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里的一些怪现象引发社会关注，而“大学老师越来越难当”、“年轻学者被迫内卷”、“学生焦虑抑郁变多”等话题也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优化乃至革新大学教育，如何培养良性的教学科研环境和师生关系，才能适应新时期的知识创新要求和高等教育需求？

近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连续撰写《不能把大学教室变成老师的审讯室》、《在严重的时刻，我们如何做老师》、《让老师从容“死亡”》三篇评论，从教师角色以及师生关系角度，思考今天的大学难题。他认为，不能把大学教室变成老师的审讯室和学生的监禁室，而要适应新变化，从多方面做出改变：

一是改变教室空间结构。今天教室的传统布局是以教师或讲台为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而学生的课桌成排或者成扇形排列的形式，这种布置呼应的是听写式的封闭单向的权力结构，学生除了接受别无他途。

二是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很多大学刻意强调让学生坐在前排或认真做笔记，宛若领导讲话时下属不停记录的场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种模式，摆脱对老师的作为唯一知识权威的依赖和服从，因此让老师从容“死亡”，则有望迎来学生的创造性新生。

三是大学老师转变心态。今天大学老师不仅在考核上面临压力，而且正在失去知识获取和传授的优势。老师不能再满足于以知识的“领袖”或生活的“导师”自居，还要有“自身的清明”，应该像学生一样具有勇气，能够战胜自身思想的软弱和直面现实的胆怯。

本文三篇评论均转自公众号“法国理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不能把大学教室变成老师的审讯室
✪ 张生  |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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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大学教室变成老师的审讯室，学生的监禁室。
现在的大学教室可谓豪华之至，讲台有电脑，空中有投影，黑板有屏幕，前后有摄像，再加上董小姐牌的空调和风拂面，简直四季如春。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走进这样的教室所感到的却并不是收放自如，如沐春风。相反，走进这样似乎“无微不至”的教室，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形中却都有一种拘束之感。
因为教室里有了投影仪和收放自如的屏幕，似乎上课已经变成了PPT的演示秀，而上课有无PPT也成了考核老师教学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有了电脑管理系统，现在的大学教学已经变成了“照本宣科”或者“照大纲宣科”，每节课都要按照教学大纲来像电脑程序一样对照执行。而有了空调和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桌椅，则使得很多教学管理者自信的认为，只有老师和学生规规矩矩的在教室里一张张的放PPT才是真正的教与学，至于老师真的教了什么，学生真的学到了什么，则变得并不重要了。而也因为教室里有了摄像头，教室里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有一双“看得见”的“眼睛”在随时审视着各种“动静”，所以，也许对老师来说，走进这样的教室如同走进审讯室，对学生来说，走进这样的教室也和走进监禁室差不多。
其实之前的大学当然不是这样，我八九十年代先后在武汉的华师和南大念书，长江边的城市一律冬冷夏热，可大学的教室里夏天只有吊扇，冬天冻的只能靠跺脚取暖，但大家似乎对这样的环境并没有多少怨言。而老师们上课时或者板书，或者读书，随时与学生进行交流，直抒胸臆且直言不讳，让人觉得兴致盎然。有的老师不仅上课时边抽烟边讲课，下课了还和我们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老师们一时兴起，还和一起我们走出教室上课，到教室外的草坪上一起漫谈。可能正是因为那时大学养成的这样的自由且洒脱的风气，使得当年的大学成为思想开放的源泉和知识创新的中心，并且因此一度引领了时代发展的精神。
我记得后来毕业在交大教书时，自己也曾在这种宽松的校园气氛中，和学生们坐在教室外的草坪上谈天说地，上课时不仅也曾和学生一起彼此毫无顾忌的讨论各种学术甚至社会问题，有时还和学生坐在走廊上看着闪光的思源湖水抽着烟讨论着他们正在做的课堂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可是，如今这一切却已经都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往事。抚今思昔，我不禁忍不住要感谢当年我交大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因为几乎和他们一样年轻的我的率性而为，还有思想的散漫和上课的随意而抱怨，相反，他们有时还因为偶然想起我当年的任性和上课时的口无遮拦，还不时的热情的请已经离开交大到同济教书的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或者突然的在朋友圈里点赞我一下对我进行无言的鼓励，我想，这或许就是最难得的所谓“风雨故人情，深情自是有”吧，因为我和我的这些学生们一起经历过那个开放自信渴望了解世界并且勇敢融入世界的时代，也努力通过自己也许微不足道的努力而使得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他们也许因此像我一样怀念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吧。
有时，或许我们需要改变的还不仅是教学方式，还需要改变的是教室里的空间的结构。因为我们的大学教室和研究生的教室绝大多数还是传统的以教师或讲台为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而学生的课桌成排或者成扇形排列的形式，这种空间布置其实与福柯说的规训空间无异，这种空间的布置其实呼应的依然是听写式的封闭专制的单向的权力结构，而国外的很多大学的教室的布置或者研究生教室的布置，早已经是去中心化的空间安排，大都以回字型展开，老师和学生平等的坐在回字型的桌椅周围，平等的探讨着知识，或许也因此更加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的再生产的开放的平等的讨论或协商模式。
而更早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老师经常昆明和重庆的茶馆里给学生上课，而那时的教室也不过是简陋的铁皮甚至茅草顶的房屋，不仅四面透风也透雨，可是各种思想也因此而得以像风雨一样自由的出入教室，师生因此得以如琢如磨，如切如磋，真正得以教学相长，老师得以发明学术，学生得以发现自己，一起在国家危难之际弦歌不绝，共同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人才的养成，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也因此成为今天难以忘怀的现代大学的纪念碑。
但是，转瞬间，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似乎已经完全成为数字和计划的表格填空，大学也变成了中学甚至幼儿园，学生和老师们有时甚至是被当成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管理，这样的大学教育又怎么能因应时代的变化呢？其实，大学的教室是思想的实验场，是学术发明的产房，是师生共同研读知识探讨真理的前沿阵地，因此不能将其变成老师的审讯室，也不能变成学生的监禁室。因为只有老师和学生自由的探讨学术，才能激发真正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的培养出可以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的人才，最终才能使得我们的大学成为国家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科学中心，真切的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 延伸阅读之一 ——

