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附近”关系的日趋疏离成为转型化社会中的普遍问题。本研究基于类型学的分析视角，通过典型案例勾勒当代青年与“附近”社交退缩背后的心灵图景，将青年与“附近”的交往类型概述为“逃避型”“倦怠型”“功利型”及“徘徊型”。在此基础上廓清形塑这些类型的结构性力量，进而揭示“附近”的消失是转型化社会的个体化、外包化、理性化、风险化等趋势在青年社会交往层面的呈现，它也导致了青年的群体性孤独。对此，尝试诉诸集体之爱消解青年的群体性孤独，从而实现“消失附近”的重建。

一、前言

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日趋个体化的时代，与周遭建立联结的动力逐步下降，其交往形态呈现出一种礼貌的疏远的刻意控制[1]。比如逢年过节不愿走亲戚，不喜欢与邻居往来，厌恶寒暄过问他人“私生活”，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怕自己“受麻烦”，通过佩戴口罩保持一种“社交屏障”，等等。这种现象或许是项飙所谓的“消失的附近”，即青年对附近呈现出漠然的心态，究其原因在于周围即时性的社会交往挤压了他们情感正常生长的空间。因此，“附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场景的视域在青年的意识中消失了[2]。

这种“附近消失”的最直接后果是导致青少年的群体性孤独，正如三浦展所说，“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前提是，知道自己可能会永远孤独，即使当下不孤独，也不知何时会变得孤独”[3]。现实中，我们在都市里随处可见亲情、爱情和友情缺位的“空巢青年”，他们是都市陌生人和心灵孤独的旅行者，有的只能将情感转移到宠物身上，寻找情感空缺的慰藉和情感寄托的替代[4]。值得注意的是，“附近”的消失不仅引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孤独，而且使其失去他人的实感体认，他们也逐渐在熟视无睹中变得麻木，周遭与自我的存在变得愈发虚无，进而又造成了存在性孤独。

毋庸置疑，我们身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私人领域的转变是社会转型传导使然，理解人际交往一直是透析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因而转型化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将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即从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个体结合转化为异质性的、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交往联结纽带，这将带来更加紧密的社会交往[5]。齐美尔则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人际关系的距离化，表现为“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是被征服，精神世界中的距离就越增加”[6]，漂泊、游离其间的人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陌生人。这种转型社会的社会交往特征在青年群体中更为凸显，如怀特著名的《街角社会》揭示了移民浪潮中波士顿贫民区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社会交往的内部结构[7]。这些典型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代青年社会交往中“消失的附近”奠定了基础。

然而，现有研究中关于“附近”的探讨重视不足，少有的研究仅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8]，或关注其社会治理价值[9]，对熟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微观日常生活考察不足，鲜活的个体话语往往被淹没在总体的宏大叙事中，难以凸显青年的主体性。有鉴于此，我们延伸出几个问题:当代青年为什么选择回避与“附近”的往来?缺少与“附近”的联结他们内心是否经历痛苦与挣扎?如何才能突破此种社交障碍?对此，如果借助一种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视角审视，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主宰着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反应和行为选择的倾向，构成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10]。以此为观照，鉴于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的流变和复杂性，本研究尝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甄别和筛选，借助类型学的视角选取典型案例，辅以深度访谈窥探青年社交退缩背后的心灵图景，并围绕内在心态和外在行为将其社会交往归结为“逃避”“倦怠”“功利”和“徘徊”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管窥青年与“附近”交往的整体图景，进而透视转型化社会作用于青年与“附近”交往的背后机制，以期丰富“附近”的研究。

二、逃避的青年:个体化社会的自我防御

“社恐”一词原是指代神经症患者的医学术语，如今已成了青年逃避社交的代名词，它暗含着敏感、焦虑及恐惧等多重心理状态。对于青年人何以“社恐”学界存在诸多解释，有人将其解读为青年人的独立自我对积极社交传统价值规训的抵抗，不再固守人情面子，面对不同对象选择惜字如金或热情畅聊的个性化交往策略[11]。或是在个体化社会转向中成长的青年一代的“自恋情结”，表现为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仅专注于个人目标和自我兴趣[12]。在此，我们借助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对“逃避人类型”神经症患者的阐述来审视青年与“附近”的交往类型:当自我孤立能够真的得到保障并起作用，便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且无法发生作用，则产生焦虑不安。换言之，当“逃避人”能够与他人保持距离时就能获得安全感，而一旦因某种缘故导致“魔圈”被践踏或被擅自闯入则感觉受到威胁。因为个体缺少应付生活的其他途径，所以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只能独善其身，将逃避众人和躲藏作为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13]。以此为借镜，我们可以照见一些浸润了个体文化的青年习惯于生活中的离群索居，对熟人社会表现出敏感、惶恐和抵触，不断采取逃避的方式应对来自“附近”的“骚扰”。

