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内在的周期闭环：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这一周期律在经济上的表现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为特权阶层的扩张。这一特权阶层，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在汉朝为外戚和地方豪强，在两晋南北朝为士族阶级，在唐朝为藩镇武将，在南北宋为文官集团，在元朝为蒙古贵族。

但是无论这个特权阶层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自朝代建立之初都表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特权的膨胀，无论是权力的广度和强度，都是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类似于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第二，特权的去中心化，慢慢地，特权阶级的触手开始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开始变得多元化，统治精英们已经很难再维系一个主体意志，伴随着主体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权阶级在群体无意识下的盲动，最终的结局就是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形容特权阶层自我毁灭的过程：船底破了个洞开始进水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抢修很快就能排除险情，但是船上的人非但不去堵洞，反而每个人开始去拆木板了：船沉不沉我不管，先把我自己这块木板抱紧了是最实在的。这样下来船还有不沉的道理吗？再理论化一点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所以说正确的“主体意志”应该是让这艘船不沉；而作为统治精英阶层，肯定是要整个共同体变得更好，毕竟我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只有这个食物链健康发展，我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来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从特权阶级自己挖自己墙角开始的。

三国两晋时期，正处在我国封建王朝由贵族地主阶级统治向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过渡期，士族力量是一股蓬勃向上、在很多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曹操死后，曹丕没有能力全面打压士族，同时为了代汉自立的政治野心向士族全面投降，颁布了“九品中正制”，曹操的“法家寒门路线”（陈寅恪语）可以说寿终正寝。然而士族阶级并不需要一个代理人，于是根正苗红的大士族司马家取代曹魏政权，也是注定之事。

然而司马氏成为皇帝之后，思维自然会发生变化，在野党和执政党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司马家族既然要“家天下”，自然不会与其他家族所共享。于是西晋统治者拍一拍他们聪明的脑瓜，想出来一个“天才”的策略：亲王统兵。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说了，八王之乱马上开打：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A被B杀了，C和D有联合起来杀了B，然后CD又开始内讧……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西晋初年，司马诸王都要“就国”，就是回到自己的封国。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毕竟从本质上讲司马氏就是中国最大的士族），八王之乱中这些士族依附于司马氏，或怂恿，或合谋，兴风作浪。最终酿成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结局，司马氏是祸首，这些士族是帮凶。

“五胡乱华”的根本原因是司马氏把中原打空了，而直接原因则是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时期，纷纷拉拢少数民族领袖作为外援，这二人，这二人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最终八王之乱演变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最致五胡乱华。司马颖与匈奴人结盟，攻陷两京；而司马越则以鲜卑、乌桓为羽翼，南下进攻司马颖。可以看到“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西晋统治阶级之间的内乱，并拉入了少数民族统势力以为羽翼，为少数民族南下提供了政治和战略上的契机。

石勒大家知道吧，“屠夫”的骂名背了一千多年。然而石勒最早是司马越之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作为一个被掠夺、被买卖的奴隶，石勒对于司马越和司马腾的仇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种仇恨很快就转化为了对整个汉民族的仇恨，永嘉元年，石勒起兵杀司马腾。然而无数的汉族百姓也被屠杀，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奴为将军何可羞，不分寒暑短人头”。可以看到，汉族贵族阶层对于少数民族平民的奴役、剥削与压迫是长时间存在的，而等到了少数民族平民“拉清单”之日，无数汉族平民相当于为统治阶级的愚蠢与贪婪买单。

当然，统治阶级的自我毁灭也受到了应有的苦果：“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等。夜，使人排墙杀之。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司马氏和士族阶级这些人全死在石勒的刀下，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我们必须要看到，加入汉族统治阶级内乱的决策，也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决定的，如匈奴刘渊等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逐鹿中原。然而最终买单的往往是双方的底层人民，种族仇杀。不得不说历史不忍卒读。

当然，在战乱下，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各大士族还是遭到了报应，用《晋书》里面的话说就是：“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然而罪魁祸首是谁呢？我们都有答案。

东晋南朝的士族们跟明末的文官士大夫们很像，都是属于养狗还不肯喂骨头的主。非但不喂骨头，还要羞辱狗，鄙视狗，对狗进行精神压迫。按理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军事实力，有枪有刀的苦大兵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但这就是一种天然的阶级自觉性和优越感，就像《大护法》里面的卯卯，就把花生人当做人和猪的区别，而门阀士族把小士族看成次等人，把寒门、苦大兵、老百姓就看成猪：什么？猪也要做官？也要跟我们平起平坐？还有没有王法了？

