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0年以来，著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书。1978至1996年，与李新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

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似可归结为六个字：讲故事说道理；亦可精减到四个字：求实明理。

讲故事，求实，就要千方百计挖掘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到的材料，须反复考订甄选，去伪存真，求其实在，然后写成有细节有情状有过程，真切准确的故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绝不掺入外加附会成分。

说道理，明理，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依据确凿证据，说清源流因果、经验教训，逻辑严密，客观公允，使人读后有所启迪。不与时政挂钩，莫与时调混淆，尤戒涂抹流行色彩。

历史学的生命是真实，而非“为什么需要服务”。“文革”造神运动中，有人提倡“为革命研究历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被改称“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被改称“近代革命史研究所”，以为“为革命”就只能研究“革命的”历史，余皆不问。政治多变，理论也多变，“为什么而研究历史”有很大随意性、片面性和破坏性。黎澍先生说：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事实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历史学曾经不止一次被要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然而每一次都只能做到了一条，就是歪曲历史,或因影射现实、指桑骂槐而歪曲，或因强使历史为现实辩护而歪曲。总之，都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以致不成其为科学。”

文化学术的振兴和繁荣，一赖于文化学术人员摒除一己私利，打消乞求上级庇护念头，具有胆识和气魄。否则，就不可能据实直书，以理力争，坚守真理，推进学术。二赖于当权者重视和保护文化学术活动，使不同学派的思想者的学术观点，一概受到尊重，兼容而并包之，其发展当不可限量。倘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随意指为不同政见，加以种种帽子，封锁声讨，甚或作行政处理，那只能摧残人才，破坏学术，没有别的好处。——这也是黎公反复说过的话，吾宗之而力行。

我于1955年入大学学史，1958年从事史学工作，以研究近现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为职志。寻真解惑，质疑重估，不为尊者讳，不看他人脸色，力求秉笔直书，持平而论。60年间，学史6载，在职工作36年（内中“文革”中断10年，做编辑2年，集体编书20年，含兼作行政事务10多年），个人研究几乎全靠业余时间“恶补”。屈指算来，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瞿秋白研究，二是西路军研究，后者只开了一个头。在某些学人眼里，这不过是没有理论的“低端史学”，我安然受之，未觉其愧。“高端史学”何处寻？自惭孤陋寡闻，所见甚少。就中国现代史界同人而言，杨天石、耿云志、杨奎松、沈志华、罗志田、王奇生、雷颐、邓野诸先进的一些著作，我是由衷赞赏的。此外，后起之秀甚多。晚辈如我的学生黄道炫，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研究，亦颇为学界看重。这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他学的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关键在于学者自己。

瞿秋白由书生、领袖、烈士到钦定“叛徒”，西路军全军覆没之责，被委过于人，蒙冤数十年，皆具悲剧色彩。历史何以如此颠倒不公？我亲身经历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与“文革”，目睹理想与手段、梦幻与现实、信仰与操守、阳谋与阴招、人性与兽性，种种诡谲怪异、难以理解的世相变态，不能不对之质疑、反诘、批判，并追根溯源，弄个明白。以今视昔，以古察今，深知历史难以隔断，往往承接有序，甚至一脉相承。

中国近现代史，越靠近后期，越模糊不清，大大小小的谜案，不知凡几？需要历史家付出巨大精力予以破解，厘清真假、善恶、美丑。切不可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假乱真，掩蔽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历史真相。只写你喜欢的，不写你不喜欢的，那不是历史。执意这样做的人，最好去当私人秘书，而不要跻身于史学界。

在下素来与理论隔膜，对数十年变化莫测的理论风云兴味索然，敬而远之。对某学科有人鼓吹“隐恶扬善、笔下留情”的八字潜规则，尤其不屑于领教。窃以为，史事重实证，倘无确证实据，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掩饰或者篡改历史，哪怕完全出自一片好心，也是错误的。倘若无实事求是之心，空喊“唯物史观”以眩人，祭起“虚无主义”以掩丑，均非学术之道。

辩证法的本质是质疑的批判的革命的，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唯物史观是忠实于历史真相的，它不容许任何虚假造伪。如果成心炮制伪史秽史，而妄谈育人、资政、“护国”，那就将适得其反，势必导致愚民、败政、祸国，成为历史的垃圾。