个案1:W是一名北京高校在读研究生，不论是寒暑假回到乡镇老家还是在北京的学习环境中，都感到了来自“附近”的压迫感和自己内心深处对这些“不必要的骚扰”的抗拒，这集中体现在“照面”这个微小的细节上。在家附近，W觉得和门卫不熟，就不会打招呼。面对邻居，远远看到了就绕道走。爬楼梯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就想着快点跑，省得打招呼。实在面对面遇到了没办法，只能打招呼，也尽量简短冷漠，不给邻居大爷大妈攀谈的机会。W说:“我看到陌生人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浑身难受的感觉。

我很怕他们问东问西，‘有没有对象?’‘以后要读博士啊......毕业三十多岁了’。”为了避免“照面”，她在乡镇老家当起了尽量避免出门的“宅女”。但即使在北京这座相对“个体化”的大都市，在面对朝夕相处的导师时依然没有消减“附近”的社交焦虑:“那天我刚好下课遇到了导师，我一路跟他一起走回办公室，他走得特别快，我小跑，我就想赶紧到办公室，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W在生活中与导师“照面”也时常感到无所适从。但当下，来自“附近”无可遁形的“照面焦虑”因为口罩的日常化而获得了保护的屏障。W欣慰地说道:“我觉得戴上口罩之后，无形中好像增加了一份安全感，就是这种边界感。特别是疫情三年，让这种‘社交逃避’变成理所应当甚至是强制性，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我现在就离不开口罩，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尽管我已经阳过了。”掩盖了面部，保持了距离，熄灭了凝视，在“魔圈”四周筑起了坚固的堡垒，驱散了嘈杂的社会声音，W遁入并安定在了独立的“避难所”中。

“打招呼”“唠家常”原本是熟人社会中表示礼貌和友好的惯习，人们通过亲切的“客套”表达对周围人的关注和关心，达到建立、维护社交关系的目的，进而连接起周遭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可以说这些是集体社会的“遗产”。同时，青年成长于一个“大脱嵌”的转型化时代，自我脱嵌于旧有的迷魅的社会与宇宙，他们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大存在链的一个环节，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是价值和意义的来源[14]。新旧文化范式的张力内化为W内心的冲突—虽然W也明白“打招呼”是一种传统社会沿袭下来作为一个“友好人”的规范，但在私人领域的神圣意识中，没来由的照面反而成为一种需要警惕的他者的入侵，于是只好选择通过恐惧的逃避作为保全自我领地的抵抗。“如果我问别人，别人也会来问我”，出于这样的考虑，青年的“冷漠”成为自然而然的反应，交往限定在“虚假表层”的范围内，以彬彬有礼的方式保持彼此间的距离，借以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逃避相互间的“碰撞”可能带来的“恐慌”与“震惊”[15]。

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逃避“附近”或许是一种刻意打造并维持陌生化的情绪劳动，此种行为姿态应对的并非就此别过的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而是青年周遭最熟悉的“陌生人”。或许也正是社会现实赋予他们对熟人陌生化的自我防御机制以存在意义:在个体化社会及少子化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长期习惯于独自面对单一生活的挑战，压抑烦琐的人际需求成为一种保护性“盔甲”。同时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所谓的“内卷化”社会中，彼此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很少能够产生并维持一种互惠性和纯粹的情感联结。然而，在与陌生人关系相对的青年亲密关系实践中常常出现不能自拔的“恋爱脑”和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这本质上或许是一种对情感需求的报复性补偿，关系破裂的后果常常导致其自我的崩溃。长期忽视的情感需求一旦得以满足就令青年欲罢不能，一旦得而复失往往能够使其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情感联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奢侈品。因而，保持与“附近”的距离，暗含着个体化社会中青年的自我脆弱，折射出对“附近”的不信任，甚至干脆切割与青年拒绝“附近”也衍生了新的困境，正如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指出:“个体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16]。躲藏在胶囊里的青年永远无法脱离社会性，反而身陷囹圄:被变幻莫测的发展围困，被单打独斗的竞争围困，被词不达意的交流围困，被无处排解的情绪围困，被陌生失控的自我围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青年即使摆脱了过去人们对群体的依附性，也难以从他所置身的周围群体中获得精神力量，形成健康的个性已经越来越困难[17]。换言之，青年对“附近”的逃避并不意味着独立和强大，相反仅仅是一种自我脆弱、不安的防御—一种对旧有秩序的贬斥和难以在新世界站稳脚跟的混乱。这场逃难不存在于附近，而根植于青年进退失据、惴惴不安的内心。

