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大唐使者“一人灭一国”，又或吐蕃对印度的入侵，倒不如说是一场印度内战。是一直希望打回恒河平原的梨车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1990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现了一片刻于崖壁的铭文，虽历经1300余年沧桑，铭文内容多有湮灭，但残存222字已经足以证明，这篇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铭文，记录的是大唐使者王玄策出使天竺的事迹。

天竺是唐朝时中国人对印度地区的称呼，王玄策则是一个见诸于史书的传奇人物。作为唐太宗、唐高宗的使者，王玄策曾经最少三次出使印度。《大唐天竺使出铭》记录的正是公元658年（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王玄策第三次率团出使印度并即将入境尼泊尔前，使人所做的行程记录。

相比这次行程，王玄策十年前在印度“一人灭一国”的传奇事迹，要更为人所熟知。公元646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第二次受命出使印度的王玄策，遭遇了印度中天竺国王阿罗那顺的袭击，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被俘，数十名使团成员全部战死，印度诸国送给大唐的贡物亦被尽数劫掠。之后王玄策与蒋师仁成功出逃并前往吐蕃、泥婆罗借兵八千，于公元贞观二十二年四月（648年）展开复仇之战。
按照史书的记载，王玄策的复仇之战前后打了三场战役。首战中天竺国都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敌军另有万人落水溺死；此后阿罗那顺集合出逃兵力与联军布阵野战，又为蒋师仁斩首及俘虏千人，国王本人亦被俘虏；最后中天竺其余部众护卫国王妻儿依托大江阻击蒋师仁，再为联军所破。王妃、王子，并男女一万二千人、各种牲畜三万头为联军所俘，中天竺五百八十所城邑归降。
这个载于中国史书的战绩实在过于惊人，接下来我们就从地缘的角度解读一下，看看王玄策有没有可能真的做到“一人灭一国”，以及中印地缘关系的前世今生。

一、玄奘与戒日王

王玄策之所以能够代表中国出使印度，缘起于另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名人——玄奘法师。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向西出玉门关进入新疆/中亚，然后折向东南方向穿越阿富汗进入印度地区。公元645年，玄奘法师回到阔别十六年的长安城。
玄奘的这次西行原本是私自出关，并不像小说《西游记》中描述的那样，带着官方授权的通关文牒，更不用说被李世民认作御弟了。以至于返程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时并没有急于入关，而是一边在于阗当地讲经，一边心情忐忑地写了一份上呈唐太宗的表文，委托一位高昌少年随同商队带往长安。

其实玄奘法师多虑了，因为早在四年前，当时称霸印度的戒日王就已派遣使者去往长安，向唐太宗表述了玄奘在印度取得的成就。

自张骞凿空西域，中原王朝就已经知晓了印度的存在。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这个佛教诞生的国家互通来往，是许多帝王的宏愿。比如唐太宗的表叔隋炀帝杨广，虽然自认立下了不世功业，但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与印度和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通使（因为汉朝都做到了）。这个遗憾居然让一个僧人弥补，唐太宗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

回到长安后，玄奘法师用了十九年时间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经文，并将这十六年来的经历著成《大唐西域传》。正是由此开始，中国人开始对印度的内部结构有了基本认知，并按照中国人喜欢的五方格局，将这片次大陆划分为了东、南、西、北、中五部分，世称“五天竺”。

虽然把一个地区切割为五部分源起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过就古印度来说，五天竺的划分还是挺符合其地缘结构的。因为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这片已经不只属于印度共和国的土地上，清晰地看到这五部分的存在。

所谓西天竺对应的是以印度河平原为核心的巴基斯坦；北天竺对应的则是印巴对峙了70多年的克什米尔地区；孟加拉国所在的恒河三角洲平原（包括归入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属于东天竺概念。至于北天竺和南天竺，则分别对应北印度的恒河平原，以及南印度以德干高原为核心的高地区。

这当中中天竺的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用唐史的话说就是“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恒河平原这种相当于中原的位置，使得在玄奘到来之前，印度的每一次统一都是由恒河平原而起。

相比于中国，印度在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并不多。一般认为，印度历史上存在过三个基本统一全印度的王朝，包括存在于约公元前324年-前185年间的孔雀王朝；约公元320年-540年间的笈多王朝；以及1526年—1857年间立国的莫卧尔王朝。

