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结构机制解释是社会学分析的核心，但为什么必须如此呢？例如，为什么物理学中的解释以法则而不是结构机制为核心呢？结构和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结构决定机制，抑或反之？社会学中除了结构机制解释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形式的解释？如果只存在结构机制解释的话，那么那些强调对地方知识的解读以及各种偶然性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学问应该如何来理解？受到这些和其他困惑的驱使，笔者整合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提出了一个能捕捉到宇宙大爆炸后结构和机制关系不断演变的复杂关系的统一模型。基于这个模型，笔者讨论了结构机制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其中有哪些可循的规律，以及这个模型对社会分析来说具有什么含义。

作者简介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目  录

引 言

一、本文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概念

二、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规律

三、组织管理和“末梢重”的关系

结 语

引  言

为了让读者清楚本文所提出的理论的来由，笔者需要介绍一下其产生背景。我在多种场合指出，社会科学最主要的分析范式是结构机制解释。但是结构和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到底是结构决定机制还是机制决定结构？为了想清楚这个问题，我首先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考察。笔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25年间完成了两本专著。第一本专著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政体特点、绩效合法性和缺乏社会中层组织是形塑20世纪后期中国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发展形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第二本专著的核心观点则可以表述为：在人类的四个本源性质（政治性、地域性、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权力会产生一系列机制性的因果关系，而这四个本源性质在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结构性组合方式决定了这些因果关系在不同社会中重要性的不同，从而形塑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态。显见，笔者的第一本专著采取的是结构→机制的叙事手法，而第二本专著采取的则是机制→结构的叙事手法。笔者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一些社会学著作进行了考察，发觉结构衍生机制和机制衍生结构这两种叙事手法在社会学中非常普遍。于是我设想结构和机制应该具有如下的互生发展关系（图1）：

在此模型中，结构提供了某种机制性动力学产生的原因，而机制所产生的动力则造就了新的结构，结构和机制构成一个相互生成链。但是笔者对这个相互生成链的起始和结束之处并不清楚，因此都只能暂且用省略号表示。而我对模型两头省略号所代表的是什么逐渐有了清晰想法则源于个人两个方面的紧张感受。

第一个紧张来自我全职回国后的各种深切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家发展的思考。简单讲就是，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和大学官员所做的大量的一看问题就很大的所谓“顶层设计”，所制定的各种不现实因而和实际目标相冲突的规章制度、激励机制、口号目标，以及相应的指标、考核方法等越来越多。面对这些“目标”，很多官员、商人、学者乃至个人都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应对之法。这些应对之法归纳起来无非就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 形式主义、层层加码、寻找制度漏洞，以及从各种制度、激励机制和考核方法中寻租。为了避免这些负面后果，地方政府和大学就会在各种现代技术和手段的支持下搞出更为繁琐的规章制度、激励机制以及检查和考核方法，而其“管理”对象则创造出更多的应对之道，于是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困局：制度越多，漏洞越大；制度越多，大家对制度越没有尊重；制度越多，其负面非企及后果越大。从因果逻辑角度来说，“管理”方的这种做法和“管理”对象的各种应对之策，造成了各种专门性因果机制（ad-hoc mechanisms）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在社会科学界，学者们所采用的专门性因果机制可扼要概括如下：制定领导喜欢听的个人或者院系发展计划，写领导喜欢听的智库报告，做容易获取资源和容易发表的课题，发表能挣更多“工分”的文章，用各种方法来获取各种头衔，形形色色的学术造假和剽窃，等等。这背后所产生的多得难以计数的专门性因果关系不存在于物理世界，也不存在于生物世界，而仅仅存在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换句话说，这些高度专门性的因果关系都产生于地球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最后一刻，同时也处于结构机制互生关系的最末梢，即笔者模型的最右边省略号之处。我因此把这一现象称为“末梢重”。由于末梢性的专门因果关系都形成于人类产生之后，即地球发展历程中的最后一瞬间，我由此就想到，该理论模型可能还揭示了结构机制关系的一种带有“历史”性的发展进程。这就促使我开始考虑如下问题：如果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终结在各种末梢性专门机制的大量出现，那么它的起始在哪儿呢？

这就牵扯到了笔者的第二个紧张，即笔者对自己以往所提出的理论的不满。比如，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这篇文章中，笔者对经典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作了区分，指出物理学中存在着像牛顿定律这样的在经典力学意义上能解释一切的统一法则，而生物学中只存在像进化论这样的覆盖法则（即，虽然进化论在生物学中具有统一法则的地位，但生物世界中同时存在着大量的机制性规律。虽然这些机制的作用原理都不违反进化论原则，但它们并不能从进化论出发通过推理来获得）。但是社会科学中既不存在像牛顿定律这样的法则，也不存在进化论这样的覆盖法则，只存在着大量的解释力有限的机制。还比如，笔者在《解释的层次与诠释圈》这篇文章中把人类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所形成的解释模式分了七个类型，其中与本文最为相关的就是针对物理现象所形成的法则解释、针对生物现象所形成的覆盖法则解释，以及针对社会现象所形成的结构机制解释。但在方法论层面上，笔者对于这两篇文章给出的答案并不满意，因为它们只是指出了当前在不同学科占据主导性的解释范畴，或者说某种事实、现实。但用“事实”和“现实”来说事很容易导致我们把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状态当作普遍性规律，把存在视为合理，甚至是必须。就比如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在中世纪欧洲曾经占据主导，考据学曾经在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占据主导，结构功能叙事在二战前后的社会学、人类学也曾经占据过很长时间的主导，但是事后的学术发展都证明了这些做学问的方法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存有大量弊端。