三、倦怠的青年:外包化社会的欲望衰退

内卷焦虑的极限或许是社会性倦怠，随着加速社会的到来，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能感受到意欲躺平的倦怠感，且会落入一种机器人式的生活范式，很容易失去观看周遭和深入思考的能力，形成一种缄默文化。这种倦怠一定程度上耗竭了个体的语言能力和心灵，成为一种无声的暴力，摧毁了一切共同体，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18]。同时，现代生活的外包化使得青年可以在“附近”之外通过市场途径轻松地满足自己的多重需求，为人际倦怠提供进一步滋生的土壤，为社交躺平提供现实兜底。正如项飙提到的，生活的方便带来最少的人际互动，使得人际关系变成一种负担，加速了“附近”的消失[19]。比如尽管等外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不少大学生还会因为害怕在餐厅遇到熟人而选择外卖，不去一步之遥的餐厅就餐。由此不难理解，吃饭有外卖、购物可快递、朋友可网租、恋人靠虚拟......在外包化社会中，青年轻松便捷的生活方式消解了他们在“附近”主动构建人际网络的欲望。概言之，这类倦怠的青年对“附近”提不起兴趣，也没有建立联结的欲望和动力。个案2:Y是一名在农村长大的独生子，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中。他对于“附近”的交往呈现出一种无兴趣的倦怠状态。在家时Y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需要请求别人的帮助，也不愿意与“附近”进行面对面交流，每天只需要从卧室走到厨房吃“附近”的关系。

父母做好的饭菜，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满足。即使是在邻里之间经常串门的农村地区，他也可以做到几个月不出门，甚至家中有人来访时，他也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他们说他们的，我看我的手机”。当“附近”对他表现出好奇，他也会感觉到不适:“问一两个问题点到为止就得了，他跟你攀谈的时候好像会进入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一直问一直问一直说，有时候我还挺烦的。”在不得不出门买东西时，他也尽量避免与人交流。“我不会主动深入攀谈，因为我没有什么想从别人身上了解的东西，而且攀谈还会想怎么回答，有点尴尬呢。”在一些必要的时刻，他也会开口敷衍一下，但实际上对交流并没有兴趣。“可能会觉得如果不说点什么会有点尴尬，就问问。一方面是为了得体的呈现，另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友好，不让人觉得那么冷漠、不近人情、不好接近之类的。”在Y的讲述中，与“附近”的交流只是为了避免“尴尬”的一种表面的行为选择，而关于“尴尬”的理解，他认为，“尴尬就是比如当一个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得体地去回复和应对他”。所谓的“尴尬”，产生于乡土社会驱使人们做出符合规范的行为要求与长期栖居于自我封闭的空间内导致社交能力退行之间的矛盾，后者源于与“附近”社交欲望的衰退，正如他所说:“就算是邻居，空间只是提供了一个相遇的机会，但是没有产生更深一层联结的动力”，“我平时没怎么主动跟人产生过联结，我也确实没有这个兴趣”。当他回到都市，快递和外卖是他获取基本生活物资的方式，互联网上与网友超越时空的交流填补了他在生活环境周围寻觅友情和爱情的需求，有时他发现自己一天到晚都没怎么开口说过话，却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要跟门卫讲话?楼管宿管阿姨我也不会。我不会打招呼，陌生人不打招呼，有什么尴尬的，况且我也很少见到他们，没有那么长时间让你问这些，更不会去拉家常。”在都市中，Y的社交欲望被外包化社会消解，熟人社会规范再难迫使他与“附近”拉扯，曾经的尴尬荡然无存，“附近”已在其视域中消失。

