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闻思考有快慢，但愿决策无噪声：
纪念丹尼尔·卡尼曼教授

      2024年3月28日一早，悲伤的消息传来：著名经济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先生去世。这在心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引发了广泛的悼念。我作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心理学院心理学系教师，讲授《经济心理学》课程已逾10年，经济心理学也是中财心理学系的特色方向和专业，无论从个人还是所在学科团队，都受益于卡尼曼教授的研究及思想，可谓“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 而今斯人已经驾鹤西去，此地空余回响，觉得有必要写一文缅怀这位经济心理学领域的泰山梁木。

丹尼尔·卡尼曼其人

      丹尼尔•卡尼曼博士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54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得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博士学位，1978－1986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1986－1993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和伍德罗威尔森学院公共事务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与Woodrow Wilson学院公共事务教授，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

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尼曼的成名之路颇有“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意味。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的人生历程就像是经济心理学发展的缩影。在获奖之前，卡尼曼并未获得所在学术团体的认同，经济学院和商学院认为他的领域不像经济学而像心理学，心理学系则认为他研究的领域不象心理学而更像经济学。随后他离开了伯克利去到了普林斯顿，最终以普林斯顿心理学教授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和伯克利期间做出的。

      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与经济学教授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消息传出，心理学界一片振奋。其实早在1978年，兼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两种身份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更多是作为经济学家获得这一殊荣的。正如瑞典皇家科学学院所指出的那样：“就经济学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西蒙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主要是与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和决策这一相当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的。”而与西蒙不同的是，卡尼曼从本科到博士阶段，一直接受的是心理学训练，因此，他成为世界心理学史上第一个凭借心理学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正如瑞典皇家科学学院的颁奖词所言：“丹尼尔·卡尼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主要成就

        根据我对经济心理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和思考，我认为经济心理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而卡尼曼在这三个阶段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个阶段是对人类非理性的再认识。虽然弗洛伊德和荣格已经在精神分析领域对人类的非理性进行过探索和论述，但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大厦仍然建立在“理性人”“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作为极富洞察力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指出个体应对决策时面临生理、时间和资源的诸多限制，很难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决策，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获得“满意解”而非最优解。其中认知能力的限制是有限理性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表现在人类无法正确而快速地加工复杂信息，未受系统训练者难以对概率和随机性问题做出正确判断。卡尼曼提出“小数法则“，指出人们往往根据小样本得出结论。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还提到一次经历：他被以色列空军邀请解决问题。空军表示派出去轰炸的飞机有些能返航，有些则不能。是不是有间谍？怎么查？卡尼曼研究了数据，表示不能再往下查了。如果继续查，肯定能找出某种规律，然后找出间谍。可找出的规律并不靠谱，问题是随机发生的，间谍根本不存在，不要为此浪费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直觉启发式偏差。卡尼曼认为，有些时候人们做出违背理性原则的判断，不是由于信息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是人们倾向于利用直觉思维解决问题。他提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两套思维系统：系统1 是直觉思维系统，其特点是快速的、冲动性、情感性、无意识性和泛化联结的，与边缘系统等古老的脑区有关；系统2是理性思维系统，其特点是缓慢的、逻辑性的、推断性的、有意识的、控制性的，与高级认知关联的脑区有关。

      卡尼曼指出，由于认知惰性，95%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采用系统1（直觉思维）来做决策，直觉是一种“快而脏”（quick and dirty）的加工方式，因此容易犯错误。卡尼曼提出两种典型的直觉启发式：代表性启发式和易得性启发式。代表性启发式就是以样本的代表性来对整体做出判断所犯的错误，所谓“以管窥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代表性启发式有很多现实表现，比如现在很多投资者仅凭基金的名称和基金经理的颜值来判断基金的优劣，就是以局部特征来做整体推断。易得性启发式就是以例子或回忆的易得性做出判断，比如考虑“每年死于凶杀的人多还是死于中风的人多？”，因为相对于“中风”，“凶杀”媒体和影视曝光更多，因此易得性更高，人们往往错误判断死于凶杀的人更多。金融投资活动中，投资者和机构扎堆购买“人尽皆知”的蓝筹股，也是易得性直觉的表现。除了这两种启发式之外，还存在情感启发式和锚定启发式，比如卡尼曼的“峰终定律”就是情感启发式的表现。‍‍‍