玄奘还是挺幸运的。虽然他抵达印度时，与之年代相近的笈多王朝已然在白匈奴的入侵下解体，不过作为笈多王朝的旁支，来自中天竺东部的戒日王却正好完成恒河平原的统一，并且迫使大多数印度王国承认自己的宗主权。

唯一没能臣服于戒日王的主要国家，就只剩下南天竺的遮娄其王朝。这也让戒日王朝没能被认证为印度的统一王朝。尽管如此，对于此时进入印度的玄奘来说，这个地缘政治环境已经是十分的良好了。这意味着他只要取得戒日王的信任，最起码在大部分印度可以畅行无阻。

好消息是戒日王本人虽然信奉印度教，但对于境内其它教派尤其是佛教，却持宽松态度。事实上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宗教环境同样如此宽松。归根结底在于印度本土宗教都为多神教，又都与印度教有千丝万缕联系，兼容起来并无难度（就像佛教与道教在中国同样可以兼容一样）。

玄奘的到来受到了戒日王的隆重欢迎，在从唐朝高僧口中听闻唐太宗在遥远的东方取得了和他一样的功绩之后，戒日王派出了使者前往长安。

二、泥婆罗

两年后（公元643年）当戒日王的使者再次抵达长安时，李世民决定派出正式的使团正式出使印度，王玄策正是这支使团的副使。

除了答谢戒日王，唐朝使团更重要的任务是亲身探测一下新打通的“唐蕃古道”。戒日王使者抵达长安时为贞观十五年，也正是这一年正月，文成公主受命前往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唐王朝与吐蕃王朝正式建立盟友关系。

这意味着王玄策和他的同僚们，可以纵穿整个青藏高原去往印度，而不用像玄奘那样向西绕经中亚。

时名“逻些”的拉萨是松赞干布选定的都城，亦是唐蕃古道的终点。至于起点与其说是长安，倒不如说是现在的青海省会西宁。后者所在的河湟谷地也是青藏高原北部唯一可以农耕的土地，亦因为这个特点早在汉代就开始建立郡县。这一特点也意味着离开了河湟谷地，就离开了大唐的直接控制区。

拉萨所在的拉萨河谷是西藏有限农耕区的最北点，从西宁到拉萨行程将近两千公里的路程中，都没有定居点提供补给。可以说如果不是松赞干布执着于与大唐建立联系，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任何欲望向这个方向扩张。

戒日王的示好，让这条原本只是用来连接吐蕃的通道有了新的价值。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再由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往印度。不过只要能到拉萨，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

作为吐蕃部落第三十三代赞普（首领）、西藏诸部的统一者、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是在十年前也就是公元633年登上王位的。继位之初这位吐蕃王朝的建立者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出包括后来成为松赞干布重臣的吞弥·桑布扎在内的16名吐蕃青年，前往印度学习佛法。迎娶文成公主的这一年，也正是留学生归国的时候。

吞弥·桑布扎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佛经成为了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开端。在此之前，西藏各部族信奉的是原始宗教属性的苯教，用更先进且拥有文字经典的宗教武器统一西藏各部的意识形态，是吐蕃王朝得以崛起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吞弥·桑布扎还根据印度梵文字母创造了藏文。将梵文佛典翻译成藏文，再融合苯教遗存下来的特点，方创造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和藏文化。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拉萨去往印度。

拉萨的海拔为3650米，印度北部恒河平原的海拔则趋近为0，如此高的海拔差骤然前往是很难适应的，会因为氧气含量太高而产生令人昏昏欲睡的醉氧现象。好在每条山脉都会有山坡，拉长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停留时间，身体将可以慢慢适应。倘若南坡有国家存在，且与吐蕃交好，那这个国家便自然会成为吐蕃与印度交往的中继点。

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国度就是在中国史书中被记录为“泥婆罗”的尼泊尔。在迎娶文成公主的同时，松赞干布还迎娶了来自泥婆罗的尺尊公主。君主的婚姻从来都只是政治交易，一南一北两位公主的到来，意味着新生的吐蕃王朝希望从东亚和南亚两个方向，同时吸收能够帮助自己摆脱落后状态的力量。

代表东亚力量的文成公主与代表南亚力量的尺尊公主，都陪嫁带来了佛像、佛经以及伴侣，以显示她们与新生的吐蕃拥有共同语言。而吐蕃也之建造了小昭寺和大昭寺两座寺庙，供奉这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佛教力量。