个体与周遭建立联结的欲望和动力同剥夺感息息相关，具体表现为物质匮乏引发礼物的流动，信息短缺带来对外界的好奇，情感寂寞促使人们以邻为友。或可以说，未满足的需求与欲望是个体与“附近”产生积极的社会交往的原初动力。物质匮乏的时代促使人们与“附近”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往来关系，信息上的短缺促使个体常常聚在一起以形成“信息互补”，这也形成了合作和友好的关系形态。然而在物质丰裕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彼此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原本通过周围互助才能实现的物质需求被“附近”之外的现代市场包揽。例如，便捷的交通和精确的算法，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即可收到跨越空间的快递和外卖。这种变化在青年群体身上得以集中体现，成长于流动现代性的青年总是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最快的群体，他们是快递和外卖等新事物的稳定受众，同时也构成了网民的核心群体。不仅如此，互联网为青年群体精准推送了其最感兴趣的信息，相比之下“附近”带给他们的可能是乏味又无趣的。青年的情感需求能够在“附近”之外找到替代，如网络交流逐步替代了具身化的交流方式，“虚拟恋人”等情感商品也在侵入、离间着真实的社会关系[20]。这些远方的虚拟关系因为距离感而激发了更多美好的想象空间，使得青年不愿在近距离鲜活的关系中体会滤镜破碎的失望。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青年成长于物质和情感资源集中供给的核心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少有机会发展出与兄弟姐妹或邻里建立共享关系的能力，待人接物能力的笨拙使他们更加不愿在“附近”感受社交挫败，反而强化了情感商品对现实关系的替代功能。在外包社会中，商业逻辑取代了情感逻辑，消费欲望消解了社交欲望，“附近”熟人圈的功能被不断地向外分解。这一切使当代青年只需要躺在舒适圈内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加剧了青年对在“附近”建立关系的倦怠。当外包社会将一切都以“商品化”的形式为青年群体安排好时，他们本能的惰性被唤醒了，欲望会献祭于便捷，“附近”也就无须存在了。

四、功利的青年:理性化社会的情感驱逐

边沁认为，人选择什么行为之前必须进行功利的衡量，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幸福的最大化[21]。虽然功利主义并非利益的哲学而是道德的哲学，但在本文指涉的青年社交行为情境里，理性主义的利益计算逻辑也已渗透进青年与“附近”往来的行为意识之中。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市场将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剥离出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经济，并逐渐演变到将社会关系纳入经济活动的范畴[22]。理性主义价值计算的逻辑进一步渗透、离间了从前的人情关系，人们冰冷看待自己与周围人关系的同时也驱散了温情，这在成长于大转型社会的青年一代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在此我们刻画一类功利的青年与“附近”的交往样态:理性已然占领高地，情感被驱逐到边缘，在表演式的往来下时刻谨慎地衡量着眼前的交往到底是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个案3：L成长于农村，工作生活在南方一座新一线城市中，他既不逃避也不倦怠与“附近”的往来，但理性计算一直贯穿在他的意识与行动之中，对每一次往来都严格地进行着“有没有必要”的检视和审查。L会根据与“附近”交往的成本和收益决定自己的主动作为与表现。当面对高铁上完全不认识的人，L有求于人时就可以自然主动与其交流，建立起一种临时信息搜索关系。当周围人谈论他不感兴趣的话题时，他就会保持沉默并且完全不想参与。L如是说:“当我觉得这个社交收益大于成本时，我就会选择去社交，而没有收益的时候我就不会去社交，所有的交往本质上都是一种收益。”对L而言社交成本不仅包括心理上的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不必要的事情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而对于收益的衡量不仅局限在生活中实际得到的帮助，还包括一些简单的精神上的愉悦:“如果不能让你开心你就没有必要去做。”相应地，面对周围人发出的社交信号，他也会警惕被对方利用的可能:

“平时跟我没什么联系，一上来就要我帮他做事情，我就有一种被利用的感受，跟他联系你也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会选择拒绝。”甚至在处理与邻居的关系时，他坦言:“能发生关系的就是真的发生一些矛盾之类的，不然能不交往就不交往。”在这样一种交往形态中，温情已经被驱逐到关系的边缘，理性的世界也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虽然L与附近不乏一些“必要性”往来，但他却常常感到冷清:“冷漠那肯定是有的嘛，跟周边人交情浅，就没什么联结。”