在这两个不满的驱动下，我思考着为什么社会科学分析的主导范式只能是结构机制解释，以及我的结构机制关系发展模型的带有时间性的起始点又在什么地方。就这样一路追问下来，我走到了宇宙形成的那一刻。当然，笔者在本文中只把时间定在地球形成的那一刻。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主流天文学理论，宇宙形成于130多亿年之前，而地球则形成于46亿—50亿年之前，两者相差长达80多亿年。这期间宇宙中多达两千亿以上的星系（这个数字随着天文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增加）中的某个行星上演化出“人”这种生物形态，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高概率事件。但是因为这完全是一个未知领域，为了简单起见，本文决定把模型的时间起点定在地球形成的那一刻，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的理论模型（图2）。当然，只要宇宙中其他行星中演化出来的“人”和我们人类一样，也仅仅是一个具有灵活策略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能论证自我行为正确性和生命意义的动物，把时间点定在宇宙形成那一刻或者地球形成那一刻不会对本文所提出的模型造成任何冲击。

一、本文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概念

在进一步讨论理论模型之前，笔者需要对本文所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个简要界定。这些概念是：结构、法则、覆盖法则、机制、因果关系、普遍性机制、专门性机制、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需要说明，学者们对其中不少概念有不同定义，也产生过大量讨论。比如，就结构的一个子集“社会结构”的定义而言，笔者所知道的就至少有如下类型。《牛津社会学词典》定义：社会结构就是任何反复出现的社会行为模式；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系统或者社会的不同要素之间有序的相互关系。功能主义定义：社会结构是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关系集。制度定义：社会结构就是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社会角色的模式化期待（比如家庭是个社会结构就是因为它有着与之相应的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的不同期待）。结构化定义：社会结构是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的个人行动模式的聚合体。社会权力定义：社会结构指的是来自任何能迫使、规训和诱导人们去做原本不见得有意愿和兴趣做的事情的社会力量。但是，本文的重点不在对于各种概念的系统讨论，因此只能对最为主要的概念作出界定和一些必要的阐述。在本文中，结构所包含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还有自然界所呈现的各种带有结构性的现象。笔者因此对结构作如下定义：所谓结构指的是物质、生物体、人员、社会行动或者信息在时空中的某种可被观察、描述和分析的异质性分布。

在科学哲学领域，法则、机制和覆盖法则指向的都是某种原因能得到充分和清晰表述的、具有固定性的因果关系。对于本文来说，法则和机制的区别仅在于它们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比如，牛顿第二定律是一个在物体明显大于基本粒子且运行速度明显小于光速的情况下都适用的固定性因果关系，或者说牛顿第二定律在我们人类能直接感知的环境范围内都适用，它因此被称之为法则。但价格规律却是只有在运输没有成本、信息完全畅通、人完全理性，并且任何能增大交易成本的社会条件都不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完全成立的固定性因果关系。显然，以上这些条件在我们能直接感知的自然状态下都不成立，至少不会完全和持续成立。这就是说价格规律对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机制性因果关系（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一门把价格机制当作法则来对待的学问）。马尔萨斯方程刻画的是生物种群的个体繁殖率和整个种群增长之间所呈现的指数关系。但这一方程是在食物永不短缺、没有种内和种间竞争、没有捕食者、没有密度制约疾病和没有迁徙的条件下才完全成立的固定性因果关系。以上这些条件在自然场合下不会全部、持续成立，因此马尔萨斯方程也只是一个机制。

法则和覆盖法则之所以都被称为法则，是因为它们都有较大的在不同环境下的普适性。在本文中，法则和覆盖法则之间的区别在于涌现性质在解释中的重要性。牛顿定律是经典物理学中的统一法则，因为一旦知道了牛顿定律后，我们就会发觉其他经典物理学定理，比如自由落体定理、动能定理、胡克定理、伯努利定理、麦克斯韦尔方程组等等，都只是牛顿定律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表达形式，并且都能通过数理逻辑来证明它们与牛顿定理的等同性。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一个覆盖法则。进化论是一个法则，是因为除了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社会性机制之外，整个生物世界的机制都不会违反进化论原理，它因此具有很大的普适性。但进化论只是一个覆盖法则，因为绝大多数生物学机制都不能通过数理逻辑来证明它们与进化论的等同性，它们都是在生物世界的不同层次和面向中出现的涌现机制。因此，在经典物理学领域，深度理解了牛顿定理及其和其他经典物理学定理之间的关系之后，你差不多就是一个内行了；但对于生物学来说，深度掌握了进化论原理及其和其他生物机制之间的关系后，你仍然只是一个外行——无穷无尽的生物学机制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相关知识，并且在长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才能一个一个地被发现。

普适性机制和专门/特殊性机制。在本文中，普适性机制指的是一类在不同场合下都起作用的机制。比如价格规律就是一个有较大普适性的机制，因为只要有商品交换，该机制就多多少少会起作用。在计划经济下，我们能对各种商品价格进行严厉控制，但是价格规律却会以稀缺、票证、特供、黑市、开后门等形式得以体现。马尔萨斯方程也是一个普适性机制，因为它刻画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一个生物种群的个体繁殖和种群增长之间的关系。专门性机制则指的是只有在高度特殊的场景才起作用的一类因果关系。专门这个概念源于英文的ad-hoc，ad-hoc也可以被翻译为“特殊”。在本文中，专门和特殊这两个中文词汇会互用，它们所表达的也都是ad-hoc的意思。

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如下说法：某人因为搞学术造假、抄袭、伪造履历和其他投机取巧行为而获得成功；某人通过走后门、拍马屁、打小报告、伪装、寻找规则漏洞拿到了好处。以上例子中行动和后果形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此类因果关系并不具有普适性。比如，抄袭和学术生涯成功之间因果关系的适用范围仅止于学术投机取巧领域，而且需要如下各种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很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维持才能占据主导地位：学术和社会风气败坏，学术守门人制度崩溃，政策的错误引导，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的庇护等。正因为专门性机制的适用范围非常之小，基于专门性机制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也就非常有限。但是发现专门性机制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某些专门性机制在某个社会中变得重要（比如通过搞投机取巧获得“学术成功”的人在某个地方变多了，而认真做学问的人变少了），其背后必有结构性的原因和更具普适性的机制在起作用。