路琼之是宋孝武帝刘骏的亲戚（史书中有表弟或表侄两种说法），而王僧达是资深士族。因为做了邻居，路琼之去王僧达家拜访，但王僧达爱理不理，并且话里话外取笑他祖上是给自家喂马的。最严重的是，在他走之后，王僧之“焚琼之所坐床”。路琼之告到路太后，也就是孝武帝的妈妈那里，太后大怒，向皇帝哭说，“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孝武帝说，琼之年纪轻不懂事，没事去王僧达家干吗，不是自取其辱吗？

侯景，也是一位历史著名的“苦大兵”，东魏叛将。投降南朝之后想求婚于士族家庭，屡遭拒绝和羞辱。后来侯景造反，攻入建康，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又向之前拒绝过他的士族们求婚，结果又是全遭拒绝。而且拒绝理由不是什么侯景终究要玩完我不趟这个浑水，而就是“门第不配”。你说吧，刀都架在头上了还这样，也不能指望他们什么了。

士族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士族阶级的统治又会落后于历史的潮流，最终被历史淘汰，这是大自然的辩证法。贵族政治多重血缘和继承，因此整个家族的发展受限于后代的成材率。然而士族的统治扩大了统治阶级的选择，不但会从血缘考虑，也包括了“门生故吏”这一特殊的阶层，比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戴渊，就来自于司马越琅琊王氏的幕府，最终用来牵制祖逖。

统治阶级的扩大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而当权士族中，选择杰出人物掌握家族权柄，对于其门户统治地位至关重要。所以当轴士族在选定其门户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在东晋之初，士族子弟还可以胜任武职，出守边郡，当时的士族还尚有一些活力。

但是，士族阶级毕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人才的选拔相较贵族政治虽然有所扩大，但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一个国家的需求。两晋南北朝的士族虽然重视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的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匮乏；士族阶级往往会选择在极小范围内通婚，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理学上的退化。

然而三代、四代之后的士族家族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能够担任重要的官职、军职，这也是两晋南北朝大范围动乱的根源所在。等到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细皮嫩肉骨骼柔弱，连路都走不了，他们体弱气虚，受不了天气冷暖变化，因为这样猝死的，比比皆是——这大抵可以算作是“自我毁灭”的典型特征了。直到科举制建立起的庶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才真正满足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延续了千年之久。

而等到了明朝末年，这些庶族地主阶级也展示了其“末日腐朽”的终极形态：形成了一个以东南沿海保守主义文官为主体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很复杂，我们姑且称它为“东林党”，但是历史上严谨学术意义的“东林党”沿革非常之大，并不与这个大地主、大官僚为主体的“保守政治集团”完全重合，这里为了方便阅读就不纠结定义了，具体我在《经典的<大明王朝1566>，为什么没有续集了？》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过。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最后的表演更可谓是“异彩纷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还在相互攻讦，这个说那个改罢免，那个说这个不堪用，还在党同伐异吵来吵去。崇祯实在是穷得都要当裤子了，让大臣们捐点钱吧，内阁首辅捐了五百两，另一位阁员哭穷，说自己是个清官，一两都捐不出来。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几百的、有的捐几十的。崇祯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亲国戚和勋贵，让他们捐钱，心说改朝换代文官找了个新主子还能做官，但你们跟我大明朝荣辱与共，大明要亡了你们这些个驸马啊、国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这个关头捐点钱还不行吗？

结果呢，这些皇亲国戚和勋贵们，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有人联名上书，有人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皇帝生气，点了名要几个勋贵捐钱，然后这些勋贵为了不捐钱贿赂皇帝身边的太监，然后太监几次加码，结果贿赂的钱比皇帝规定要交的钱都多。

皇帝的老岳父——周国丈，在京郊有数万亩的庄园，在北京闹市有好几家黄金位置的门店，崇祯让他捐十万两，他只拿出来一万两。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给了她爹五千两，意思是让他深明大义别藏着掖着了，然后周国丈“深明大义”的从皇后五千两里克扣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给崇祯。

所以晚明时期的特权阶层，真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毁灭”这个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他们就是在几百年的特权浸淫中，变得贪婪、短视、愚昧、腐朽，对于这些特权阶级来说，刘宗敏的皮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连十万两都不肯出的周国丈，最后李自成从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万两白银；那两个内阁大学士，每一家都乖乖给李自成送去了几万两。最后李自成从北京各级官员和勋贵处，拷掠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这点钱打个对折，都够打三遍“万历三大征”了。这些历史我在《阳光开朗李自成》中详细讲解过。

崇祯：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经亡了，说这些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