“有没有必要”是许多青年与“附近”往来时有意无意的考量。L与“附近”的交往呈现出的功利性一定程度上也是诸多青年的缩影。然而，这样的往来较少涉及情感投入，建立起的关系也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工具性关系。即便涉及情感上的往来，也会审慎地预测、评估对方能否回馈相应的情绪价值。这样的交往始终只是浮于浅层的表演，青年与“附近”看似在交流，实则在进行“利益权衡”，并没有真正走出自我去感受“附近”的存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青年前一秒还与“附近”谈笑风生，下一秒就恢复到素不相识的状态。在青年与“附近”交易式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社会的作用，凡事都要经过衡量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的理性计算，尤其是对那些看似不可估量和非理性的情感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作为青年在与“附近”交往的考量中反复出现的话语，显现出现代理性社会中时钟的霸权。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社会的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乃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23]，“时间”具有的稳定性、有序性、纪律性、控制性等特征，构成了社会系统中一切事物高效运转的基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力的青年在其中只能如陀螺一样加速运转。然而，“与时间赛跑”的焦虑同时也带来了浮躁和虚空，青年在碎片化的时间裹挟中日益麻木，个体不是时间的主人而是时间的“奴隶”，为时间而活的生命迷失了生活的意义。这对“附近”关系的真正建立更是瓦解性的，因为在一段关系中投入的时间长短正是双方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尺。在传统社会中，凭借人际信任，人情的欠与还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其间双方一直处在微妙的联系之中。而当下，青年与“附近”的功利性社交仅仅是一种即时高效的人情结算。不仅如此，在与“附近”的搜索性关系中，人际交往呈现出表面性、短暂性和松散性，缺乏情感交流甚至产生虚假的情感理解。“附近”在物理上存在，在情感上或许已经消失。在功利化的社交实践中，情感无法在狭窄的时间内速成，联结的真实性被掏空，“附近”在一次次的理性计算中消失。

五、徘徊的青年:风险化社会的自我割裂

“徘徊”意指往返回旋，来回走动，用来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的样子。当一个人内心存在互相矛盾的想法时，行动上就会出现迟疑和停止。我们在此用“徘徊”一词刻画青年与“附近”交往的样态。“徘徊”是许多青年内心混乱困惑在行动上的显现，一方面，贝克认为当下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此刻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24]，因而谨慎、三思成了青年在面对未知和陌生人时保障安全的策略。另一方面，青年内心又具有强烈的归属和爱的需求，渴望与身边人建立情感联系。两种心理都在青年的内心根植，当一种声音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时，二者之间的张力阻滞着青年与“附近”展开交往。徘徊于“附近”的青年，向往着在“附近”建立起具身化的实感联结，同时风险化社会下的不安又警醒着青年不能贸然行动，这也使得他们与“附近”的交往演变为一种迂回式的试探。

个案4：X是一名在境外留学的青年，暂时借住在当地的亲戚家中。语言上的交流屏障、快节奏的生活及后疫情时代口罩佩戴的日常化等，时常让她感到游离于“附近”的交往之外。“没有聊天，因为他们都讲广东话，我不会讲也听不太懂。也没有时间聊天，这里每个人走路都很快，我现在也变得走得很快，因为我上课老是会迟到。”X并不习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与“附近”进行交流，即使是在迷路时，宁可自己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回打转，也不愿开口向“附近”的人请求帮助。平日在学校里也不太与老师同学交流，再加上大家都戴着口罩，她常常不知道老师和同学的脸长什么样子。X说:“有一天我疑惑老师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直到我旁边那个同学大惊失色地说:‘怎么没戴口罩!’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今天没戴口罩。其实他只没戴了三秒，因为疫情我们就很紧张，还好我是‘社恐’，坐得离他比较远。”在个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大都市并不存在熟人社会的凝视，加上口罩的日常化使X避免与“附近”的交往本可以被彻底合理化，然而，她的讲述中总是包含着很多对他人的感知和观察的细节，事实上反映出她内心依然存在对于“附近”的好奇和建立情感联结的渴望:“地铁上你经常可以看到牵手或者是拥抱的情侣，我上次看到一个很感动的是，一个阿公和一个阿婆，他们就是两个人，一个左手拄着拐杖，一个右手拄着拐杖，但是他们空出来的那只手还是牵在一起的。本来想拍下来，又觉得不太好意思。”虽然她对在周遭建立关系存在着恐惧和防备，但在一天夜里借着互联网的匿名屏障，她渴望与附近建立友谊的想法占了上风，在社交媒体上面向“附近的人”发布了寻找玩伴的交友帖子:“我就问有没有想要一起去玩的。一个男生来问我说可不可以一起出去玩，我说我不擅长和男生相处，只找女生。然后居然让我荣升教育领域的热度贴，有毛病吧，点赞挺多的，因为这样我反而又害怕了。”X与“附近”的交往实践，始终处在一种迂回徘徊的状态，既想要靠近又害怕受伤，既渴望亲密又趋于疏离。

