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改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杨玉良校长关于“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的论述，让大家眼睛一亮。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让大学章程成为“大学宪章”，要真正约束大学校长的权力，那么，设立“大学章程”，校长说了不算、大学以至教育部门说了也不算。

　　依照目前制定“大学章程”的程序，“大学章程”极有可能存在两方面严重问题。

　　其一，行政权和学术权表面分离，实际不分离。据悉，复旦大学的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校虽然称这有助于“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改革，早在国内其他高校推行，可并无效果，原因是，真正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校长职业化。当校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其担任学校学术机构负责人又何妨？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可这一点，我国大学校长能自愿做到吗？

　　其二，由学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是大学规章，难成“大学宪章”。“大学章程”，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有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也影响内部治理）。而这些问题，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解决不了。目前，各校制定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教育部直属高校报教育部，省属高校报省教育厅）。这貌似具有法律效力，但实质仍旧是学校行政规章，没有法律效力。

　　大学章程要成为大学最高宪章，须经立法程序，这就是，通过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讨论、审议的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对于国立大学，审议机关为全国人大；对于省立大学，审议机关为省人大，私立大学则视举办者所在地区而定）。经过这一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本身就是法律文本。不仅对大学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也适用于处理学校和政府、社会机构的权责关系。此前，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多次提到，要制定南方科大章程，并且把这个章程交给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这是十分正确的制定大学章程思路，这样的章程一经审议通过，将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变动而变动，有利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

相关评论：权力有边界 学术自由成真 （李邵强）
　　从2009年1月14日正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两周年。12月30日晚，在和媒体共聚一堂时，这位自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分享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教育、复旦精神以及治校的独特理念。据介绍，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

　　2010年的大学教育改革注定值得纪念。南方科技大学的自授学位谋求以质量求生存的新路；而复旦大学年末透露出的改革信息，则让人们看到了权力让位于学术的勇气。这两所大学历史各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如何让大学回归教育的本质，如何让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象牙塔”。尽管在这条改革路上，南方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只是探路者，而且改革的起因皆与其具体掌舵人有关，但当教育领域改革已成共识时，此两所大学的起航无疑值得期待。

　　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复旦没有在改革的路上停滞不前、瞻前顾后，反而以制定章程的形式，充当了大学教育改革的“急先锋”。这种勇气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不同立场者都能够找出中国大学的弊病，都把教育行政化看成是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利益因素的影响，教育去行政化之路却走得如此艰辛。毕竟，去行政化意味着放权。

　　因此，在复旦章程的制定中，应该赞扬复旦的领导。如果没有他们的主动放权，一个旨在分离、隔离权力对学术影响的章程如何通过？如果没有具体的章程能够制约权力，何谈权力的有限，何谈去行政化。

　　同时，此次“复旦大学章程”还以完整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学术自由的理念。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能做出这一规定实属不易。

　　而且，复旦的改革不仅止于权力的隔离，更增加了对权力的问责。当学校的发展违背了会议的集体决策时，学校的领导就将面临被召见，甚至被问责的境地。这种召见与问责的规定，无疑相当于一种赋权。在以前的权力格局中，学术权力通常只有被行政权力领导的份，怎有胆量去问责行政权力？现在，当章程已经规定了行政权力隔离，而且增加了对行政权力问责时，关于学校发展的权力也就实现了分权，学术的力量也就具有了与行政力量博弈的制度。

　　教育有其规律，学术应有自由。但是，在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掌握话语权和决定权是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当我们看到钱学森之问背后的现状，懂得其背后的忧虑时，就应该看到去行政化之必要，就应该明白此次“复旦章程”所起到的示范价值。所以，在新年来临之际，期待复旦大学的尝试可以引领大学改革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