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

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

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了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

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察举之可能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钱穆先生说，“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这个不许社会大贫大富的制度，并不是什么民权思维，同样是君权思维。君王既不能让老百姓太贫，也不能让某些人太富。

太贫，这些贫苦之人，失去了纳税能力，国家便穷了。太贫了，还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祸因。而太富，更危险，富人集中了社会财富，还会更上一层楼，渐渐就会生出对政权的觊觎之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司马昭之心。历史上司马家所经历的一切，正是证明。

就算某一个人没有此心，可社会财富过于集中，这集中的，就不可能是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富人群体。出现这样的群体，很容易形成经济垄断，从而左右政府决策，并且改变整个政治生态，形成政治垄断。吕不韦，是这方面的典型。

一个社会的贫富比，也是一个平衡关系，偏向哪一极，对社会安定都是大不利。所以，那怕美国，也一样要制定严格的反垄断法，就是防止资本垄断而危及政治。

王莽之所以要搞土地改革，原因恰恰就在这里。

钱先生更进一步说，“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

他这话，属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另一种说法，这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或者说文化观,甚至成了社会的政治观。古代社会的现实，造成了这种价值观。

同时，钱先生其实也明确指出了这种价值观的错误，错在父辈传给子女的，不是知识，不是学识，而是经学。

古代的人生观，将学人指向了一个单一的学术方向，只要懂得一经，就能做官，甚至平步青云，直上云霄，别的都可以不闻不问。其结果，是这个社会的知识结构过于的单一，单一就必然浅薄。

虽说中国古代社会早已经结束了军人政府，形成文人政府的惯例，但所谓文人政府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就是通一经的水平。故此，中国历来有轻知识轻文化倾向。知识从来没有真正体现其社会价值，没有成为改变或者推进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社会因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矛盾。一方面，政府或者说皇帝，拼命想压制大家族，想尽一切办法削弱权臣，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又在促成这种大家族的形成。

正如钱先生所说，“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了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察举之可能了。”

这其实是察举制形成的最大弊端。

这一弊端的形成，是源头的，是形而上的。仅靠某种形而下的手段，比如王莽的土改，根本改变不了现状。

还没到东汉，西汉末年，社会已经形成了无数的大家族。这些大家族，有些是因为外戚专权而形成，更多的，却是因为察举形成。

外戚专权，确实容易形成大家族，比如王莽家族，就因为王政君当上了皇后，然后皇太后，再然后太皇太后，这个家族先后就有九人封侯，五人为大司马。

九个君侯和五大司马之下，这个家族以及家族的姻亲等，还有多少官员？大大小小恐怕有好几千人。这些人的凝聚力，比朝廷大得多。毕竟，这些人之间是私权联系，而朝廷是公权联系。

如此一个大家族的存在，皇帝能睡得着觉吗？

但这一类家族，往往结局不好。但凡外戚家庭，显过五代十代的非常少。更多的因为新皇登基，新的外戚集团出现，而旧的外戚集团被灭掉或者被削弱了。

坐轿子的是这类外戚家族，抬轿子的，却是另一类家族，即实权和实力并没有大到霍家或者王家的程度，却又世代簪缨，几世官宦的家族。

到了东汉末年，整个社会，几乎遍布这种由察举而形成的大家族。比如刘禹锡诗中所写到的“旧时王谢堂前燕”，王谢两家，就是晋朝两个最大的家族。

王谢指王导和谢安。

王导辅佐东晋三代天子，是司马氏的重要辅臣。王导的家族，史称瑯玡王氏，其父王裁，官至抚军将军长史，这个官名有点长，首先是抚军，能有资格抚军的，都是皇帝的钦差，而这个钦差不是文官，而是武官，并且贵为将军，可见身份极其特殊。当然，王裁不是抚军将军，而是抚军将军长史，也就是副使。

如果说王裁的官位还不够显赫的话，王裁的父亲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属于九卿，御前会议成员，至少相当于现在一个国务委员。

王览有五个儿子，长子王裁，长孙王导，生了六个儿子。王览的四子叫王正，王正的长子叫王旷，王旷的长子叫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是王导的侄儿，是书坛第一人，有书圣之称，同时也是右将军。所以，王羲之又被称为王右军。

整个琅玡，就是王家的天下。且不说王家的高官数量比一个州还多，书法家，就可以组成一个今天的全国书法协会的最高级别。由王家推举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肯定不会如今天的书法家协会主席一般，广受社会非议，而众望所归。

王览的权势确实太大，他的次子王基，有一个儿子叫王敦，比他的爷爷更出息，官至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公。

官当到了这种程度，自然就会有想法。王敦于是想把司马家的故事重演一遍。毕竟，司马家的天下，是从曹家夺的嘛，所以，他准备造反。

王览的三子叫王会，王会的长子叫王舒，官至廷尉。王舒的次子叫王允之，和王羲之是堂兄弟。有一天，王允之在堂伯父王敦家喝酒，感觉王敦的言语不对，便装醉，果然听到王敦和自己的手下参军商量篡位之事。

王允之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王舒，王舒立即带着儿子找到堂兄王导。

王导和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好友，司马睿在西晋灭亡的乱世，能登上皇位以及稳定东晋大权，王导立有大功，官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司马睿的皇位一旦稳定，便对这个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不放心了，对于整个王氏的势力，更是忌惮，便改任王导为太子太傅。

后来唐代确定九品，太傅太师太保确定为正一品，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和太子太保确定为从一品，也就是比太傅低一级。若以现在的级别类比，正一品大概属于部级，从一品，就属于副部级。