与“生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不同，当代青年一直生活在日常秩序可能会被偶然事件穿透的风险之中[25]。在X身上具体表现为流动的独行异乡人可能遭遇的排斥和人身安全威胁、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与疾疫危机、当下性别秩序中女性可能遭遇的人身迫害以及精神文化危机等。在流变、易逝、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对风险的感知决定了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危险是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恐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断地用维持洁净、排除污秽来划清界限，以保证原有的秩序[26]。而陌生人是来自外部世界并且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27]，本身就是危险的人物，由此，让“附近”的陌生人闯入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带来污染、混乱和恐惧。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青年不得不对“附近”保持距离和警觉，进而导致了陌生化。尤其是在风险化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青年过着一种独来独往的生活，与“附近”的社会交往愈发减少，变得更加关注自我，同时也远离了爱。因为爱首先是走出自我边界、克服自恋的给予，具体条件包括对他人的专心、耐心和最大关注[28]。而被爱则需要打开自我边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觉意图，允许别人的了解与进入。不仅如此，自我封闭导致与外界交流的匮乏使其更加难以表达或者感知自己。正是因为当代青年为了规避“附近”的风险转而过度关注自我，反而对自己是什么人也感觉不确定，导致行动上出现迟疑、停止、半途而废。风险社会中，在“附近”徘徊的青年，自我割裂成相异的两面。正如卡伦·霍尼所说:“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种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控制着我们的生活”[29]。在边缘不断试探的青年，始终如浮萍般漂泊在人群之外，在“附近”终究是无根基的人。

六、结论

从流动现代性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从过去接连到现在的有机体，是一个向连续而深刻的变迁开放的过程。我们将探究青年与“消失的附近”放置在转型化社会的脉络之中进行类型化分析，以厘清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发现不论是逃避的青年、倦怠的青年、功利的青年还是徘徊的青年，这四种与“附近”交往的类型本质上是转型社会中个体化、外包化、理性化和风险化的发展作用于青年社会交往的具体呈现，共同造成了“附近”的消失。然而，处在旧有秩序逐渐解离、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时，浮躁、失序、混乱是社会向前的必经之路。身处“附近”的青年或拉扯在熟人社会与个体社会的规范之间，或在便捷的社会生活中对“附近”兴味索然，或时刻将其视为一笔冰冷的交易，抑或是在风险中还渴望实实在在的爱。现实情境中的青年是复杂的、动态的，或许诸多类型特征兼有之。我们将这些多棱镜式的呈现归结为四种典型，并看到不同样态之间共在的青年群体性孤独。

最后，我们将消解群体性孤独的希望诉诸一种集体之爱。以共同感对抗孤独是阿伦特对虚无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她认为个体的存在永远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的存在，只有在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共同感，在此世界是一个共在之世界[30]。而要实现共在，爱与友谊的能力极为重要。需要澄清的是，这种爱既不是虐待式的支配，也不是寄生般的依附，关系本身就是目的。在借鉴弗洛姆观点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爱的实践艺术不仅是“给予”也是“接受”，这表现在能够看见、感受、承接爱并且存续感恩之心，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爱是一个圈，而爱出者爱返回。通过这样一种集体之爱的实践把彼此勾连起来，每个青年在其中都能找到归依、价值和意义，共同重建“消失的附近”。相信凭借冷静清醒的理解和爱的实践艺术，青年能在风云变幻的现代社会中生活得更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乡村转向及城乡协同演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BSH1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林媛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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