那么，尼泊尔到底属不属于古印度的一部分呢？如果从地缘角度来说是的。当然，鉴于现代印度对这个地理名词的垄断，更少争议的说法应该是属于南亚的一部分。

印度长久以来的混乱局势，使得与恒河平原对应的这段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地带，长久以来成为中天竺博弈失败者的避难所。传说中最起码自公元8世纪起，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部族就先后在尼泊尔建立过戈帕尔、阿希尔等王朝。

被记录于信史中的第一个王朝，是存续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4世纪的基拉塔王朝（Kiratas，又译克拉底人）。不过这个王朝的建立者却并非雅利安人，而是来自缅甸方向，语言上属于藏缅语族的黄种人。中国研究者相信，他们应该是属于原始羌人部落的一支。

这并不是基拉塔人在南亚建立的唯一王朝，在与印度雅利安人发生碰撞后，基拉塔人还控制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雅鲁藏布江下游）也就是现在的印度东北地区，并在公元4世纪中建立了被玄奘记录在书中“东辉国”的国家（又译：迦摩缕波国、迦没路国、个没卢国）。

公元前6世纪，出身于喜马拉雅山麓的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与之地理相接的尼泊尔基拉塔王朝很快便接受其教义成为佛教之国。也正是因为佛教的诞生以及佛教经典的传播，帮助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信史时代。

到了公元4世纪，来自恒河平原的梨车人（Lichchhavi，又译李查维人），开始涌入尼泊尔山地，并于公元4世纪末颠覆已经传承了32代的基拉塔王朝。吐蕃王朝兴起之时，泥婆罗正处在梨车王朝的统治之下。

雅利安人属性的梨车人，建立的是尼泊尔历史上第一个印度教王朝，好在与同时期的印度其它地区一样，佛教并没有受到刻意打压。这也使得泥婆罗并没有因为松赞干布选择佛教，而影响与吐蕃的结盟。对于印度这样一们多种族混合之地，依托种姓制度存在的印度教，的确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反之对于黄种人覆盖的青藏高原、东亚、中南半岛等地区，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会更加的适用。

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尼泊尔的中心始终都建在加德满都谷地。这个面积约475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虽然远不及74万平方公里的恒河平原大，却已是整个尼泊尔地区面积最大的山中低地。其1370米的海拔即能让加德满都的统治者，拥有年平均20摄氏度的宜人气候环境，又能够对来自恒河平原的新竞争者构成障碍。

喜马拉雅山脉虽然高大，分水岭的高度最少都在4000米以上，但终归还是有不少山口可供通行的。既然松赞干布已经和泥婆罗结盟，那么必然也就打通了前往加德满都的“蕃尼古道”，要确定的只是当年的蕃尼古道到底走的是哪个山口。

有两个位于中尼边境的山口，可以在翻越山口之后直达加德满都。一个是位于西藏吉隆县（目前开辟有吉隆口岸），另一个则位于与之相邻的聂木拉县（目前开辟有樟木口岸）。从后者穿越边境后再行走120公里便可抵达加德满都；前者的距离更是缩短至80余公里。

《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证实了当年的蕃尼古道走的是吉隆，更证实了尼泊尔是吐蕃去往印度的必经之道。

三、中天竺与摩揭陀国

泥婆罗之所以对吐蕃与印度的交流如此重要，是因为从加德满都所直面的东恒河平原，长期以来都是印度雅利安帝国的孵化器。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印度曾经存在过一个类似中国战国时代的“十六雄国”时代。当时统治东恒河平原的王国被称之为“摩揭陀王国”，王国最初以靠近南部丘陵的“王舍城”为都，在逐步控制整个东恒河平原后，将都城迁至了恒河南岸的华氏城（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
在孔雀王朝建立之前，发端于摩揭陀的难陀王朝（公元前364年—前324年），已经先行向西扩张，统一了整个恒河流域。如果不是亚历山大东征打断了这一进程，难陀王朝很可能会成为印度第一个统一王朝。公元前324年，同样出身于摩揭陀国的旃陀罗笈多，在领军对抗亚历山大远征军并确立威望后，得以颠覆难陀王朝建立新的孔雀王朝。并在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的统率下，第一次完成了印度的统一。

