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沈志华教授披露，在获悉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后，金日成曾致电中国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

金日成对彭德怀怨念至此，乃至于有这般近似“落井下石”之举，究其根源，通常会被追溯到朝战期间彭、金存在的种种分歧。

这些分歧贯穿整个朝战始末。战争之发动未曾通知中国，“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知道这一消息的”；美军参战，中国为国家安全不得不卷入后，周恩来曾“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的警告”。直到1956年，彭德怀和李克农还曾质问金日成：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战争过程中，双方继续为军队统一指挥权归属、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铁路运输补给线管理权、停战谈判签字时机……等问题，屡起冲突。
譬如，谈判初期，朝鲜军队虽无力独自抵御美军攻势，但金日成对停战谈判却激烈抗拒，乃至声称“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而当中、美因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金日成却转而希望中方接受美方条件，尽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乃至劝说中方：大多数志愿军战俘以前是蒋介石军队的人，“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

坊间传言，“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

“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的说法流传甚广，大意为：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耳光。这是真的吗?

“扇耳光”这样的传言之所以仍能流传甚广，大约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关系确实相当紧张不无关系。

在军队的统一指挥、南进策略等许多问题上，彭、金存在严重分歧。彭、金之间矛盾甚多，首推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问题。志愿军数十万部队入朝后，金日成已意识到由朝方统一指挥中朝军队并不现实，转而努力希望保持人民军指挥的独立性。但彭德怀另有考虑。彭曾在给的电报中提到：“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可见其对朝鲜方面的军事指挥能力缺乏信心。

第一次战役期间，双方因协调乏力，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导致“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等事件多次发生，则促使彭开始考虑军队指挥权归属的统一。但金日成在这个问题上相当敏感，拒绝配合，坚持双方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不同意让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彭希望留下人民军第6师协同志愿军作战，金日成则坚持将其调走；彭提出第二次战役后撤几十里设伏，朝方则联合苏联驻朝军事顾问表示反对。此事最后闹到莫斯科，由斯大林亲自拍板表示“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才算告一段落。

拒不出席生日庆典

彭、金在朝鲜战场上芥蒂颇深，亦延及到了战场之外。据志司参谋杨迪披露，“195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40岁生日，朝鲜方面要举行祝寿庆典，三次请彭德怀同志去参加祝寿活动，每次都是派党政军最高级领导来邀请，彭总就是坚决不去，记得当时彭总说话的大意是：现在前方的指战员正在浴血奋战中，朝鲜国土被敌人轰炸成一片废墟，人民正处在最艰难困苦，无以为生中，怎么40岁生日就搞祝寿庆典呢?友方领导同志由此而对彭总又一次积怨。”不论彭拒绝出席金日成的生日庆典的理由是否如其所言，其结果只可能是加深彼此间的不满。

因南下惹争议对金日成拍案而起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第三次战争把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赶出了汉城。当中朝军队前锋到达三七线时，彭德怀忽然下令停止追击。得知这一消息后，苏联驻朝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气势汹汹地指着彭德怀说：“你彭德怀右倾，我一定要告你，让斯大林来教训你！”

在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争论的第三天，金日成来到中朝联军司令部。金日成一进门，劈头就问：“好戏才开场，双方刚接触不几天，怎么就鸣金收兵了呢？再说，这么大的事，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啊！”

彭德怀心情沉重地说：“志愿军入朝作战已整整70天。现在统计，志愿军已伤亡5万余人，因病和冻死饿死的约5万，总计10万人，这个代价是巨大的。”

金日成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

彭德怀又说：“还有，因制空权没有解决，运输困难，前方没有粮食供给，棉衣不足，20万指战员向前推进追击途中，有一半人的鞋子丢了，烧饭的锅也丢了，战士们在如此严寒的冰天雪地里赤着脚、饿着肚子，叫他们怎么再追击？”

金日成仍然没有吭声。

“再说，”彭德怀看了一眼金日成，继续陈述他的理由，“据侦察，敌人退到洛东江，是想利用洛东江的天然屏障，在两岸加筑工事，诱我南进，加以歼灭。”邓华插话说：“停止追击是按照第三次战争计划实施的，你们的代表参加了讨论，计划也送到你的手中。所以，按照计划办，是没有必要再向你报告的。”