骠骑大将军，是为了削弱军权，撤除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后的称呼，相当于大司马，或者太尉，只是权力小了很多，级别也低了一级。但因为更上面不设大将军，也不设太尉，骠骑大将军，便可以相当于太尉。骠骑大将军之外，又加一个仪同三司，三司即三省，也就是说，相当于丞相。这就不是普通的部级，而是副国级。

王导由副国变为副部，这个级别自然降得厉害。不仅如此，太子太傅，实际上太子府的总管，名重而几乎无权。

王敦要造反，打出的名号之一，就是要替堂兄王导讨回公道。王舒父子将此事告诉王导，王导第一时间告诉太子司马绍。司马绍自然告诉父亲司马睿。因此，司马睿开始暗中准备。

不久以后，王敦果然反了。

朝堂之上，大臣群情激愤，力谏诛杀王氏一族。

恰在此时，王导带着兄弟子侄二十余人，跪于朝堂之外，等待议罪领罚。一连数天，天天如此，早至晚归。

司马睿既不能全听大臣的，深知若是治王家的罪，整个司马家的皇位定是坐不稳的。又不敢相信王导，思来想去，决定单独召见王导。

王导见到司马睿，痛哭流涕，表示“叛臣贼子，哪个朝代都有，但我万万没想到，会出在我们王氏家族。圣上无论如何处罚我们王家，我都心悦诚服，认为是罪有应得。”

司马睿于是对他好言安抚，促膝谈心。王导自然知道，到了这一步，危机肯定是过去了。但仅仅只是危机过去，肯定不够。他还要进一步。他于是对司马睿说，这件事，早在他的侄儿密告时，作为太子太傅，他便依程序向太子司马绍报告，目的是希望皇上早作准备。

其实，王导像后来的曾国藩，深知王家面临的难题，不是能否推翻司马家，而是推翻之后，能不能坐稳这个皇位。多年以后的曾国藩，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左宗棠以及其他同僚好友劝他反了满清，他也知道，只要自己举旗，满清肯定完蛋。但他曾家肯定坐不稳天下。

王导面临的局势是，王家可以推翻司马家，可王敦根本不是能坐天下的主儿。这也恰恰是他向太子密告的原因。

司马睿于是下诏，加王导大都督职，领扬州刺史，共同讨伐王敦。

王导原是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不仅是副国级，而且相当于军委主席，掌握全国兵马。现在却只是给了他一个扬州刺史，也就是给了一个州长，允许领一州之兵。显然，司马睿对他仍然不放心，是典型的戴罪立功，以以后效。

明知如此，王导已经无路可退。不仅不能退，还要极为积极。好在他了解王敦，毕竟是兄弟嘛。所以，他以一州之兵，向武昌进发，与王敦大战，凯旋而归。

斗来斗去，全是王家人自己在内斗。

此役之后，王导果然得到司马睿的信任，也得到了司马睿之后司马绍的信任，王家王导这一支，大为兴旺。其他非王敦的旁支，也因此受惠。

谢安在东晋同样是一个牛人，在中国文化史上，与他有关的成语，就有十个，比如东山再起、一往情深、前倨后恭等，讲的都是他。

谢安和王羲之是同时代人，都是东晋的大书法家大诗人，在书法上，谢安曾经受王羲之指导，该算是王羲之的学生。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对属于当时的文坛盛会。群贤之中，有王羲之，也有谢安。

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谢氏家族的两个文化大名人，一个叫谢道韫，一个叫谢灵运。

南京秦淮河两岸，住着的几乎全是世家大族，其中乌衣巷，差不多就是王家和谢家的私巷。且不说政坛，在东晋的文坛和书坛，王谢两家，绝对是领袖。

所以，刘禹锡才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哪怕堂前燕要认家门，认的也是王谢家。草不认，夕阳不认，流水不认，时光不认。大家族时代过去了，曾经的大家族，也成寻常百姓了。

这首诗形而下直白浅显，形而上高阔深远，透视着世事规律，人生哲理。这方面，研究的人一直很少。这也是中国学界的局限使然，不研究未知，只研究已知，因而，整个中国学术，成了考据训诂之学。

东汉末年到西晋，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动荡时期，先是有三国，后来有魏，再后来是晋，真有点城头变幼霸王旗，各领风骚三两代的意思。

之所以如此，与这个时期的大家族，有着相当关系。皇帝轮流坐，大家族还是大家族，各领风骚三百年。

正如钱先生所说，当时的一个大家族，就是一个县甚至一个郡。比如三国时的荀氏，王氏，司马氏等，都是连皇帝也不敢惹的大家族。

这个时期的大家族，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候，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察举制是关键。通过察举制形成大家族的途径，就是钱穆先生指出的。

在形而上，大家族的形成，还是私权和公权博弈的产物。私权有一个总的形而上，那就是宗法制。

中国五千年历史，堪称公权和私权博弈的历史，其中公权最大的敌人，就是宗法制。到了刘禹锡，为什么能写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因为大家族无法再达到王谢那种程度，这恰恰就是宗法制被极大地削弱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人一直在琢磨将自己的权力或者财富传千秋万代，可又局宥于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富不过三代。

而显然，公权是社会的，是普天之下的百姓出让的。想将这种公权作为私权传承，老百姓不会承认，自然显不过三代。同样，财富也是社会的，任何人，想长久地占有社会财富，那是不可能的。

世上只有一项东西，不可能被公权剥夺，那就是智商和智商所获得的附加物，即知识。

钱穆先生指出的，汉代的那些富贵家族，因为占有书籍，而能在察举制度下占尽先机，确实是一大弊病。而知识作为人类唯一可传承的财富，永远不可能因任何政治的或者其他原因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