需要强调，专门性机制和普适性机制之间的区别往往只是程度问题，并且我们经常可以从专门性机制出发通过抽象得出普适性机制。比如，我们经常会听见“现在的年轻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此类言论。我们也会听到如下解释：“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给宠坏了。”这一解释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只有在家长子女关系下才有意义的专门性机制：家长越宠子女，子女就越缺乏自理能力。此外，为保护新兴产业，不少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对本国新兴产业进行补贴，并对国际同类产品加收关税。但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则容易造成如下局面：虽然这些国家能生产一些新产品，但是往往产品质量低下、造价高昂，不能在国际上竞争，只有在高保护条件下才能存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总结出如下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保护壁垒越高，被保护产品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上也就越缺乏竞争力。这也是一个比较专门的机制，因为它只对进口替代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问题才有效。以上两个例子都是专门性机制，但它们所揭示的规律却很相似，并且可以抽象成为一个与原有案例无关的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任何形式的保护都会降低个人或者组织的自立能力和竞争力，并且形成被保护方对保护方的依赖。

负反馈机制和正反馈机制。如果把一对因果关系的两端理解为信息输入端（A）和信息接受端（B），所谓负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馈却导致A值减低”的一类机制。所谓正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馈又导致A值进一步提高”的一类机制。负反馈机制具有自稳定效果，由负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也被称之为智力系统。正反馈机制具有不稳定性，由正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被称之为无智力系统。

二、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规律

有了以上准备，我现在就可以对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的发展规律作简要阐述。我会把重点放在自人类产生后所形成的各种结构机制关系出现的新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笔者是社会科学家，更重要的是地球上关乎人类命运的绝大多数结构和机制，以及结构和机制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都产生于人类形成，特别是文明形成之后，或者说地球演化史的最后一瞬间，造就了本文着重分析的“末梢重”现象。

（一）结构机制关系总体性发展形态

简单概括，地球这一“结构”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它是以前的结构（即太阳星云）在一定的物理和化学机制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物理和化学机制的背后则是一些更为原初的结构以及产生这些结构的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结构和机制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一直回溯到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甚至宇宙大爆炸之前。这就构成了图2模型中最初的省略号。以上的总结依据的理论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和太阳星云假说，所用的地质纪年也都是一些最被广为接受的概数。笔者认为任何对于宇宙大爆炸理论、太阳星云假说以及本文所用的地质纪年的修正和否定都不会影响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总体质量，因此不在此类问题上作更多讨论。

在地球上，结构和机制的因果互生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在生命出现之前，地球继续着太阳系形成之初的纯物理和化学机制加环境条件导致的结构复制、扩张和复杂化阶段，即一个由无机和简单有机分子主宰的时代。这一时间大致延续了5亿年。

第二，此后的几十亿年里，直到“人类”这一物种获得了较高的以文化而不是本能为基础的、比起生物行为来说更为灵活的策略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自我行为和生命意义的论证能力之前，虽然地球上的生物获得了高度多样性的发展，结构机制关系的演进始终处于一个可被称之为是生物/有机化学阶段。在此阶段，DNA、RNA和蛋白质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蛋白质，不但组成蛋白质的20个氨基酸可以形成天文数字的排列方式，不同的蛋白质分子还能产生多种能影响其形态和性质的化学键外的力量（氢键、范德华力、亲水键、盐桥等等），给了蛋白质无数的形态，构成了生物世界高度多样性的微观基础。总之，一些以自我维护、复制和扩张为功能的生物学机制在这一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虽然各种生物体（结构）获得了自我维护、复制和扩张性，大量的负反馈机制仍然在生物行为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决定生物生存和进化最为重要的覆盖法则，即达尔文进化论，本身就是一个能让除了人类以外的任何其他物种在不同环境压力下获得自稳定的负反馈机制，而除了在人类社会中所生成的各种机制以外，生物世界所产生的任何机制都不会违反进化论，并且绝大多数也都是负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在生物世界中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生命体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某种自稳定，大量的负反馈机制的存在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生物世界并不是没有正反馈机制，但这些机制都有作用相反的机制加以平衡。比如马尔萨斯机制说的是任何一个物种的繁殖速度都会随其总体数量呈指数增长，即种群总体数量越大，其繁殖速度就越快，它因此是个正反馈机制。但如前文所说，该正反馈机制在自然界必然会受到食物短缺、种内和种间竞争、捕食、疾病等等对于种群密度具有反制作用的因素的制衡，从而形成了某个物种的个体总量在一定环境下的整体性平衡。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生物物种的个体在持续受到某种环境压力后，更多的基因就会朝着让子代适应这种环境压力的方向突变。这就是说基因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知道”如何采取和保持能让其在个体层面更好生存和发展的正反馈策略了，或者说拉马克提出的“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这一具有正反馈性的进化机制并不完全错误。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曾经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一概念来概括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其实，“创造性破坏”这一特性源自基因，只是在人类出现后这一特征在“文化”层面不断被强化，并终于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许，基因要比《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所描述的还自私，宇宙原本就像人类这么疯狂。