在严重的时刻，我们如何做老师
✪ 张生  |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再次来临，作为一名从94年就开始在大学执教的老教师，自然收到了众多学生的问候，然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在为有缘结识的学生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却是为自己多年来的知识的空疏，勇气的怯弱，和更多的可能的误人子弟感到惭愧。
尤其是在今天，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加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剧烈的变化，已经人感到做一名教师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胜负荷。这不仅仅是大学的日益公司化所导致的量化考核所带来的直接的压力，以及由此出现的大学老师的新的等级化所导致的巨大的收入差距，还有上课时面对各种录像和录音的如履薄冰的“现场感”和“表演感”，以及各种非学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实时”听课，同样让人战战兢兢。
我从八十年代读大学到现在，几十年来，从未离开过校园，但是，好像还从来没有感到大学的生活和工作像现在这样“吃力”，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个“严重的时刻”。里尔克有首诗，叫《严重的时刻》，读来总是让人感到惊悚却真实：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

那么，在这个“严重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做老师？
韦伯在《以科学为业》中曾经谈到如何做一名大学老师，我觉得也许可以给人以启发，或者给我这样现在多少有些迷惘的人以鼓励。他认为随着现代的理性化的时代的到来，不仅“世界的祛魅”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已经勇敢的走出了不无神话色彩的充满着非理性的人神崇拜的宗教世界，也让曾经有着类似的个人崇拜色彩的光环的老师也迎来了“祛魅”的时刻。因此，韦伯认为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他不应该成为学生所期待的“领袖”，也不应成为学生生活的“导师”，哪怕学生对此有所期待，因为在大学课堂上学生不得不保持缄默，而老师却被允许滔滔不绝，这个时候老师如果以知识的“领袖”或者生活的“导师”自居，其实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意淫。
那么，面对学生，老师又该如何自处？韦伯认为除了可以教会学生学会理性的“计算”（Berechnung）和思想的方法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头脑的清明”（Klarheit）或者“自我的清明”或“自我反思”（Selbstbesinnung），这当然需要老师首先自己就已经“头脑清明”，那就是要告诉学生，当他选择某种手段来达成某个目的的时候，他将不得不接受由此带来的某种后果，尤其是这个结果可能导向的善或恶的结果，而他只能选择一个。韦伯认为，如果一个老师做到了这一点，那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尽职的老师：
如果一位教师做到了这点，我会想说，他是在为“道德的”势力服务：他已尽了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职责。我认为，他愈是有意识地避免从他这方面把一种立场用强迫或用提示的方法加诸听众身上，他愈能够善尽这项职责。（《韦伯作品集》（1）：《学术与政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实际上，韦伯对老师的期许与康德对现代人的期许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帮助学生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正视摆在自己面前的不得不走的道路，逼迫自己大胆的进行选择，而不是听从各种权威（包括老师自己）或者某种教条来进行选择。
这当然不仅要求老师“自身的清明”，还要求老师应该像学生一样具有勇气，能够战胜自身的思想的软弱和直面现实的胆怯。
当然，对于老师的职责，不仅有韦伯这样的“消极”的限定，也有人鼓励老师应该“积极”的作为，我觉得周作人在《伟大的捕风》里就有很好的说明：
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
作为老师，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到韦伯的所期待的老师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是对于自己，做到周作人所期待的知识人，也许可以力所能及的吧。
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努力尝试让“自我”的“清明”的一点反思，并不值得为其他同行们所道。

