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决定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离开这所常春藤名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感觉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01
当前，高等教育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很多东西实在太差劲，大学的任何问题似乎都不大可能解决。大学似乎不打算进行自我改革，就算是想改革，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从何做起，就算知道，他们也改革不动。
在官僚惰性、教授抗拒、多种关系人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拉扯之中，任何协同性的变革看起来都难以出现。而且，至少在门槛很高的名牌大学，其经营情况还算不错。当今在某些地方流传的观念，即学生和家长开始厌恶地转过脸去，根本不看哈佛和耶鲁的传言只是一种幻想。只要名牌大学仍然是输送精英雇主（他们愿意）的主要渠道，有钱人和努力奋斗者就会朝着大学校门蜂拥而入。其他任何东西——课程、政治、艺术、科学——都显得可有可无。
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中不会发生任何有趣之事。校园里的确很多时候没有发生什么事。有人写信给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启动的或者正在启动的或者参加过的改革倡议。就我所知，这些改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对应本科生对大学生活的两大投诉。第一类投诉是大学没有为他们准备好进入真正的世界：整个训练——论文、为避免学生空闲而布置的作业、毫无意义的要求、竖井式学科和抽象理论——似乎与其实际上可能过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
应对这种不满的工程表现出显著一致的若干特征。它们都是跨学科性的，融合了多种方法和视角——比如从工程到社会科学——通常很分散的学科。课程是非正式性的，回避了讲台前讲解和传统的评价模式。这些改革措施是实验性的，更多是实践性的——创造和合作——而非阅读和写作。它们通常是校外的，将学生带领到社区中进行服务项目、实习、艺术装置和表演等，而且往往指向具体目标，与社会改良和环境救助相关。最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是学生为中心的。参与者能够或者被期待通过项目提供的资源构建专门定做的课程大纲来指引他们的教育。一句话，这些努力强调的都是“参与”。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好。高等教育内以及进步教育实践尤其是在中等水平的都有相应的做法和先例。高中将焦点集中在“以课题为基础的学习”，通过文件夹和公开展览的方式进行评估。学生辨认出问题（人类需要、不公平、代表性不足的案例），然后设计出回应和进行回应（实体系统、面向社区的项目和艺术工程）。
我再次看到了这个逻辑，那是很多学生渴望的东西，但是，这种教育途径
——“问题”途径，STEAM（STEM + arts）途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再加艺术）——让我担忧之处在于它所漏掉的东西。
它漏掉了人文学科，漏掉了书。它漏掉了文学、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宗教史，漏掉了探索模式——反思、设想、和与过去的对话——这是不能被转变为即刻的、实用性的目标的。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问题，把世界看成一系列问题是在限制世界和自我的潜力。一首歌应对的什么问题？阅读伏尔泰将在任何可预测的方式上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这种“问题”途径——“参与”途径、拯救世界的途径——最终漏掉了我所说的学习。
那是毕业生想提出的第二个投诉：他们毕业了，在这个本质意义上，却没有感到学到任何东西。他们没有被触动，他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外面有一个宝库——称为伟大著作项目，历代先贤的智慧或者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其目的是激活宝库内的东西，他们来到了最了不起的大学里面（其建筑显示浓厚的文化底蕴，其历史讲述了其厚重和深邃的思想），进入了思想的殿堂外面，但他们进入宝库的机会却被剥夺了。
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他们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02

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期间，我曾经拥有这样的学生。这种学生不多，如果从人文学科招生的情况来判断，这种学生越来越少。（从2013年到2022年，英语专业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数量下降了36%，它在所有学位中的比例下降了42%，达到1:60以下。）
他们告诉我——这些朝圣者，这些未来的知识分子，这些被激活的灵魂——他们发现要得到上大学时曾经渴望的那种教育实在太难了。教授们常常忙于自己的科研，很少有耐心辅导学生和结果为开放性的办公室面谈。像哲学这样的课堂让人感到了无生机，缺乏人性，就像用文字而不是数字构成的工程。最糟糕的是本科生同学，那些一门心思往上爬的家伙和投机分子。有个学生曾经对我说过，“当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试图推销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去塑造灵魂。”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马修·斯特罗瑟（Matthew Strother）正是通过马修——此刻已经三十多岁，仍然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两个或许最为显著的计划，最近在校园外蓬勃出现的项目，这是对严肃认真学习的饥渴的回应。第一个是2012年成立的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BISR the Brookly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现在一年为学生提供十门线上和线下课程。其研讨会每周见面三小时，连续四个星期。最近提供的课程包括作家梅尔维尔（Melville）的《自信的人》、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 Auerbach）的《摹仿论:西方文学对现实的再现，童话故事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其左派承诺，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BISR）还开设了批评理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种族资本主义”、“怀孕政治学”等。