近代中国确实不止一次有人想用伪史秽史愚弄民众，把人们的思想管控起来，但绝无成功之例。妄人不知，历史的规律从来是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他想要的；企图左右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一厢情愿，一场空。黎澍说过这样的话，我牢记未忘，一向主张：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无所禁忌，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历史学家陈铁健逝世，被誉为“瞿秋白研究第一人” 

陈铁健，字石之，1934年10月生于黑龙江安达，祖籍浙江绍兴。1955年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196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师从历史学家李新，结业后留所。

陈铁健（1934-2023）。

陈铁健曾担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和硕士通讯评论专家组成员。

陈铁健著有《瞿秋白传》《绿竹水南集》《书香人多姿》《寻真无悔》等著作，与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与黄道炫合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等。

陈铁健生前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1979年，陈铁健在《历史研究》月刊上发表《重评〈多余的话〉》引发轰动，成为学界热点，之后陈铁健又撰写《瞿秋白传》，在学界素有“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的美誉。此外，陈铁健对西路军、陈独秀等研究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根据《中华读书报》报道，选择瞿秋白和西路军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陈铁健而言，其因由是“心里有不平，想把事情弄弄清楚”。“史学不以理论为重，却不能拒绝思索。”陈铁健始终认为，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真正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

2019年，陈铁健曾受邀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瞿秋白：从枯寂中醒来的新青年》的人物专题文章，下面我们特此再次刊发此文以作纪念。（导语撰写：李永博）

瞿秋白画像

撰文 | 陈铁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瞿秋白传》）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1920年冬

1920年冬，五四运动爆发一年半之后，瞿秋白在赴俄途中滞留哈尔滨50天，期间他写下系列随笔《饿乡纪程》，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1919年5月的学生爱国运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直到15年后的1935年5月，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获，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临终遗言《多余的话》时，才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俄文专修馆同学推举为学生总代表（另一总代表是耿济之）。其实，五四之于瞿秋白，是重要的思想转折点，他从枯寂中逐渐苏醒，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成长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谋国家福利

郑振铎1917年秋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校址虽在西城李阁老胡同，却住在东城，经常到东单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看书，便与在东总布胡同的俄文专修馆同学相识，瞿秋白、耿济之等就是在那里与郑振铎成为朋友。

5月4日那天，郑振铎在赵家楼附近的住处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蓝布大褂的学生。（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学生》，1946年5月号）

瞿秋白这天是否参加集会、游行，至今未见相关史料。郑振铎也是第二天看报，才知道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事。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代表会议，决定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起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并与中等以上各校联系。这时，俄文专修馆学生会便正式加入学生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与耿济之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成为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郑振铎作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参加北京学联。学联本部设在北京大学理科马神庙校舍，下设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负责讨论决策事宜，每校选出两人担任评议员。干事部负责执行，委托北京大学干事会代理。

北京学联宣告：“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为宗旨”，“国权一日不复，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5月19日，学联宣布全市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21日，中学生一律参加罢课。面对北洋政府的威胁和劝诱，学生不为所动，“仍坚持非惩办卖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晨报》，1919年5月23日）。总罢市期间，学联组织学生进行下列活动：每天数百人上街讲演，初在城区，逐渐扩及农村、工厂，以至旅客列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北京学生总罢课，影响所及，山东、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杭州等地学生纷纷响应。

十余天后，北洋政府连续出动军警大肆逮捕上街演讲的学生900人，拘押在北河沿、马神庙等北大校舍。逮捕行动震惊全国，其结果却与北洋政府预料的完全相反，不仅未能把学生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怒全国民众，掀起更大风暴。上海学界、商界先后罢课、罢工，到6月5日，上海纱厂、书局、码头及部分铁路工人开始罢工，规模日益扩大。

上海的“三罢”斗争，引发全国爱国风潮进一步扩展。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5日当晚，下令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军警撤离后，被捕学生没有马上离去。他们扣留七名警察，留下两个帐篷，作为揭露当局摧残民权的人证物证。6月6日，北京学联通电全国，严厉谴责“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视人道，……皆政府纵使之”，要求政府处置军警，呼吁同学“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1919年6月8日）