第三，人类获得策略能力、组织能力、自我行为和生命意义的论证能力的时间应该有几万年了，但是直到文明和城邦国家产生后，人类在这三个方面的能力才得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当然，具体的时间点对于我的理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这一“结构”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策略能力、组织能力、自我行为和生命意义论证能力（或者说意识形态塑造能力）所带来的各种后果。此后的人类开始有了“目的”，所追求的也不再仅仅是存活，还有权力和“成功”。也就是在此后，能取得和巩固当下优势的正反馈机制在结构机制关系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构和机制的互生关系进入了一个被笔者称之为“目的”的阶段，或者说“积累/报复”阶段。这里“积累”指的是各种能取得和巩固当下优势的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包括组织形式、策略和技术手段、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会不断产生和发展；所谓“报复”指的则是这些“积累”给人类的整体生存条件带来的各种有重大负面影响的非企及结果（包括战争、压迫、奴役、歧视、人口爆炸、流行病、整体灭绝性杀伤武器的产生、环境污染等等）。本文的重点其实就是分析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各种衍生性规律。

第四，地球上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的总体方向呈负熵（即信息量）不断增大趋势。笔者认为这一趋势在地球上有一天必然会达到其拐点（图3），但并不认为其拐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

第五，积累/报复阶段所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机制不仅仅主要是正反馈机制，还有人类活动制造出来的具有高度专门性的因果关系。比如，通过传播虚假信息获取各种好处，开各种空头支票来获取选票，搞学术造假和学术机会主义来获得各种荣誉和头衔，通过贪污获得大量财产，搞形式主义和投机取巧来应付领导或者获取领导的赏识，等等。人类所制造出来的高度专门性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是无穷无尽，而以下仅是一个例子。抄袭是国内较为多见的一类学术造假方式，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高度专门性的策略性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不容易被抓住的抄袭手段。以下是我经常看到或者察觉到的几个类型：避免整篇和大段的抄袭；把几篇文章的内容拼在一起抄袭；对所抄袭的内容进行改写；不抄袭过于著名的文章；对主要抄袭的文章作次要性引用，而对该文章中所引用的其他文章进行主要引用；自己或者派学生出去听学术报告，见有新的想法就进行模仿并率先发表；在核心观点来自抄袭的文章中加入大量“没盐没油”的综述、经验材料和讨论来混淆视听；利用中西方信息不对称来进行各种较难查到，或者海外学者发现了也“鞭长莫及”的抄袭活动。以上所讲的每一种抄袭方式都能进行组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抄袭者还能制造出更多的和更特殊的策略性因果关系对抄袭行为加以掩盖。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会把上述因果关系理解为“机制”，因为科学家关心的机制大多是一些具有高度普适性的，或者说在不同情景下都多多少少起作用的一类因果关系。上述特殊性因果关系都能作充分和清晰的因果关系表述，只不过与价格规律、“搭便车”这样更具普遍性的机制相比，其能得到充分以及固定化表达的程度则取决于各种高度特殊的环境条件。就比如抄袭所引发的一系列对于抄袭者来说能拿到各种好处的因果逻辑必须在以下高度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表达：学界缺乏公正且有品味的守门人，过度注重指标性考核，各级领导出于各种原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加以保护，学者普遍缺乏想象力，抄袭能拿到各种切实的好处，等等。也正是这些原因，我把这类对于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因果关系称为专门性机制，同时把专门性机制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大量存在，并且占据主导的现象称为“末梢重”。在后文中笔者会对此现象作进一步讨论。

（二）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的其他主要规律

除了以上这些总体性的规律，地球上的结构和机制关系在发展过程中还逐渐衍生出不少其他规律。在本节中，笔者会对这些规律作简要说明，而关注点会集中在那些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维和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或者对理解当前中国乃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困境有很大帮助的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规律。

第一，随着地球时间的推进，模型中的结构和机制都在朝着复杂和专门的方向推进。这就是说越接近模型的末梢端，伴随着某个结构所产生的机制的影响力就会越专门或者说局部，而在这些机制下产生的结构的影响力也就越具有局部性。需要说明，结构机制关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的“自我复制性生命体”阶段就已经是高度复杂和专门的。比如，已经被命名的昆虫物种多达近百万种。其中不少昆虫物种在表型和行为上的区别都非常小，有的甚至只是因为用以汲取花粉的口器的长短和形状有所不同。但是在“自我复制性生命体”阶段，虽然导致两个物种间行为差异的机制可以高度专门，每个物种内部的行为和相应机制的差异却不大。比如说，某一昆虫物种一旦在某个功能需求下发展出了某种能汲取某类植物的花粉的口器（一个高度专门的结构）和汲取相应花粉的高度专门的机制，该昆虫物种内部的每个个体的口器和汲取花粉机制就会高度一致。总结起来就是，在“自我复制性生命体”阶段出现的哪怕是最为专门的结构和机制，对某一个具体物种来说都是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结构和机制。

地球上结构和机制关系的发展形态在人类出现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类是讲策略的、能建立不同形式组织的、能论证自己生命意义和行为正确性的动物，而这些特性使得人类个体即使是在完全相同的结构条件下仍能采取不同的机制性对策。比如说，某个小区门口按规定不能停车，但却没装可以用于罚款的摄像头（影响非常局部的结构条件），面对这一结构条件至少产生了如下应对：完全按规矩不在小区门口停车；没紧要事情不在小区门口停车；停车时司机不离开车，不在特别容易堵住大门的地方停车；在容易堵住大门的地方停车，停车后司机离去；等等。这些高度专门的应对机制又造成了影响更为局部和多样的结构（比如小区门口经常发生形形色色的车辆拥挤和堵塞状态），而这些结构又会促成更多也是更具专门性的机制性因果关系，比如车辆刮擦、车祸和争吵，以及事故后出现的高度多样的协商、吵架、打架、耍无赖、叫警察等等处理方式，如此以往一直发展出本文模型中处于最末梢的因果关系。总之，人类世（anthropocene）不仅仅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占据主宰的时代，还是一个各种高度专门的末梢性机制的大爆发时代。

