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共有三个历史决议，分别是：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三个历史决议诞生于不同时期，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主要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三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四十多年前的今天（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相当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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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华国锋等领导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这引起党内的广泛争议，进而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讨论中，“实事求是”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并且很快取得压倒性胜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路线得以逐步恢复。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据此标准对“文革”问题加以反思。

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新时期，对“文革”的评价成为影响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坚持极左与极右思想都大有人在，社会分歧严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引导群众将注意力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自身处境的改善上，以保障国家的安定团结。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北京市委工作汇报时谈道：“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关于从大局出发，稳妥解决历史问题的意见得到党内一致认可。

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文革”的评价，“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这个方案体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着眼于转移注意力，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引导党内外不再围绕“文革”问题而长时间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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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客观上为“文革”等历史评价难题的尽快解决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们的国家乱了十年，现在全国人心思定，人心思上，人心思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大局，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大局”。

1979年5月，《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接力发文，要求继续深入解放思想，进一步对“文革”的概念、口号、理论、实践进行讨论。

全国掀起了一股“再评价”的热潮，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拨乱反正事业亟待对“文革”作出统一定论。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到，“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

《国庆讲话》对“文革”作出了初步评价，对“文革”作了细致的分析、严肃的批评、深刻的反思：

首先，《国庆讲话》将“文革”时间确定为“10年”。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会上提出了“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受此影响，思想理论界有“十一年文化大革命”的说法。

但多数领导人和干部认为，“文革”的下限应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而非1977年的“十一大”。因此，在《国庆讲话》中，将“文革”时间定为10年（从1966年至1976年）。

此后，统一称十年“文革”。

其次，《国庆讲话》概括了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包括：

在思想上，“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

在政治上，“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

在经济上，“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在文化上，“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再次，《国庆讲话》还根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总结了需要注意的教训，包括：

针对“文革”破坏生产力的行为，提出“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针对错误判断阶级斗争形势的做法，提出对国内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针对“文革”期间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提出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等。

03

《国庆讲话》为全面评价“文革”问题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在《国庆讲话》后不久，中央经充分讨论后，决定着手起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一些重要人物、事件和重大问题作出评价，以消除人们的思想混乱，达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对于这份“决议”的起草工作，中央是异常重视的。起草工作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亲自主持，参与起草的有胡乔木、于光远、吴江、廖盖隆、龚育之、郑必坚、郑惠等20多位资深理论家。参与讨论的各级党员干部达数千人之多，整个过程九易其稿，先后经过了一年多的广泛讨论。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17次约谈负责起草文件的中央领导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后来其中9次谈话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接受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和陈锡联等领导人的辞职申请，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明确强调“文革”是“严重灾难”“严重错误”“前所未有的恶果”，从性质上对其彻底否定。

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文革”10年是“严重混乱状态”；“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

在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个历史决议”从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论述两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决议”指出：

“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0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反思和彻底否定，成为中国四十余年来改革开放的一枚“定海神针”，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同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石。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维持了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

今天的中国社会，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形成相当稳定的共识。但我们仍然需要警惕的是，在今天的舆论场，又出现了一些想要为“文革”翻案的声音。一些年轻人对“文革”知之甚少，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对“文革”的认识虚无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倾向。

在互联网上，有人重提阶级斗争，还有人呼吁要恢复反革命罪。

“文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存在着对公民人身和政治各种基本权利的粗暴侵犯。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在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生活在不安和动荡之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有可能被“批判”……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人的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知识分子受迫害。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慢慢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有人开始怀念“文革”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甚至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为“文革”叫好的声音。

我们仍然需要对此保持足够的敏感和警惕，彻底杜绝“文革”悲剧重新发生的可能。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必须对其彻底加以否定。重温那段历史，可以警示人们吸取教训，绝不能再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