无论是孔雀王朝还是后来的笈多王朝，又或是被视为笈多王朝继承者的戒日王，都是以华氏城为都。这也使得戒日王在送给唐太宗的国书中自称为“摩揭陀王”。这一称呼一度让唐人感到困惑，以至于在唐朝的记录中，有时会认定摩揭陀是印度的另一个代名词，有时又会认为摩揭陀是中天竺的一个属国。

倘若将摩揭陀国所控制的东恒河平原比作成就了周、秦、汉、唐四代王朝的关中平原，华氏城比作长安城，应该会有助于中国研究者来理解二者之于印度历史的地位。换而言之，与中国早期历史中存在的由西向东的统一进程一样，印度的也存在着一个由东向西的统一惯性。

然而一个王朝的梦想若是统一整个古印度，尤其是体量上足以和恒河平原抗衡的印度河平原，华氏城的位置始终还是偏了点。为此戒日王在开启统一之战时，曾于公元612年一度将王朝的都城迁至位于中恒河平原的“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杰县）。由于戒日王曾在曲女城为玄奘法师举办盛大的法会，并在法会结束后当即派出使者出使大唐，这座城也如华氏城一样，为许多中国佛教研究者所知晓。

只可惜与在长达千年时间中充当印度地缘中心的华氏城相比，曲女城的辉煌期却只有30多年。因为在王玄策志得意满地以正使身份从长安启程时（公元647年），在位长达41年的戒日王正好意外身亡。

关于戒日王到底遭遇了何种意外，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这位未能留下法定继承人的君主死后，整个印度当即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虽然戒日王为了更好地向西扩张将都城迁往曲女城，但如果想在一个新的乱世占得先机，华氏城无疑才是最好的选择。

袭击大唐使团的阿罗那顺，就是在一片混乱中抢占华氏城者。不过将他视为戒日王的继承者、中天竺的国王却是言过其实了。

这点从王玄策的战报中也可以看出。在华氏城被攻破之后，阿罗那顺和他的残部先后选择了野战及据河以自守。如果当时还有其它城归附于他，完成可以再依托城市抵抗。此外兵力亦可说明问题。在玄奘的记录中，戒日王有刚继位时就有“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征战六年之后，仅象军就扩张至六万、马军也就是骑兵则扩张至十万。对比之下，即便王玄策的战报没有夸大之处，且阿罗那顺的损失均为军队，也远远低于此数。

换而言之，华氏城的主人可以有多重身份，如果说阿育王是全印度的君主、戒日王是整个北印度的统治者，那么袭击王玄策的阿罗那顺当时只能算是华氏城的城主，甚至都还不能被认证为摩揭陀的国王。

四、谁才是关键先生

与大多数人认定，大唐和吐蕃是此战主导者的印象有所不同的是，泥婆罗的梨车王朝才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先生。
唐史记录中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泥婆罗提供的兵力为“七千骑”，也就是7000骑兵。吐蕃提供的兵力则有一千和一千二百的差异，但无论哪个数字单位都是“人”，换而言之吐蕃参加的是步兵。即使不考虑骑兵与步兵在战力上的巨大差异，仅从数量也能明显感觉到，泥婆罗才是此战的绝对主力。
事实上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大唐使者“一人灭一国”，又或吐蕃对印度的入侵，倒不如说是一场印度内战。是一直希望打回恒河平原的梨车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之所以说是打回去，是因为梨车人原本也是摩揭陀的一份子。公元308年，笈多王朝的开国君主旃陀罗笈多一世，通过迎娶梨车部的公主完成了两大部族的融合，并由此开始以华氏城主人的身份启动统一印度的征程。

在此之前华氏城原本为梨车部所有。可以想见，与其说是联姻促成了两部融合，倒不是说是旃陀罗笈多一世通过战争征服了梨车部，然后为了融合这个自己在摩揭陀最大的竞争者，迎娶了后者的公主。很显然，并不是所有梨车人都接受这种融合。于是那些不甘于被融合的梨车人，则向北退入尼泊尔山地，并最终完成对基拉塔王朝的替代。

即便从在尼泊尔正式建立王朝开始算，梨车人为了这一天也已等待了两百多年。这一战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口全部占齐。