在京城形势严峻的时刻，瞿秋白、郑振铎等始终坚持斗争，毫无畏惧，机警应对当局的迫害。

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跟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终于甩掉了。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

——郑振铎《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大转折，在瞿秋白一生中也是一大拐点。在此之前，是他人生的“枯寂”期，此后则是他思想“变动”期的开端。

枯寂苦闷中的思索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城内大运河畔青果巷八桂堂的天香楼。常州号称财富之区、人文渊薮。瞿家是书香门第，代代有官，八桂堂是他叔祖父瞿赓甫（时任湖北布政使）的豪宅，由他父亲瞿世玮代管。世玮喜画，好黄老之学，母亲金衡玉是名门闺秀，知书文诗词。受父母教诲，少年秋白喜爱文史、诗词、书画、篆刻、音乐，刻苦读书。五岁入私塾，学习古文经典。随后入常州冠英小学、常州府中学堂，接受欧化教育，课余读维新和革命书刊，吸纳新知识，接触新思想，中西兼收，新旧并蓄，开始追求“名士化”，做文学少年。辛亥革命爆发，曾经令他一度兴奋，说是“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袁世凯恶政，使他愤慨，竟在十月十日国庆日挂起书写“国丧”的白纸灯笼。这一年，他只有13岁。

不久，家道中落，迁居数次，最后住进瞿氏宗祠，以典当旧物维持生计。16岁，瞿秋白即将中学毕业，却因家中债台高筑，无物可当，不能交学费而辍学。1916年春节，母亲自杀后，全家离散。瞿秋白到无锡一座小学教书糊口，自感“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瞿秋白《饿乡纪程》）半年后，他辞去无锡教职，回常州孤居数月，就去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以解决生活和求学问题。他先是考取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因不满师资低下而放弃。

1922 年底，陈独秀（前排左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后排右四）担任翻译。

1917年春节，瞿秋白到黄陂姑父周家，见表兄周钧量（君亮）。钧量在家塾执教，瞿秋白常在书柜前，选读《老子》《庄子》、“四史”和通鉴。晚上，在卧室油灯下，常常读书到深夜。得钧量帮助，瞿秋白诗词研究更深一层。两人不时议论人生、社会和政治，同时津津乐道佛学。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居寂静安乐境界），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涉世以来，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因而产生探索佛学的兴趣，开始读《成唯识论》《大知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用心研读佛学，试图用它来解读人生的纷扰、哀伤、困惑和怀疑。

1917年暮春，瞿秋白离开黄陂回到武汉，适逢纯白调离武汉到北京就职，他便跟随堂兄北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羊皮胡同纯白家中。江南河北，风光迥异，故都的风情对这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觉得新鲜。看遍古迹名胜，查考史志典籍，所得印象不过是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脉络，却少给人以振奋飞扬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要考北京大学，可是学膳费用太高，堂兄无力供他上学。遂依堂兄之意，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能录取。瞿秋白有时去北京大学旁听，更多时间是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实在难过。暑期过后，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学俄文。入学后，他刻苦学习，强记博闻，广泛涉猎，每天读书至深夜。在校每考必前两名，他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油印传观，名遍全校，无人不知。除完成规定功课外，他还自修英文、法文、哲学社会科学。堂兄在一个法文补习班兼课，瞿秋白课余随班学法文三个月，其水平竟超过补习班听课的正式学员。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角逐，对外丧权，对内征敛，尽管也会摆出些许共和民主姿态，却丑相毕露。寄人篱下的生活，恶浊政治的冲击，催促瞿秋白心灵早熟和敏感。他最初的反抗，是冷漠和避世。试图解析人生，摆脱苦闷，却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的思想资料。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

——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

瞿秋白此时受到多方面思想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这个青年学子正在形成的人生观。他之亲近佛学，是为其哲理思辨和人生之道所吸引，想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大乘佛教以利他为宗旨，宣称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身才能由菩萨位进至佛位。瞿秋白拂去其迷信色彩，接受其引领众生向善精神，致力于“使佛教人间化”的理想成为现实。

