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设官防止，有权征讨。

待后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

这是关税商税之缘起。

所以称之曰征者，原先是征伐禁止的，后来只以分享获得为妥协条件，而仍以征字目之。

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

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

然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贯。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代相传之禁地，则仍为公家所有。

换言之，即成为王室所有。

此因封建贵族都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承袭旧来的封建传统，所以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时人观念，便全归皇室。

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这一分别，若非从封建时代之井田制度以及其他土地所有权之分别转变说来，便不易明了。

现在再说，此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

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拨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

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膨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

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

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后来遂吃了大亏。

清代如此，汉代亦复如是。

商税渐渐地超过了田租，于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对于山林池泽（钱先生的另一种说法是山海池泽），最初是由政府所有，因而成为禁地，后来禁不住了，逐渐放开，改伐为征。

这次，钱穆先生说清楚了，这种改变，是由春秋开始的。

但钱穆先生的这部著作，毕竟是演讲稿，是提纲性的，很多事讲得不详细。

山林池泽到底何时成为禁地的？没有讲清楚。

从《史记》以及《国语》记载，荣夷公建议周厉王，而芮良夫力谏一事，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此前，山林池泽是不禁的。将此设为禁地，从周厉王而始。

周厉王禁山林池泽一事，我们需要明白的，有两个事实。

第一，此前，山楂池泽属于自然存在。可以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公地。

这个概念之所以需要说明，根本在于，过去了属性是双重的，即形而上公有属性和形而下的私有属性。形而上的公有，即在封建朝代，即天子所有。谁当了天子，谁就公有了全国土地，也就是国土，或者古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而下私有，即千里王畿为天子所有，各诸侯国为诸侯所有。而无论是王畿还是诸侯国，或者诸侯国与诸侯国的交界处，还有第三种所有制，即实际所有人私有。

除了这些私有土地之外，还存在一种土地，即耕地之外的山林池泽，还处于原始状态，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属性，都未能实质上体现。

第二，天子认为，自己既然荣登天子位，就有了对所有非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天子认定，只要非私有土地，全都归属于自己，自己绝对拥有处置权。

芮良夫之所以力谏周厉王，就在于他认定，这些土地是天生所生，天子无权专有，否则就是违反了天性。

钱穆先生说，开放山林池泽，由春秋末年开始，却没有说明自何时开始，怎样开始。

这里就存在一个对于概念的理解问题。考虑到管仲担任齐相时期，在齐国搞经济开发，推行盐铁专卖制度。所谓盐铁专卖，如何专卖，似乎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至少我们可以明白，管仲其实是在齐国推行一项新的山林池泽制度。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周厉王搞过一次山林池泽的改革，管仲又第二次搞了山林池泽的改革。

究竟是周厉王搞改革，一方面因为芮良夫的力谏，二来因为国人暴动，周厉王不得不逃亡，其改革无疾而终，管仲接着完成了这次改革，还是周厉王因为搞了改革，才导致国人暴动，管仲在这次改革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真的难以明确。

我斗胆推测一番。

周厉王时期，周天子的国库已经空了，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采纳荣夷公的建议，专山林池泽之利。

如何专山林池泽之利？和管仲一样，把盐铁专卖？我觉得，周厉王既想不到，也没有那样的实力。毕竟，周厉王比管仲早了近二百年。那时候，货币交易貌似还很不普及，所谓利，不以货币计，而以实物计。周厉王如果专了盐铁，把盐卖给农民，农民用粮食布匹等以货易货，那得有多大一支队伍负责此事？人工成本太高了。

最大的可能，周厉王用了最为简便的一种方法，抽税。

周厉王所禁也就是天子的封地之内，即千里王畿。既然天子如此，诸侯见有利可图，自然跟从，诸侯也就在其封地内，将山林池泽禁了。大家都来收税，天子和诸侯因此都得了好处。

有人得了好处，自然就有人受了损失。受损失最大的，是手工业者。

比如说木匠、铁匠，还有其他城市贫民。盐商被抽了税，自然要提高盐的价格，这个负担，自然转加给消费者了。同理，木材抽了税，铁也抽了税，价格也会上涨。这个价格，转加给木匠和铁匠了。但木匠和铁匠却无法转加给消费者，你提价，人家就不消费了。

这些城市手工业者，在其出产上蒙受了损失，购买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时，又一次被盘剥，自然就生出了恨意。于是，爆发了国人暴动，而周朝的那些卿大夫没有得利，也不愿替周厉王受过。国人攻打王廷，竟然没有人挺身而出保卫周王。周厉王不得不匆忙出逃。

周厉王出逃了，周朝进入了十四年无王状态，史称共和执政。

这十四年，是不是周厉王的专利政策瓦解了？我想不一定。毕竟诸侯得利了，要怨，这事也只能怨周厉王。这个政策是由天子制定的，要撤销这项政策，自然也得由天子下令。现在没有天子了，自然没有人敢下这个命令。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历史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记载。