马修提醒我的第二个计划是2020年启动的凯瑟琳工程（Catherine Project）。其氛围与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差别很大。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帮博士生创办的，凯瑟琳工程则是天主教徒、位于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的伟大著作学院老师泽娜·希兹（Zena Hitz）创办的，她在该学院教书三年，并在东安大略修道院麦当娜之家（Madonna House）居住过一段时间（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希兹教授的新书：《有思想的生活：智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译注）。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是根据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院命名的，那是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诞生地。凯瑟琳工程则是根据早期基督教殉道者亚历山大拉的凯瑟琳和麦当娜之间的创始人凯瑟琳·杜海蒂（Catherine Doherty）命名的。
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既是教育性的，也有明确的政治性；其实践课程为工会和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工作坊和其他资源。凯瑟琳工程则认为自己是创建“学习共同体”的事业，其原则包括“对话和好客，简朴和透明”。课程（被称为导师制的辅导课，与圣约翰学院的做法一致）是免费的（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的课程是335美元），学生从4人到6人之间（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的课程上限人数是23人），每周两小时，总共12周，面向经典：希腊罗马、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但丁和塞万提斯（该工程也主持了大量读书小组活动，涉及到更广泛的著作。）如果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渴望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学界打工仔市场——老师拿走学费的大头，凯瑟琳工程的功能则是作为礼品经济（虽然他们已经有计划开始为老师们提供微薄的酬金）。
除此之外，还可以补充2014年创办的西风学院（the Zephyr Institute），位于硅谷的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项目。还可以补充“赫特格基金会（the Hertog Foundation’s）的人文学科项目，自2020年以来为本科生和新近本科毕业生和年轻专业人士开设在线研修课程。还有最近风起云涌的线上或线下的读书小组和读书沙龙。毫无疑问，还有更多计划有待我去了解。

03
在这一波改革高潮中有若干因素发挥了作用。当然，其中之一是因特网，它既是学习媒介也是宣传线下机会的手段。
另一个因素是学界人文院系长期以来对人文学科研究采取的不友好态度，这是大学生感觉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这与政治上的大肆宣扬截然相反。一个在一所重点公立大学获得小说艺术硕士学位的从前学生说，虽然该硕士点的写作教学很一般，但其工作坊至少提供了真正读书的机会，不像这所大学的“小丑般滑稽愚蠢的”英语系所讲授的东西。
第三个因素并不那么明显。学界招聘存在的长期危机——转向兼职打工者和过剩的博士——已经制造出庞大的合格教师池子，他们对学界没有多少依恋，甚至完全冷漠无情。
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的老师几乎都拥有博士学位，不仅包括兼职教师（和被聘请的教授），而且包括图书编辑、专职作家、大学图书馆管理员、考古学家和培训中的心理分析师。正如拉塞尔·雅格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描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知识分子迁移到大学的趋势最近出现了完全颠倒过来的方向。小型期刊如《异议者》（Dissent）、《评论》（Commentary）、《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n+1和《新探索》（The New Inquiry）、《要点》（The Point）、《漂流》（The Drift）的崛起或者重新崛起也是同样故事的组成部分。
凯瑟琳工程的老师反映了第四个因素。如果有学生对校园人文学科的状况感到绝望，教授感到绝望的肯定也有。希兹告诉我，她的很多老师拥有正常的晋升邀约：“我们吸引教授们参与——他们参加我们的团队同时在引领他们——是因为传统大学里的精神生活已经濒临死亡或者已经死亡。”她补充说，本科生教学“是一种特别的硬拉（hard pull）”，凯瑟琳工程为老师们提供了向“真正想学”的人讲课的机会。
我添加了一句，还有真正能学的人。九年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写到“甚至在哈佛的莎士比亚课堂上最有天赋的学生，都不大可能被他的话语中的微妙逻辑所触动，如果和我多年前的学生相比的话，或者和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加州伯克利的学生相比的话。问题在于他们在语言上的投入通常浅薄和温吞得令人吃惊。”