第二，机制的作用越具普遍性，其所生成的结构也就越具有广泛和持续性的影响。假如某人通过“挑拨离间”这一高度特殊的机制性行动拿到了好处，该行动一般只会对少数相关人士产生影响。假如某大学制定出“5年发表10篇一作或者通讯作者的SSCI文章才能获得长聘教授资格”这么一个高度专门的机制性规定，这个规定就会对该大学要拿长聘的青年教授都起作用。但是，只要有商品交换，价格规律就会起作用。只要有目标旨在追求获得某种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搭便车”机制（即其他人去奋斗，我来坐享其成）就会在其中起作用。因此，与“挑拨离间”相比，“5年发表10篇一作或者通讯作者的SSCI文章才能获得长聘教授资格”就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机制，而与这一机制性规定相比，价格规律和“搭便车”则都是更具普遍性的机制。

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功其背后有许多原因，但一个关键就是邓公懂得“抓大放小”，并在改革中所启动和针对的大多数都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机制。具体说就是，邓小平用“干多干少不一样”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缓解“搭便车”机制带来的问题；用“不争论”来缓解意识形态层面讨论缺乏输赢准则这一普遍性机制带来的问题，同时也防止了利益集团在各种争论越来越“清楚”的声音下聚集（这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数个重要原因之一）；用“主要是防左”来缓解如下的具有普遍性的机制：任何有意识形态追求的组织（可以包括政党、 NGO和宗教组织等等）都更容易被自己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绑架，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就要注意防左；用价格规律这一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机制来调节市场；用社会主义原则来缓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在内的负面性；用“摸着石头过河”来不断调节各种普遍性规律所伴随的黑暗面。笔者在1986年出国求学前视野和知识不够，一度也跟着国人批评中国没有顶层设计，只有“猫论”，直到1988年在加拿大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后才知道此人天真。此后目睹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写了充斥着各种数学公式和框架图的《经济控制论》的罗马尼亚总理、顶层设计大师曼内斯库被判了无期徒刑，才对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所具有的顶层设计意义上的深刻性有了更多的领悟。反观今天中国，各种顶层设计越来越多。但有些所谓“顶层设计”高度依赖专门性机制和各种一看就会带来很大负面非企及后果的正反馈机制，因此不但指标、手段繁多，越搞越复杂，漏洞和负面后果越来越多，同时还把“管理”对象也都搞得越来越疲于奔命。

第三，科学哲学家会把法则解释、覆盖法则解释和机制解释看作科学解释的三个范式，但从本文的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解释范式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在本文的理论下，出现在模型中时间较早的各种结构所产生的机制对其后所产生的结构来说往往具有法则或者覆盖法则性质。比如，相对于大量作用更为专门的化学机制来说，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些更为基础性的法则；相对于大量作用更为专门的生物学机制来说，进化论就成了覆盖法则；相对于大量存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的专门性机制来说，价格规律就是覆盖法则，而价格规律却只是数量巨大的社会机制中的一个而已。在本文的理论下，排在模型后面的机制往往是前面的结构所产生的涌现性质，而法则、覆盖法则和机制之间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它们对于环境的敏感度不同，以及涌现性质在解释中的重要性的不同。因此，法则、覆盖法则和机制其实都只是解释广度不同的因果关系机制，它们之间没有本体意义上的区别。

第四，地球上的结构机制关系朝着越来越具有发散性的复杂方向发展，即结构越来越多元，机制越来越多，机制的作用越来越专门，结构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局部。此时在某个结构因素下所产生的覆盖法则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呈现局部性。梯利（Charles Tilly）曾经给笔者的一本专著写了一个富有方法论深意的序言。他指出我在书中对其他学者所提出的覆盖法则都作了批评，而自己却有着提出某种覆盖法则的渴望。当时的笔者和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都认为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像达尔文进化论一样的覆盖法则，也认为覆盖法则不应该是社会科学解释的基础。因此笔者并不完全理解梯利为什么把笔者所提出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看作一个覆盖法则。但是现在我不得不修正当初的观点。今天的笔者认为社会学中存在覆盖法则，并且梯利把我专著中所提出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看作一个覆盖法则也没有错。在此问题上，社会学和生物学只有以下区别：生物学中只有一个能覆盖一切的法则，即进化论；但社会学中可以有无数个覆盖法则，并且这些覆盖法则只在限定的问题域才有一定效用。比如，笔者曾经提出的国家合法性理论可以说是一个覆盖法则，但它只能用来分析政治合法性问题。利维（Margaret Levi）的国家税收理论也是一个覆盖法则，但它只有在分析国家税收行为时才有意义。并且，国家合法性理论和国家税收行为理论即使在分析国家合法性和税收议题上也不唯一，或者说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下其他学者也肯定能提出有助于研究国家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税收行为的其他覆盖法则。即使是笔者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中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也是如此。该理论基于地域性、政治性、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这四个人类最为重要的本质，并且以这些本质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决定人类活动形态的、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机制，因此作为一个覆盖法则的应用范围和意义肯定会更广一些。但即使如此，其优势也主要是在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分析。当你用此理论分析非常局部性的短时段历史时，就会像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并不好使。

第五，地球上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过程中新的结构的产生及其形态不但会受到直接处在其前面的机制的影响，还会受到来自结构机制关系网中其他结构和机制的影响。这类影响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外部性。比如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所施加的各种具有结构化意义的机制性影响，而沿着这个思路走到极端就成了所谓的环境决定论。二是交互性。例如国际政治形态对各个国家内部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结构性影响；又如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交互对人类社会和其他生物群体所产生的各种带有结构性的影响。就交互性来说，2019-nCoV新冠病毒在城市化、全球化、民族国家化、现代公共卫生条件等结构背景下的产生原因和传播方式，以及整个传播过程给人类社会乃至病毒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带有结构性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环境气候因素之外，来自外部的影响往往都具有较强的马尔可夫链特征。具体说就是，许多外部压力的产生在事先都带有随机性，而事后的影响也不会一直在结构机制关系网络中不递减地传递下去（就如这次新冠疫情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就真实情况而言，地球上结构机制关系的发展应该越来越呈现为密密麻麻、复杂无比、发散的网状结构，而不是图2中那种单线发展状态。在不考虑各种交互作用的情况下，这一网状结构机制关系发展模型可以表述为图3。