      第三个阶段是强调心理效用在价值评估中的作用，涉及多个决策模型。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卡尼曼和理查德·塞勒。这一阶段，研究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做出违背理性预期的决策，是因为决策结果的心理效用超过了经济效用。卡尼曼根据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提出了框架效应，指出不同描述框架会让人们对经济价值一样事件产生偏好性的反应。比如后续研究发现，“5%的肥肉” 就比“95%的瘦肉”更不受欢迎；将经营风险点界定为“风险溢价的依据” 比界定为“不良经营状况”，会让投资者有更高的收益预期。卡尼曼还率先用“演出问题” 和“夹克/计算器”购买问题研究了心理账户问题，启发了塞勒关于心理账户的系统研究。

当然，卡尼曼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经济心理学的基石框架，包括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价值函数揭示了确定效应、反射效应、隔离效应、损失厌恶、参照依赖一系列重要的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偏好稳定收益（过早止盈）、为何甘心被套牢（过久持亏）、承载效用和价值的不是结果的最终状态而是结果相对于参照点的变动（为何领奖台上笑得第二开心的不是亚军而是季军）等等。决策权重函数作为价值函数的补充，指出人们会赋予小概率事件相对较高的决策权重，从而解释了购买保险和购买彩票的决策。前景理论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效力，还能够对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心理账户等理论提供机制解释。

最后：一些轶事

     “我发现，在人生的最后时光，我们一直在谈论各种奇闻和故事，希望别人记住，至少是短暂地记住。我认为犹太教一直有一个传统，即历史和智慧是通过奇闻逸事、有趣的故事，以及恰当的玩笑，而非讲课和历史书流传下来的。”
                                                     —— Amos Tversky

       其一：2004年8月，卡尼曼曾经应邀到访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心理学大会（ICP）并做主旨报告，我当时是以研究生的身份参会，有幸目睹了大师的风采。后来到中财工作，发现学院还保留有教师代表张莉老师与卡尼曼的合影。

      其二：中财心理学系在2004年就将《经济心理学》列入培养方案，并于2006年正式开课，翁学东老师最早开始《经济心理学》课程授课。翁老师还于2006年出版了《证劵投资心理学》一书，是国内较早关于经济心理学的教材，书中介绍了卡尼曼的理论和思想。

      其三：看到我的博士后导师彭凯平教授撰写的对卡尼曼的回忆文章《为什么极端的言论往往更受欢迎：纪念卡尼曼教授》，得知彭老师在1997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分给他的办公室，先前就是卡尼曼教授所用的办公室。后来彭老师就卡尼曼遗留在办公室的书籍和手稿有过多次联系。当时我在伯克利访学，也去过彭老师这间办公室，这让我得，如今从事经济心理学的教学研究，除了有幸受到彭老师的启发和引导，冥冥中也有某种宿命的召唤。

      其四：曾有人问卡尼曼，为何将他的这一理论命名为“前景理论”？卡尼曼回答：我只是想赋予这个理论一个响亮的名字。确实，卡尼曼本来完全可以将它命名为“风险决策理论”、“损益权衡理论”等，但这些平庸的名字不会像“前景理论” 让人如此眼前一亮。这个名字也和人们心地的诉求产生了微妙的契合：尽管一切充满不确定性，损失和痛苦也总是不期而至，但人们始终向往光明的前景，期许更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前景理论这个名称算是对理论自身所隐含的启示的一最直接的应用，也是卡尼曼作为心理学家富有洞察的睿智思考的一种折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