不必为资本主义这个最不公正最有害的制度的出现负什么责任，所以它不会被视为道德和智力低下的证明，相反地倒成了优越的象征。

    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下，国家和市政当局对各类企业实施国有化或市有化。执行这类政策最力的就是俾斯麦首相所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其为“他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最杰出的范例”。[4]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盛行。费边派社会主义的领袖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声称，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关于社会组织原理的思想和明确主张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人们无意识地加以采纳了。”他认为，19世纪的经济史其实就“几乎是社会主义不断进展的纪录史”。[5]几年后，一位着名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爵士也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6]1913年，一位美国作家埃尔默•罗伯特（Elmer Robert）就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定义为“君主制社会主义”。

    准确地说，正是各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的这类社会主义措施首次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企业公有化管理的天然无效率问题的关注。服务不善和赤字增加几乎是所有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的最显着特征。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根本变革，但是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毁灭性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心理平衡，这就让他们在1918年甚至要比俄国更急切地想实行全盘社会主义化，他们认为这是向获胜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实施复仇的最佳办法。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满意地管理社会公有化企业的方法。德国革命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一个由社会主义专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场面。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左翼，他们充分自信其革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所实现的最重要的转折，并且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后终于获胜之时，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随后的进程该如何开展，因而不得不期待一个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做！当然，这个委员会并未能解决建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过其中最着名的成员希尔菲丁（Hilferding）博士和熊彼特（Schumpeter）教授倒是撰写了一批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着作。该委员会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合理地而且成功地指导企业运营的方法，一种能够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的方法。

    如果想要理解过去50年间的历史进程，就必须牢记这些事实。西方文明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群众很容易被一些狂热的宣传家们说服而去接受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说，或者去投那些主张一切经济活动均应受中央计划支配的政党的票。在铁幕这一边的文明国家中，大多数选民和政府官员都将社会主义信条视为同调，而教育界和新闻界也很少能够容忍针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批评。然而，我们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个无可补救的痼疾却依然确凿地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经济计算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任何企业和商号的集体管理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务上的失效和服务提供上的贫乏。对经济事务的官僚化管理，其效率低下早已有目共睹。而将工业上的集体管理原则加以无限制扩张的思想甚至让那些心胸最为偏狭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

    俄国在1917年实现了社会主义，许多半文明国家也紧步其后尘，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光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并不能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因此，列宁认为他既然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像邮政那样运转的原则，那么他就完全有把握驱散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转的疑虑。[8]在他看来，“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就是“计算和监督”，他并且断言，这类工作“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9]

    这样一种极其明显的毫无意义的断言也只可能说给俄国那些无知的、但却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人听，正是这些人自豪地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部队，正是他们推动了进步和文明。这种论调会让所有落后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心理上感觉良好，因为这些人在将本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时总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然而这种论调却不可能诉诸西方的工业国家。美国人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成功并且会让所有人幸福这样的蠢话，因为这样的制度竟把邮政当作其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要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0]

    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今天的处境：民众总体而言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热情崇拜者，而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们也很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场合来宣泄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激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效能。但是一旦真有机会给了他们，可以让他们全面实践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时，他们又都缩回去了。没有人再指望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的工党会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施加任何影响。他们要做的就是骚扰商人，并从蓄意破坏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取乐。

    今天各民族的分裂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造成的，因为在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其政府和绝大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同样服膺社会主义信条。而阻止了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政党和进步政党的人士采纳列宁全面社会主义化主张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认识到，在向企业的社会主义化道路上每深入一步都将会严重地损害每个产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结果将首先会损害全体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大量受雇于企业和工厂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勇气公开揭示这一事实，虽然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曾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和运转设计了详细的规划。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很容易指出这些规划的荒谬性和不切实际。但马克思则小心地避免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批评早期社会主义者处理这一问题的所有尝试都是乌托邦的空想。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道，社会主义必定要作为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而出现，而且会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安排和组织一切。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一步实现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并且将会永远导致经济运行的失效，而社会主义者又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

    社会主义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已经终止并在另一些国家正在终止，是因为人们今天已经有机会可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状况。自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更以特殊的方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梦想的破灭：他们修建了一堵墙试图阻止他们的同志逃亡到非社会主义的西德。

    注释
    [1] 这一理论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瑕疵，那就是给了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种特殊权利。他们就属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2] 参阅Frank A. Fetter：《经济学原理》，第2版（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0年），394页
    [3] James Clark Maxwell完善了电磁波理论
    [4]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卷2（纽约：麦克米兰，1930），573页
    [5] 参阅《费边社会主义论集》中Sidney Webb的文章，1889年首次发表（纽约：洪堡，1891年），4页
    [6] 参阅G.M. Trevelyan：《英国简史》（伦敦：郎曼书屋，1942年），510页
    [7] Elmer Roberts：《德国的君主制社会主义》（纽约：C. Scribner's Sons，1913年）
    [8]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17年），43页
    [9] 同上，83页
    [10] 同上，83页
    （以上二条列宁着作的引文均按中文版引用，与英文引文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