第六，人类作为自我论证性生命体自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生命意义乃至当前和未来世界作出各种论证，而这些论证无论是否靠谱都会产生现实性的后果。读者如不理解这一点的话，就请试想各种世界宗教的出现以及17世纪以来出现的世俗意识形态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哈金（Ian Hacking）会强调人类的解读、理解和社会后果之间具有强大的串联性（looping effect）。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也成了结构性的力量，并且由此产生出大量的机制。此时，不但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结构和机制的关系越来越多元，所谓“结构”也越来越成了一种对在某些机制下的社会后果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建构。就比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的阶级政治，到了其他社会科学传统中就成了利益集团政治、法团政治、工会政治、族群政治、认同感政治甚至是社会分层，而这些理解都会产生不同的具有结构机制性的现实后果。总之，在人类社会中，“结构”既是事实，也是在各种意识形态和问题意识下的建构，其本体性大大减弱。当然，结构的可建构性本身也是个变数。一般来说，在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稍做错些事说错些话就会给个体带来巨大伤害的社会中，民众就更可能会对结构产生本质化的理解，从而忽视结构的建构性一面。但是在社会权力稍不集中、环境比较宽松的社会中，结构的建构性和个体的能动性一面就往往会得到重视，而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到极致就会到达如下状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美国人在一次问卷中认为自己可以著书立说，并且“是的，我们能够”（“Yes, we can.”）这种说法在美国有相当的认可度。

第七，“结构”在人类社会中本体性的减弱造成了大量现实后果。比如它给了形形色色的、带着不同程度胡思乱想成分的伟大哲学和宗教传统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它成就了各等野心勃勃的人演出“传奇”的舞台，它是人类文化、艺术想象力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源泉，也是本文会进一步涉及的当前西方世界学术末梢过重现象的本源。

第八，面对各种带有高度建构性的理论和社会实践在各种带有强制性力量的推动下所带来的各种奴役和灾难，面对任何社会理论过分强大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会带来的误区和灾害这一事实，一种重在解构和庆祝人类生存状态和理解能力多样性的学问在当今西方越来越占据主流。此类学问的合理之处在于我们所提出的各种社会“结构”的确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构性，但在掌握着各种强制性力量的行动者的推动下却会产生巨大的现实性社会后果，因此不同程度的解构是必须的。而其弱点则在于做此类学问的学者经常忽视社会力量在任何社会中（包括当前西方世界）都存在着高度不均匀的分布。这就出现了如下的严峻局面：当国家、军队、跨国公司等掌握着关键资源的权力行动者正在建构着各种对世界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构”时，手中掌握资源不多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却在庆祝人类生存状态和理解能力的多样性。

同时，在一些结构性力量有局部性减弱，人们开始对结构产生了日趋多样化理解的地方，该地的人就容易看轻结构对社会行动者的限制力，看重社会行动者在各种结构条件限制下仍然具有的自主性，从而强调行动者的行动和偶然因素在历史转折点中的重要性。这类学问在当前西方的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历史学界，几乎成了一个风潮。各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长知识不长见识的学问应运而生。但是行动者的行动和偶然因素背后往往都是处在结构机制关系最末端的高度专门的机制性因果关系，这种学术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学术末梢过重现象。

第九，在本文所提出的结构机制关系理论框架下，所谓解读和解释之间的区别，以及解读性概念都不再具有本质性意义（但不是没意义！），因为任何解读性的概念都是对某种特殊的或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结构或者机制关系的刻画。比如，“他者”是萨义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对西方学者带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在非西方国家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偏见的解读性概念。但它所刻画却是“阅读就是猜测”（“Reading is a guessing game.”）这个带有很大普遍性的心理学机制在质性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方式。又如，“日常抵抗”是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某些心存不满的人士的抗争方式的一种解读，但支持这一解读的却是以下结构机制性条件：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权没势，没能力提出能得到广泛共鸣的抗争话语，没广泛的网络关系和组织能力，他们才只能进行斯科特所说的“日常抵抗”。

第十，在本文所提出的结构机制关系理论框架下，笔者自己提出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是人类所具有的两大类叙事方式”这一观点也失去了本质性意义（但也不是没意义！）。因为任何按照时间序列的叙事（比如我出门不小心踩了一脚水使得我一整天鞋里面都湿湿的，还比如美国在日本本土扔了两颗原子弹后日本政府不得不选择无条件投降），其实也都是对某种在时间过程中所展现的特殊或具一定普遍性的结构机制关系的刻画。以此类推，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下，强调个人和偶然性在历史转折点中作用的理论也不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并不是没有意义！）。这是因为个人和偶然性在历史转折点中的作用无非两大类：一是“时势造英雄”，即强调某些“英雄”在一定宏观社会结构机制条件下作出了具有历史转折点性质的抉择和行动；二是“历史偶然性”或者“英雄造时势”。比如，一位反对德国统一的大学生在1866年对准备强力推行德国统一的俾斯麦进行了刺杀。此人在咫尺之间对俾斯麦连开5枪，但子弹居然都没能穿透俾斯麦的衣服。我们知道，这位青年的刺杀是个人行动，因此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在咫尺之间对俾斯麦连开5枪居然没能打死俾斯麦，这种事情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这个高度个体化的行动的失败却使得该青年没成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从而给了时势造出俾斯麦这个成功推动德国统一进程的“英雄”。但是，我们即使完全忽略德国的统一进程背后的各种宏观结构原因，以及该青年刺杀俾斯麦背后的各种结构性原因，我也不得不说刺杀行动，以及子弹射中而人却没死本身都是高度专门的机制性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全不考虑结构性原因的历史性分析其实也没有逃脱结构机制分析框架，因为他们只是强调了高度专门性的因果关系在历史中也具有重要性。