直到约二百年后，管仲在齐国搞起了又一次关于山林池泽的改革。

有关管仲的改革，可能涉及很多方面，而历史记载，主要是盐铁专卖。

周厉王的展示，是专利，引得朝野沸腾，怨声载道，一致反对。管仲搞专卖，却为史家大声叫好。

一个专利，一个专卖，仅一字之差。差在哪里？

比较大的可能，周厉王只负责收税，结果是税费转加给了整个交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都成了受害者，所以民怨沸腾。管仲搞盐铁专卖，较大可能是由政府定价，盐铁生产者产出的盐铁，全部交付国家，再由国家统一定价，卖给消费者。

盐铁生产者得利，而消费者并不清楚中间环节，哪怕明知价格高了，毕竟国家统一定价，至少实际看来，还算公平交易，反而没有意见。

若是在此基础上，理解钱先生所说，春秋末期放开，更像是在管仲的盐铁专卖上放开，即盐铁不再专卖，可以自营，仍然回归周厉王时期的征税。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周厉王已经开始对山林池泽实行官营政策，由官家设置专门的经营机构，统一采伐、买卖。

若此前是官营，则管仲实行的盐铁专卖，就可能是国人暴动之后，这项政策从此废止，管仲又搞起来了。若此前是采取征税制，管仲实行的盐铁专卖，恐怕就是民采官卖，也就是只控制流通，不负责生产。汉武帝搞起了盐铁完全官营，是从生产到流通全流程的官营。

有关这一话题，我讲不清楚，只是提一提而已。

真正可谈的，是历史发展进程，何以会集中于山林池泽这一焦点，成为历史发展的一大课题。

这里有一个核心原因，中国全面进入农耕之后，耕地成为生存之本，不仅仅导引中国人全面进入农耕，更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进入全面的农耕思维，以农为重，以农为本，那些不适宜农耕的土地，比如山林池泽，便呈完全自由状态。

芮良夫劝谏周厉王，说，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意思是说，天地百物，民可随意取之，不能专属于某人。恰恰表明，此前山林池泽处于最为原始状态，未有所属。

未有所属，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中国人已经农耕了，渔猎只是一种补偿，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渔猎。山林盛产的木料，也不是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一般士民，结庐而居，也不需要多少木料。山中所产灌木还可以当柴火，乔木的作用实在太小，经济价值实在不大。

随着社会稳定日久，出现了大量的富户，也有了大量城镇，这些人不可能继续结庐而居，而是建起庞大的楼堂馆所，需要大量木料。于是，木料值钱了。

山中还有一个出产是食盐。人人都要食盐，不可或缺，而产盐之地，又不是随处可有。一些城镇，更是不可能有盐矿。因此，食盐有巨大的需求量。

尤其到了春秋时，诸侯国之间的征伐日益剧烈，所以，武器成为必需，而制作武器的木料以及铁料，便是关键。木料尚算容易得到，各地均有山林。铁矿却是极其难找。

春秋时，中国有两个著名的铁产地，一在韩国境内，一在楚国境内。

楚由初封的五十里子爵国，西周末期已经足以和天子抗衡，楚国强大的原因，在于西周之初，楚助天子灭鄂国有功，爵位虽未升格，国土面积却扩大。其扩大之地，有一个地方叫大冶，是中国最早的铜铁产地。楚国得其铁，因而强大。

韩国由晋而分，建立之初，就不是太强。可并不太强的韩国，却能支撑到战国末期，韩国产铁，是一个极大的原因。

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早期，山林池泽的出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后来，却大过了田产。这种大过田产，并非在汉代，早在管仲搞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

汉朝之初，为什么会改什一制为十五抽一甚至三十抽一？有一点，钱先生没有说清楚，那就是此时，田税收入对于汉朝而言，已经是小钱，大钱在山林池泽的收入。

国家要发展，最为关键不在于从哪里抽税，而要生民，即鼓励老百姓生育。鼓励生育最好的办法，就是轻徭薄赋。老百姓能吃饱了，自然就更生事，孩子就多了。

田税对于朝廷而言，虽说还没有到今天这种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也实在是小钱。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之前，才出现了文景之治。所谓的文景之治，也就是与民生息。钱先生说，文帝曾有十一年不收税，显然不是因为此前田税收多了，国家富了，而是山林出产让国家富了。

至于少府因为这一变化，大大地富裕起来，这属于经济的变化。

中国历来重政治而轻经济，前面我已经提到，中国历代的政府，有管经济的机构，主要是府库的管理和财税的收纳，都是形而下的工作，却没有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机构，在经济运行的宏观把控上，是缺席的。

正因为缺失，到了清朝，就不断地缴学费。可哪怕再努力，也还是小学生初中生，远不能和西方的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比衡，清朝的衰败，与此有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