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浙大赵鼎新教授的辞职信，有点感慨。

他正在上海为社会学系筹款的时候，系里开了一个党政联席会，搞了一个“社会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作为系主任，他根本不知道要开这个会，今后“更高站位”的学科建设和他想的也不一样，他也感到无法面对自己引进的年轻学者，于是一口气辞去了好几个职务。

这个概述中，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他正在上海筹款这个细节。研究经费不够，他自己想办法筹款，这一点他延续的还是美国大学的做法。其实在中国不是这样的，经费要向上面申请，要想办法“报项目”，不管是浙大、浙江还是教育部，都不缺钱。

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融入”。

前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他。他准备从芝加哥大学彻底退出，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中。那时，肯定已经有变化的潜流或者征兆，而他全然不觉，可见一个学者不管理论多么扎实、逻辑多么有力，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

该报道还提到他给浙大社会学系带来的一些“变化”。讲座明显增多，学术氛围活跃，年轻人的研究主题都很有趣，有一些学术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不想让学术那么僵化，而是尽可能保持开放和活力。

现在看来，这些“站位”还可能不够高，多少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幼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看过去很多年赵鼎新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他也在努力“接地气”和融入。他曾经从竞争的角度（他早年是搞生物学的），为“权力的集中”辩护，讽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却又抱怨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圈”，或许，在一些人眼中，他也有点“自由主义”。

他甚至是一个“筑牢共同体”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说明已经在努力提高“站位”了，只是还不够“进步”。

他内心理想的学术图景，应该是努力保持某种平衡。一方面，他长期在加拿大、美国读书和研究，熟悉那里的学术氛围，想引进到浙大，另一方面，这种努力也要尽可能符合中国国情。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了。

读他的辞职信，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倒不是为理念冲突，而是他的语言：

“这就把我这个刚刚退下来才不到10天，并且仍然担任着社会学系大量工作的老人搞得非常被动，眼见教师们的各种焦虑我心里难受，但我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圈’，无能为力。想来想去我只能决定辞去所有职务，为‘陈素珊新政’腾出道路。”

这段话中的那个“我”，不再是率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而是一个在小权力体中挣扎的可怜人。这里的关键词是“老人”和“新政”，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单位”中都有着这样的冲突。坦白说，这和我小时候在河南一个乡镇感受到的学校权力斗争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权力斗争”不是一个天真的读书人所能驾驭。被“排除出”去，有着某种必然，也未必是坏事。尤其是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这至少为你提供一个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