十一，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下，格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也不具有本质性意义（但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强调“地方性知识”或者只是在强调各种高度专门性的因果机制的重要性，或许只是因为作者（例如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格尔兹）的抽象能力有限，因此看不出形态各异的“地方性知识”背后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共性。

十二，人类的某些高度专门性的活动有时也能引发具有重大持续性影响的结构性后果，并且促发一些在一定时空下更具有普遍性的机制的产生。这类事情一般都发生在科技领域。轮子、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蒸汽机、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等发明背后都是某些个体或者集体出于做事方便、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营利、强国或者个人兴趣等等的高度特殊的原因和相应的因果关系，而这些技术发展所形成的结构性力量和相应的机制性因果关系却往往能在多方面促发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结构和因果机制的产生。但是人类的这些生成普遍性结构和机制的本领并不会改变地球形成之后结构机制关系的总体发展形态。这是因为随着某个技术的产生，人类马上就会发展出越来越多的能通过该技术获得即时好处的名堂，以及相应的越来越专门的结构和机制。因此，如果把地球形成之后结构机制关系的总体发展形态比作是一个老虎的话，人类的此类活动就像老虎打了个小哈欠。

三、组织管理和“末梢重”的关系

前文指出，人是讲策略的、能建立不同形式组织的、能运用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生命意义和行为方式正确性的动物。人的这些本性正是人类社会出现大量具有正反馈性的高度末端性结构机制性因果关系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不可能改变“末梢重”这个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这一点对于任何形式的社会来说都一样。我们需要提防的应该是处于最末梢的专门性机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过于重要这一问题，因为高度专门性的机制不但影响局部，而且会产生大量的负面非企及后果。

如果我们把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作为三个理想化后的行动者来看，个体始终是末梢机制的最大生产者。这当然首先是来自人的策略性本性，简单讲就是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面对同一事情会采取不同对策。我们经常会听到以下说法：“某人讲原则”“某人保守”“某人滑头”“某人见利就钻”“某人强势”“某人很刁”。这些说法在经验层面，或者说作为对一个具体的人的评价时不见得正确，但却可以被看作评价者对“某人”在各种事情面前所经常采用的机制性应对方式的一个总结。所谓讲原则就是说某人倾向于按照某些更具有普遍性机制意义的规则办事；所谓保守就是讲某人往往倾向于按照一些在评价者眼里过时的机制性方式行事；所谓滑头指的就是某人具有不断改变机制性应对方式的能力；所谓见利就钻指的是某人具有很强的、以获得即时好处为目标的专门性机制的选择和改变能力；所谓强势说的是某人会倾向于采用能强力压住他人的机制行事；所谓刁指的就是某人具有通过对于各种微小情景的敏锐、准确把握来获取好处的机制性应对能力。容易想象，滑头、见利就钻、刁等等行为所对应的往往都是一事一议的高度专门的机制性因果关系。特别是“刁”。我们一般都会害怕和厌恶具有此类性格的人，个中原因就在于成熟掌握着此类能力的人具有很强的、通过各种高度专门的机制性行动来为自己拿好处，同时又对自己行动和话语的分寸、他人的弱点和具体情景具有很强的拿捏能力。有“刁”人存在的地方，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复杂，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个体层面专门性机制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主要生产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给定时空下被人们经常使用的末梢性机制沉淀下来就会成为文化。同时，社会关系越复杂、资源竞争越激烈的地方，末梢机制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性一般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关系复杂、地少人多资源竞争激烈的地方，人非常精明却格局不大。

但是个体的手上并没有集约性和强制性的力量，他们虽然每天在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和家庭层面的互动中生产着多得难以计数的末梢性因果关系，这些末梢性因果关系在一般情况下都会相互抵消变成“白噪声”“黄噪声”“红噪声”等等，不会在社会发展层面形成具有方向性的后果。但如果一个组织在管理中也倾向于采用高度专门性的机制，而且该组织拥有较强的对个体行为的结构化力量，其负面后果就有可能产生长远的影响。以下，笔者从组织管理角度入手，同时兼顾人的策略和意识形态性，通过一个由四个步骤组成的正反馈闭路模型（也可以称之为“管理困境”模型）来说明为什么一个组织在管理时生成的高度专门性的末梢性结构和机制越多，其负面非企及后果就会越大。笔者在描述这一模型时会辅以一个假想的，同时也是比较无害的例子加以说明，但是类似的问题，更严重的负面后果在当前世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假如某大学出于促进学术目的作出了许多规定，而其中一条是“5年发表10篇一作或者通讯作者的SSCI文章才能获得教授升等资格”这么一个目的高度专门的机制性规定。显然，此规定强调的是发表数量，而不是学术质量，并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当然这也许是在没有良好专业守门人情况下没办法的办法）。如果事情就停在这一步，其实问题不大。因为虽然此规定高度专门，它对于管理者和管理对象来说都具有高度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管理者和管理对象都不是人，而是某种个体行为高度一致的昆虫的话，此规定就是一个对所有管理对象都有相同效果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机制。当然，管理条款的制定者和被管理人员都不是昆虫，而是人。这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2.从管理者角度来说，他们制定某些规则不见得是完全为了达到某种声称的目的。这背后也可能有观念误导、信息误导、加强行政权力的欲望、增强自我保护、贪图方便、顺应和应付上级、拍马屁、搞形式主义、玩文字游戏、为了某个小集团的利益等等作用更为专门的机制性原因在起作用。比如，就“5年发表10篇一作或者通讯作者的SSCI文章才能获得教授升等资格”这一条来说，它既夯实了行政力量在学术考核中的话语权，又因为条件清晰、执行方便使得管理人员在出问题后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3.从被管理者角度来说，趋利避害的策略特性就会引导他们发展出各种高度专门性的应对机制。比如针对上述规定，被管理者当然可以老老实实地按照学科规律和自己的兴趣做学问，但也可以发展出各种对自己获得教授和其他头衔更容易，但却对学问来说一点没好处的策略：找容易发表的SSCI杂志投稿；多人一起写文章，互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找能发豆腐干文章的杂志投稿；用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和田野当底牌找老外“合写”文章，并要求自己的名字在文章中以通讯作者出现；同样的观点和经验材料稍作变化不断发表；抢一大堆学生像流水线一样发文章，并且自己都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不顾学术趣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发文章；通过各种学术造假的方式来达到指标；贿赂有关人员来获得发表；等等。显然，用这些方法来获得教授名号肯定要比老老实实做学问来得容易，因此在指标导向明确，同时又缺乏很好的“学术守门人”文化的地方很容易发展成为优势策略。就这样一个本来或许是为了促进学术发展的规定反成了学术发展的桎梏。