当然，到了现在，这个画面变得更糟糕得多了。去年，在一篇谈论人文学科招生大跳水的文章中，哈佛的另外一名英语教授阿曼达·克莱博（Amanda Claybaugh）据说发表了如下言论，“在上次讲授《红字》时，我发现学生在理解句子作为句子时真的非常吃力，他们在辨认出主语和动词时都遇到困难。”这还是在哈佛发生的事。难怪教师们也迫切渴望拥有能够真正跟他们进行对话的学生，好一起来讨论他们喜欢的书。
我本人也参与到校园外开设的课程之一。我的学生马修决定自己创办这样的课程，他已经探索了很多年，而且梦想拥有理想的思想氛围，将研究文学和哲学著作的严谨团体学习和戒绝交际技术的有思想的生活结合起来。那是面对面的学习共同体，隔绝一切干扰，这是成年人学校。它是小型的、自治的、沉思默想的、和免费的。他研究过很多模式：私立非盈利大学、深泉学院（Deep Springs College ）每年招收13名男生，学制两年，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在与世隔绝的沙漠深处，学生一边放牧，一边进行超强度的学术训练，学校一切运营管理（包括教授聘请、校长任免也由学生表决自治。两年学制结束后，学生会获得副学士学位。根据深泉学院此前的统计数据表明，大部分毕业生转入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常青藤名校继续大三学业，约有三分之二拿到学士学位，更有二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译注）、柏拉图的雅典学院和尼采在鲁宾纳齐别墅（Villa Rubinacci）的经历。他做了大量的笔记，概括出一套需要遵循的原则，而且在纽约上城区购买了一处地产。
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看见自己的规划变成现实。马修去年因为癌症而英年早逝，年仅35岁。但是，这是他的梦想之美和他激发起来的热爱，我们几个认识他的人连同其未亡人贝尔塔维利施（Berta Willisch）决定努力将这个理想变成现实。
今年，“经过审视的生活马修斯特罗瑟中心”开始运行三个为期十天的试点项目，每个项目有五位参与者（当前的规划是扩展到十个左右的小组，同时提供更长时间的课程）。教师团队包括我本人、泽娜希兹和马修的朋友和圣文森特山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ount Saint Vincent）教授莱恩·纳伦茨（Len Nalencz）。

04
在我看来，人们对我们宣布试点项目的反应证实了存在一种庞大的尚未得到满足的欲望，人们渴望超越高等教育的藩篱进行以文本为基础的探索，触及人生最深层次的问题。虽然对外传播有限，截止日期紧迫，申请过程要求很高，但我们收到了将近160份申请。
申请者从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到70多岁的老人。里面包括老师、艺术家、科学家、众多学科的博士生、潜艇军官、犹太神学院学生、会计、风险投资人、退休者、幼儿家长、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20多岁年轻人。申请者还有来自印度、巴西、约旦等九个国家的外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这些申请者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可能，我们本来能够招收的学生会超过15名。
在被问及为何想参加时，不少人谈到正规教育的种种病态。一个学生说，“我们与学习的关系真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学习应该是一种快乐而非恐惧。”
一个学生注意到，你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答案根本说不通。
另外一个学生说，“学习或者关注已经被放置在拥有自身奖励机制的机构内，追求某种“功德成绩”。他接着说，“我们需要在现代大学学分制之外进行读书和探索的机会，因为在后者拥有太多东西在“破坏学习徐徐展开的缓慢过程”。
第三，一个从名牌大学退学而专心自修者使用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亲密梯度”（intimacy gradient指物质环境中从公共部分到私密部分的空间序列。——译注）来描述他的迫切愿望，渴望进入比现有大学课程通常所允许的深度更深层次的接触。他写到，“对于诸如人们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等人生重大问题而言，答案需要在沿着亲密梯度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而不仅仅是在边缘闲逛。”
“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许多申请者来说，这当然该项目关注的问题，也是人文学科探讨的话题——学习拥有或者应该拥有生存的厚重。在他们谈论教育的背后，在谈论如拔掉电源般切断技术的联系以及拥有创造和独处的时间的言论背后，我辨认出一种摆脱强制和议程的渴望，那是大学的“相关性”议程，因特网的监督和上瘾议程。简而言之，摆脱那旨在实现强制的一致性的整个资本主义的、算法的、意识形态的毛粪石。那是不愿意被收编，不愿意被工具化的欲望，抵抗回归到平均值或者文化模因，渴望成为或维持独立的个体。
这就是为什么马修斯特罗瑟中心除了为学习，而学习之外没有别的目标至为关键的原因所在，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凯瑟琳工程和其他校外人文学科课程。这意味着除了学生想学习的无论什么目的，和可能造就什么样的人之外。这是自由。
当教育不指向特定方向的时候，其可能性是无限的。毕业之后，马修前往欧洲。此后五年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最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三十多页，是我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
那是一封精神日记，也可以说是读书日志。他提到了乔伊斯、黑塞、贝娄、加缪、劳伦斯、拉金、米勒、毛姆、海明威、切斯特顿、塞林格、德雷尔（Durell，英国作家）、奥齐克（Ozick美国作家）、布莱克、高尔基、契诃夫、杰夫-戴尔（Geoff Dyer英国作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意大利出版家）、大卫·希尔兹（David Shields美国作家）、格雷瓜尔布伊勒（Gregoire Bouillier法国作家）和乔治特罗（George WS Trow美国作家）。
在最后，他写道“我的叙事的笔直河流已经变得开阔，进入现在的宽广三角洲，展望大海除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之外，实在无处可走。”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