天时有二。一是戒日王死亡所造成的乱局，使得梨车人想重返华氏城时，并不需要面对一个强大的王朝；二是玄奘和大唐使团的到来，让整个印度都十分清楚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唐使的站队，必然对印度各国君主的心理造成影响。

东辉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态，尤其有代表性。战争中东辉国除了给联军送来地图以外，还向王玄策献上异宝，请求大唐赐予老子的画像。考虑到东辉国的种族属性，而中国方面为了融合佛、道两教又有“老子出关，化胡成佛”的说法，与大唐建立更亲密的文化关系，无疑将提升东辉国在印度地区的政治地位。

顺便说一下，在邻国的攻击下，东辉国最终还是于12世纪中叶解体。不过一个世纪后另一支由缅甸方向而来的黄种人阿萨姆人，又在印度东北地区建立了新的“阿萨姆王国”。二者间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受地缘环境的影响，无论东辉国还是阿萨姆王国都选择了印度教。这也使得当年英国在控制整个南亚和缅甸时，将阿萨姆王国划入了印度范畴。至于二者的区别，则是阿萨姆人并非属性藏缅语族，而是与中国境内的傣族、泰国的泰族属于同一民族。

回到泥婆罗之于这场战争的优势问题上来。

泥婆罗的地利同样有两点。一是华氏城与加德满都近乎正南正北的对应关系，使得两城的直线距离仅235公里。无论是泥婆罗骑兵，还是在加德满者初步适应低海拔环境的吐蕃军队，在出击后都可以很快攻至华氏城下；二是恒河平原缺乏骑兵。

70多年后，一位来自长安的新罗僧人慧超，通过海路去往印度考察并留下了名为《往五天竺传》的游记。在慧超的记录下，此时的印度已经完全陷入了分裂状态。中天竺作为五天竺中的最强者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羊马全少，唯王有二三百口、六七十疋”。意思是说中天竺几乎不养羊和马，只有具备国王身份的君主会养2、300头羊，6、70匹马。

马是一种喜寒的动物，很难适应恒河平原湿热的气候环境，参考马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普及度，就能够明白这点了。正因为如此，慧超的记录中还提到每一个国王、首领，都会饲养数以百计的战象。

因地处高地而拥有凉爽气候的尼泊尔情况则正好相反。一如云贵高原是中国南方唯一能够大规模养马之地一样，尼泊尔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也是恒河流域唯一适合大规模养马的板块。以至于旅行者会发现，至今在尼泊尔的农村，马车依然是主要出行工具，每年甚至还有官方组织的“赛马节”和“马车节”。

可以肯定，戒日王那很可能夸大了数量的骑兵部队中，主力必然是来自泥婆罗等山地国家。一旦恒河平原陷入分裂，那这些来自山地的骑兵自然就要为自己争取利益了。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部落，总会在王朝衰弱之后抓住机会南下一样。
无论在地球上任何地区，一支由7000骑兵组成的部队都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当然，那些刚刚进入印度的中亚入侵者和他们的战马，一开始往往都会被印度的战象震慑到。不过在熟悉之后，缺乏机动性的战象却并不能成为战场的胜负手。而对于一直属于印度一部分的尼泊尔骑兵来说，甚至不需要这个熟悉过程。
最后对于当时泥婆罗来说，人和优势同样明显。首先是与吐蕃的结盟，使得后者在这场战争中提供了上千兵力支持；其次周边国家，尤其是与摩揭陀同属恒河流域的东天竺，并不原意看到华氏城再次成就一个强大王朝。唐史就明确提到，东天竺国王在此战中送来的三万牲畜、以及大量弓箭、兵器、财物劳军。
有了大唐提供的天时、泥婆罗自身的地利、吐蕃等国的人和助力，取得胜利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尾声

鉴于泥婆罗是战争的主力，大部分战利品自然也是归属于这个山地国家。王玄策的收获，则是带着被俘的阿罗那顺，以及印度诸国赠送的礼物回去献俘表功。

至于吐蕃方面肯定会有财物方面的收获，但却并没有能在恒河平原建立统治。一则此时的吐蕃还不够强大；二则对于吐蕃人来说，海拔差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湿热的气候才是最致命的。比如当年派出去的16名吐蕃留学生，在经过泥婆罗时，当时的国王鸯输伐摩王就贴心的将解暑药物作为礼物，赠送给这些吐蕃青年。