4.面对这些问题，管理者往往会按照原来思路进一步对各种指标进行细化，或者说复杂化。比如针对上述规定，管理者会加上诸如影响因子、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他引次数、国家课题、领导批示等等一大堆指标。而被管理者则会对达到各种指标的难易程度作出进一步的评估，并且采取与学术没有任何关系的更加复杂的应对策略。如此反复，把规定搞得越来越复杂，把具有高度专门性的末梢机制的重要性不断放大，而负面非企及结果也跟着不断坐大。更要命的是，做学问需要的是一种对知识有本能兴趣的、敢于怀疑和批判的、能沉下心来的、具有一定超越性的性格，而在以上所说的这种管理方法下能取得优势的却往往是那些具有高度工具理性、什么都想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各种管理规定、人才计划、学术头衔、国家课题、资金投入越来越多，但是不但学问不见有根本起色，甚至知识分子群体的脸相也失去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书生样。

必须说明，以上对管理困境的分析只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简单和无害的假想案例之上。在这个假想案例中，组织的管理者出台政策的私下目的也许只是想加强行政权力、加强自我保护和方便管理，或者受到了某种观念的误导。但是在管理领域，一些政策出台一看就是为了顺应或者应付上级、拍马屁、出于某小集团利益、搞形式主义、玩文字游戏、搞大跃进等。这就给了各种不切实际的、相互冲突的、心血来潮的政策很大的舞台。这样的政策势必会促发下级领导和普通民众采取各种属于高度专门性的机制性对策，从而衍生大量的负面非企及社会后果。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已超出本文范围。还需要说明，以上分析背后的精髓并不是笔者的创见，而是中国传统智慧，老子的《道德经》、贾谊的《过秦论》，以及《淮南子》等其实都从不同角度更深刻地表达了类似观点。

结 语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末端机制不断加重是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向。这一点是很难抗拒的。此外，在任何社会中，随着组织和国家力量的发展，其行政力量和末梢型行为往往都会有逐渐加大的趋势。美国政府的行政性力量在我能观察到的几十年里有明显增强。芝加哥大学在世界上是一个最坚持教授治校的地方，但其行政力量在近几十年中也有明显增强。社会学家会把这一进程称之为制度化，而这在社会的平稳期是一个很难完全避免的趋势。我们应该严防的是处于最末梢的专门性机制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过重这一问题。

读者可能会问我应当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的末梢性因果关系是否已变得过重。这并不太简单，而主要原因在于任何测量都很难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一般说来采取以下几种测量方式的组合应该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1）结构功能测量法：“末梢重”问题越严重，产生专门性机制的结构与这些结构预定能产生的功能之间就会越脱节。（2）机制测量法：“末梢重”问题越严重，专门性机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越重要。（3）行动者行为测量法：“末梢重”问题越严重，人情投资就越重要，办事就越靠关系，大多数人会感到活得很辛苦，机会主义行为在社会上就越占优势。

本文提出了一个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理论。该理论澄清了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些误区，给了我们通过自然世界和社会中结构机制关系性质的变化规律来反思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机会，明确了社会学的解释为什么必然是结构机制解释，而不会是其他，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机制出发的社会学分析往往会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指出了人类社会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末梢重”现象及后果。

本文还在结构机制模型的框架下讨论了社会结构的建构性和串联性、学术思想高度多样化的绝对必要性、解读和解释的关系、时间序列/过程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之间的关系、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一个组织在管理时所启用的机制越专门，所形成的结构稳定性也就越差等等问题。而最后一点则给了我们思考中国需要有什么形式的“顶层设计”一个新的思路。

偏向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更注重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机制的刻画，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这些规律在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出现得较早，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更普遍和根本性的影响。偏向人文的社会科学家则更强调文化因素和地方性知识对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人类总是会不断发展出各种能确立短期和局部性优势的高度专门性的机制。但是这两种倾向却分别会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狂妄：对普遍规律的过于强调往往伴随着强者的无知和狂妄，而对特殊规律的过于强调则往往伴随着人类把自己放在地球过于中心的位置而带来的无知和狂妄。

在本文的结尾笔者想表达一个感慨：虽然人类历史不具有“目的”和目的性的“阶段”，宇宙物质发展的背后却有“目的”和“目的性阶段”。人类历史发展也完全没有走出宇宙物质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然界和人类发展规律大逻辑在结构机制关系发展形态方面一路贯通，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