这种思索固然可贵，但是它对政治黑暗、社会恶浊的现实，不可能有丝毫触动，思索者仍然无法排遣心灵的苦闷。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写于十九岁的诗，是他前期所写几百首旧体诗中仅存的几首之一，自云诗中有“忏悔贵族”的“颓唐气息”。雪意清冷，心境凄凉，却以酒抗浊，折梅驱邪，怅惘与清高共存，更显枯寂中的不安，而不安恰恰蕴含未来的突变。

憧憬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就其远因而言，是中国近代种种改良革命运动的总汇合；就其近因而言，是以《新青年》为中心，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主持的北京大学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鼓吹民主科学精神诱发的思想大变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救亡，两者相承而不对立。爱国救亡是思想启蒙的必然伸延和最佳境界，由启蒙而救亡，因救亡更深化启蒙。启蒙就是高扬民主，铲除专制，倡导科学，拒绝愚昧。

五四运动后，启蒙思潮“起翻天巨浪，摇荡全中国”（瞿秋白语），百家竞起，异说争鸣。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语言、哲学，交锋论战，不可遏止。外来思潮如民主主义、空想主义、新村主义，一齐涌入中国思想界。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较深，自认在五四运动时还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后来虽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也是朦胧的。

瞿秋白与家人。

1919年夏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准备以其附属的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做编辑。这就是同年11月1日创刊的《新社会》旬刊。瞿秋白为《新社会》写作甚勤，他在杂志刊发的第一篇文章《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呼吁人们以世界的历史的眼光，用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去适应世界潮流；通过启蒙和普及教育，改造落后愚昧的国民性，建设新社会的基础。随后又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的六项措施：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

原来在11月上旬，郑振铎、耿济之带着《新社会》创刊号到箭杆胡同面见陈独秀，征询对刊物的意见。陈独秀希望把《新社会》办成通俗刊物，给劳动者和商界人士灌输新知识。瞿秋白这篇文章就是参照陈独秀的意见，加以引申和发挥的。此文还指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两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问得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这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狂人日记》的启示。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引领者们如陈独秀、鲁迅等对瞿秋白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12月1日，《新社会》第四期，刊出瞿秋白《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21日，又刊出他的《知识是赃物》一文，说“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出来的罪恶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新社会》第六期）瞿秋白还在《新社会》和其他报刊写过妇女问题、文化运动、新村运动及反对轻率自杀等文章，同时译介果戈理、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作家、诗人的作品。他此时的思想很杂，从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样样皆有，时而温和，时而过激，但都难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不过，瞿秋白对于俄国文学的译介，对社会思潮的反思，已经使他由原来沉迷写作旧体诗词以排遣个人心灵苦闷，转而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关注；由对个人的思虑，转向对大众的思考，希望深入研究俄国文学、文化，追寻俄国1917年革命巨变的远因，从而向往俄国之行，似乎在这里悄然萌生。

瞿秋白与第二任妻子杨之华。

1920年4月21日，《新社会》第十八期，刊出瞿秋白《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两文。前者歌颂劳工神圣。后文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社会之社会化》，批判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泛劳动主义，主张“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他赞扬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这时，李大钊等在北大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他说：“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吧？），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4月11日至5月1日，为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新社会》接连编印三期“劳动号”，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查封。瞿秋白回忆：

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

——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

1920年秋，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邀请，准备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到苏俄采访。10月18日夜，瞿秋白踏上漫长的赴俄旅程。这一天，他写信赋诗答谢京中友人，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号里。”

21岁的瞿秋白，此时以其拥有敏捷的思维，优美的文笔，流利的俄语，坚定的意志以及永不枯竭的求知欲望，而充满自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只蜜蜂，而当蜂蜜酿成时，定会有益于再造中华。

其实，俄国遭遇内忧外患，战乱不止，民生凋敝，号称“饿乡”。亲友劝阻，不愿瞿秋白陷入“穷党”治下的绝地。瞿秋白力排众议，认定那里似乎有使人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宁死亦当一行”。

1921年1月25日晚11点，列车驶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他写道：“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自称“东方稚儿”的瞿秋白，怀抱寻觅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他人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