金日成听后说：“我对志愿军休整并不反对，只希望你们要缩短休整时间，可以边休整边追击，比如，可以先出动3个军追击，其余几个军休整一个月再南进不行吗？”

彭德怀回答说：“不行，敌人是诱我南进，想将我军逐个围歼，假如继续追击，我军一定会吃亏的。”

金日成又说：“南下假如不能歼灭敌人，解放城镇乡村，扩大领土也是好事啊！”

双方僵持了将近3个小时。

彭德怀看仍然说服不了金日成，迫不得已将一份1月9日的复电递到金日成的手上。金日成低头看电报，只见电文中说：“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休整补充就可前进，则亦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金日成看了电报，显得尴尬且又不甘心。他不想放弃自己的观点，第二天下午又和外交部长朴宪永赶到联军司令部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打痛美军，惟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出动3个军，消灭了他的主力，打痛了他，他就会撤出朝鲜。”

“不行！我们不能主观行事，美军不会按我们的意愿办事。希望速胜而又不做具体预备，结果只会导致失败。打仗不是赌博，不能靠侥幸。接连打了三仗，假如不补充不休整，怎么再能打胜仗呢？”彭德怀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拍案而起，大声吼道，“照你们的意见办，志愿军非吃败仗不可，我彭德怀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假如你们认为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

金日成、朴宪永见彭德怀发火了，便不吭声。

有人送上电报，是斯大林请金日成转交给拉佐瓦耶夫的。斯大林在电报中措辞严厉，说拉佐瓦耶夫不顾主客观条件，强行南下的观点是错误的。现撤销其大使职务，迅速回国等候处理。电文还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彭德怀是天才的军事家，今后一切要听彭德怀的。

上述种种冲突，最后自然会被聚焦到彭、金二人身上。

金的这种怨念，与其致力于打击延安派、树立个人崇拜有关

但更重要的因素，或许还在于彭德怀及其志愿军的存在，对金日成在党内清洗延安派是一种障碍。朝战结束后，因美军未从半岛撤退，志愿军亦只得继续驻军朝鲜，直到1958年才全面撤离。此一时期，恰值金日成致力于在朝鲜确立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为确立这一崇拜，首要之务，即是削平党内诸派系如苏联派、南劳派、延安派。其中尤以延安派最为关键，因该派骨干与军队多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金日成对延安派之大规模清洗，始于1955年对延安派三号人物朴一禹的批判，金对朴的定性是“他以自己是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说什么（党内）‘不提拔来自中国的同志当干部’。”指责朴进行宗派活动。

1956年，赫鲁晓夫以党内秘密报告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此举在朝鲜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据时任金日成秘书室长的高奉基披露，当秘密报告传达给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时，“金正日和朴金喆惊得目瞪口呆。我坐在离主席台近的地方，所以能清楚看清他们的面部表情。”

受此影响，稍后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虽严防死堵，与会者发言稿均须经事先审查，凡涉及个人崇拜之言论全被删除，但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仍带头发言称：“正确实行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列宁的集体领导”。

稍后，延安派与苏联派结成同盟，联合苏联驻朝使节，集体向金日成施压。1956年8月，双方在委员会全会体会议上正面交锋。并以金日成获胜、延安派骨干成员尹公钦、徐辉等四人逃入中国告终。稍后，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两次致函赫鲁晓夫，请求中苏两党介入。

中苏两党磋商后，决定派遣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前往朝鲜，调停此次事件。出发前，毛泽东曾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明确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泽东要求，“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彭德怀等人到朝鲜后，与金日成有过两次秘密深谈，具体内容迄今未曾披露。但显然并未解决问题，据高奉基披露：

“米高扬和彭德怀在九月全会上，期待委员们站起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结果只有林雄日一个人痛哭流涕地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米高扬和彭德怀感到这是金日成进行铁桶一样的封锁所致，但也无有办法。会议接受兄弟党（指苏、中）代表的意见，决定恢复徐辉、尹公钦等之党籍。”此后，延安派继续遭到打击，中朝关系亦一度进入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