即便做足准备，吐蕃人也很难适应印度的环境。最终能够活着回到吐蕃的留学生，只有吞弥·桑布扎一人。想象一下这一经历，会对后来者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影响。另一个当下的证据，则是上世纪下半叶流亡印度的西藏叛逃者，被安置在了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下达拉萨拉。超过1800米的海拔，使得这些逃亡者不需要忍受印度的酷热。

当然，这并不代表吐蕃完全没有在印度显示过力量。

吐蕃最为强大的时期，是公元755年-797年在位的赤松德赞时期。这一时期吐蕃内外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大唐因安史之乱（755-763年）进入衰退期；二是吐蕃境内的反对派试图借助苯教来争夺政权。前者让吐蕃得以乘势向北扩张，从大唐手中夺取西域、河西走廊，乃至陇右；后者则让吐蕃的统治者意识到，需要再从印度引进新文化因子，以进一步坐实佛教的地位。

藏文史料记载，在通过侵食大唐疆土强大之后，赤松德赞得以将泥婆罗收为吐蕃的属国，后者需每年派遣五名官员前往吐蕃纳贡。有了这块跳板，吐蕃也就有了觊觎印度的可能。执政后期，赤松德赞曾派军进入摩揭陀国，夺取了大量佛经、佛像、僧人，以及佛骨舍利回到吐蕃。甚至还在回军之时，在恒河北岸立了一根铁柱以纪念这次远征。

即使有过这样的远征，巨大的环境差依然是致命的。当吐蕃王朝公元9世纪中解体之后，这片雪域高原再没有诞生过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更多是以独特的藏传佛教吸引世人的关注。

真正有机会在恒河平原延伸统治力的，是海拔适当的加德满都。与世人认为尼泊尔是一个纯粹山地国家的印象不同的是，尼泊尔其实有17%的土地位于山麓的恒河平原，包括佛祖诞生的蓝毗尼地区，亦在当下属于尼泊尔。整个国家3000万人口，除500万位于加德满都谷地，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山前平原。

只是以加德满都谷地的潜力，这已是它能做到的极限了。在大英帝国通过海路征服印度之前，能够搅动印度地缘结构的外来力量，始终来自于开泊尔山口以西，一如印度雅利安人自己也是由此路径成为印度主人一样。不过就在唐朝和吐蕃思考该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这股力量的属性却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这一时期，远在西亚沙漠游牧的阿拉伯人，开始用他们创建的伊S兰教，掀起了一场混杂着政治扩张和宗教传播的战争。公元632年被认为是阿拉伯帝国的起点。在阿拉伯人更为强大的宗教武器下，整个西亚、北非、中亚地区，都相继成为了这个伊S兰教的覆盖之地，使得此后那些由开泊尔山口入侵印度并试图建立政权者，开始拥有了一个共同身份——穆S林。

被伊S兰教整合起来的游牧入侵者们，比过他们的前辈拥有更为强大的征服力。公元13世纪，来自中亚的游牧者们终于第一次完成了对整个北印度的统一工作，并建立王朝。由于前后经历了五代王朝，并且都以德里为中心。这些由穆S林军事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被统称为“德里苏丹国”。日后亦为穆S林属性莫卧儿王朝，同样是以德里为中心，而这一选址一直延续至现代印度。

由于有新旧两个城区，且现代印度首都位于新城区，遂印度首都又有新德里之称。
无论叫德里还是新德里，重要的都是它位于恒河平原最西端的地理位置。这个位置即有利于统治身为印度“中原”的恒河平原，又能够与被穆S林统治者视为大后方的印度河平原相邻。这一现象还导致原本充当印度帝国孵化器的华氏城，再没有机会成为印度的中心。
如果说华氏城相当于历史上的长安城，那么德里城就相当于洛阳城；华氏城成就的是印度雅利安帝国，德里城则属于穆S林帝国。要是从这个历史渊源来看，新德里其实并不是现代印度首都最好的选择。尤其在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新德里对于失去绝大部分印度河平原的印度来说，位置实在有些过于靠近前线。
一个残酷现实是，如果印度首都位于恒河平原中、东部的话，那么它和中国之前最起码还能够隔着尼泊尔这个缓冲国。现在，新德里则必须直面与东方大国的边境线。考虑到二者间那仅仅300公里出头的直线距离，倘若印度人一直为北方强邻的崛起感到过度焦虑，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