—— 延伸阅读之二 ——

让老师从容“死亡”
✪ 张生  |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大学出台很多政策，以改善课堂教学质量为名，要求学生上课时坐在教室的前排，有的甚至还要求学生带纸质的教材进入课堂并做笔记，以此来考核教师教学的质量和学生学习的质量。但这些举措犹如夏行冬令，在互联网已经高度普及的今天，还做如此刻板的形式化的要求，不禁让人感到悲哀之至。
因为现在大学教学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学生应不应该坐前排，或者是否要拿着纸质教材进课堂或者记笔记，而是在这个知识已经处于网络化的高度开放的时代，大学和老师应该如何改善之前传统的教学方式，以因应知识生产及传授的新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仍然像过去那样把学生当鸭子，把老师当成填鸭的饲养员来看待和管理。
而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主要是“听写”式的，因为知识获得渠道的单一和垄断性，因此以老师作为知识传授的唯一权威对学生进行单向传递，而学生除了被动接受别无他途。我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基本上都是老师站在讲台上唱独角戏，而身为学生的我们上课时都奋笔疾书，忙着把老师的讲课内容记成笔记，以备课后学习和考试。但那个时候不仅图书馆的藏书很少，就是老师讲授的知识都很难“共享”。而这种大学里的知识的再生产的听写模式并不“孤单”，其实这正是那时的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投影，那时的社会权力也正是以听写的形式予以运行的，其最为典型的场景就是领导讲话，而下属拿着笔记本记录个不停的情景。而这种知识和权力的听写模式的同构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封闭的时代的特征。
但时至今日，早已时移势易，随着互联网的移动化，手机的智能化，尤其是知识的获得的开放化和多元化，使得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增多，早已经超出课堂之外，并且因此而得以用一种更为开放的世界眼光来审视老师在课堂讲授的知识，如果老师再以“一言堂”的方式来传授知识，所产生的还不仅仅是学生是否愿意坐前排或者带着教材记笔记的问题，而是这样做是不是让我们的学生获得知识获得的方式与当下这个世界的知识生产模式背道而驰的问题。显然，当下的知识的更新和获得知识途径的便利，使得学生和老师变得更为平等，也变得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平等的讨论和“协商”成为知识再生产的主要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痴迷于过去的那种听写式的教学方式，那就难免和我们这个已经变得开放的社会的精神相悖了。
有时，或许我们需要改变的还不仅是教学方式，还需要改变的是教室里的空间的结构。因为我们的大学教室和研究生的教室绝大多数还是传统的以教师或讲台为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而学生的课桌成排或者成扇形排列的形式，这种空间布置其实与福柯说的规训空间无异，这种空间的布置其实呼应的依然是听写式的封闭专制的单向的权力结构，而国外的很多大学的教室的布置或者研究生教室的布置，早已经是去中心化的空间安排，大都以回字型展开，老师和学生平等的坐在回字型的桌椅周围，平等的探讨着知识，或许也因此更加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的再生产的开放的平等的讨论或协商模式。
巴特曾经说作者的死亡迎来的是读者的诞生，正因为作者的死亡，才使得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也摆脱了“作者-上帝”对文本的垄断和权威性，使得文本从封闭走向丰富，也使得读者激发出自己的创造性，将之前封闭的可读的文本转化成可写的文本。而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改变我们的教学模式，不要刻意强调让学生坐在前排或者记什么笔记，摆脱对老师的作为唯一的知识权威的依赖和服从，因此让老师从容“死亡”，则必将迎来学生的新生，从而也可以使得我们的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变得更为开放，更为丰富，也更具有创造性，进而为我们的文化的振兴，乃至世界学术的进步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