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

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有人说中国自古没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壤，亦没有启蒙思潮。

或许不然，诸子百家中就有位叫杨朱的人主张“贵己”“为我”“重生”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强调维护个人私权，尊重他人权利。这与苏格拉底“理性和道德”的“个人自由”类似，而西方启蒙运动先趋伊壁鸠鲁关于“私权公权”的“社会契约说”较之杨朱还晚了50多年。所以，说杨朱是倡导“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天下第一人也不为过。

史学家认为，杨朱之思想，个人自我之觉醒。杨朱是要厘清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边界，而中国古代正是因为这个边界模糊，才有了“殉夫殉君殉社稷”的愚昧与悲剧。

杨朱“贵己”思想与古希腊的“自由理性”及古罗马“独立人格”思想异曲同工，皆都强调个体私权、自由意志及独立思考。而后的两千多年，“个人自由主义”成为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诸多思想家沿着伊壁鸠鲁的思想，相继完善与实践了“社会契约论”，推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民主革命的发生。

然而，“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却是昙花一现，涅槃在那个“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黄金时代，两千多年未能重生。

东西方“自由”思想为何会遭遇天壤之别的际遇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趋庸权势的儒法两家主导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而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对杨朱冠以“一毛不拔”进行碾压扼杀是直接原因。

儒家宗法“集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头，而法家信奉的“专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儒法融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自然容不下“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

所以，当西方社会从“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古罗马法典到文艺复兴，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从荷兰独立革命到英国光荣革命再到石破天惊的美国独立，经历轰轰烈烈自由主义民主革命之时，中国却一直在“专制集权主义”的“皇权帝制”里原地打转。

专制集权统治绝不会把一个人当成“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在专制统治者眼中，人仅仅是一件物品、一个动物，奴仆或奴隶，充其量只是集体的一个工具。所以，“个人自由主义”思想自春秋战国以降，便再没有原创的土壤。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杨朱这么一个“自由思想”原创者，我们却仅能从诸子对他的批判中得到一些零碎的信息，从孟子开始，几乎都是因批评的需要而引述杨朱，杨朱仅仅是中国正统思想一个的反面案例而已。

杨朱著作阙如，究竟是从未著述还是佚失呢？或许我们更相信是专制统治“焚书”“禁言”的结果。毕竟我们从孟轲所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以想见杨朱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曾收获众多信徒粉丝，这样的“天下之言”怎么会没有著述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孟子及那些批判杨朱的人之口，沟沉出杨朱的思想脉络。

杨朱谓之“贵己”“重生”，意指人的“生存权”最重要，强调的是个体的人性和尊严，亦即“自由”和“权利”。杨朱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欲望，有欲望就应该适度满足，所以“人为了自己而活”。而儒家斥杨朱“贵己”“重生”为“自私、颓废、堕落之言”，因为这与孔子“贵仁”“贵公”背道而驰。

其实，春秋晚期至战国，诸侯纷争，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

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即使仅用自己一根汗毛，去换取天下利好，我也不干。诸子对此口诛笔伐：“自私自利至极”“一毛不拔”。杨朱弟子孟孙阳作了辩驳：“损一毫”“侵肌肤”“断一节”，“一毛”关乎身家性命“为之乎?”，如果今天有人以利天下名义拔你一根毛，明天他就会以利天下名义砍掉你一条腿，后天就要求连你的脑袋都捐出来。这似乎和西方现代个人主义思想相吻合，那就是：对政府公权之手高度警惕，对公民私权维护寸土不让。

杨朱后面还说了一句“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天下之利给我，我也不接受。这样看来，杨朱是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奉君王一人”思想的。杨朱支持“贵己”“重生”，但同时亦反对“侵物”和“纵欲”，“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用智慧为自己服务可贵，以暴力侵犯别人财物可耻，维护私权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权利，反对“权力”侵害“权利”。

杨朱对理想社会的思考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犯损害，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

正是这样一个主张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不可侵犯，强调个人内在价值的道德立场思想学说却遭到诸子的孤立与围猎。

孟子将杨、墨一起批判：“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指控杨墨二派是妖言惑众:“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杨氏为我”是孟子反杨朱的核心观点，而“一毛不拔”则是对其伦理态度的绝妙形容。孟子批判杨墨之时却露出了儒家为君王专制统治站台的马脚，“无父无君是禽兽”，这不就是要遵循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

“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写出《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认为孟子距杨、墨是“教主之专制”。称“杨子为我主放任，则不利于干涉，墨子兼爱主平等，则不利于专制，皆为后世霸者所深忌。而儒家则严等差，贵秩序，上天下泽之瞽说，扶阳抑阴之谬谈，束缚之，驰骤之，于霸者驭民之术最合。故霸者皆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愚弄黔首。”

吴虞认为孟子给专制统治者提供了统治天下的“驭民之术”。

到了韩非这里，谄媚专制君王的意图就更直接了，韩非批判杨朱说：“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韩非为了维护“今上”的利益，认为杨朱“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将导致没有人愿意为“人主”卖命。在韩非看来，君权神授，所有臣民生而之为君王效力，江山社稷都是君王的私产，连你的生命都是君王赐予的，哪里还容得下你“个人自由”呢！

当然，韩非批判杨朱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韩氏儒法与专制统治苟合，所谓的“异端邪说”无一幸免皆都遭到无情镇压和禁锢，“百家争鸣”时代终结了，华夏文明进入漫长而枯燥的“阳儒阴法”极权帝国时期，杨朱“贵己”思想亦在乾纲独断、文网密布之下，沉没在批评的故纸堆里，没一人敢翻案重提。

而那个时期，“自由”的火种却在世界的另一端星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