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退休潮是深圳城市的‘成人礼’。

最近社保局开始排起长队，这次排队的，不是年轻人。

在深圳各区行政服务大厅，退休咨询专窗从无到有，从有到多，还催生了全国首个“退休事务代办”公司，帮退休人员跑社保、办公积金、衔接医疗保险，市场需求远超预期。

1980至1995年间，深圳吸纳了超过300万外来青壮年，如今正批量退休。当第一批“深圳人”老去，开始在这座年轻城市度过晚年，深圳的退休潮也开始了。

一个严峻的命题的是，“这么多人留在深圳养老，从未被纳入城市计划，如今却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退休潮来临

社保局的拥挤只是开始。

深圳市人社局数据显示，2023年办理退休手续人数达12.8万，比五年前增长215%。全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已达52万，年增速12%。

■ 拥挤的社保局

有媒体推测未来五年，深圳将新增退休人员超过80万，相当于过去二十年的总和。这个数字背后，是特区建立初期那批年轻建设者集体步入退休年龄的现实。

深圳45-59岁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5.3%升至2023年的28.7%。60岁以上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20万增至2023年的近100万。

1980至1995年间，深圳吸纳了超过300万外来青壮年，他们如今正批量退休。

 ■  深圳老龄化速度远超预期

深圳老龄化速度远超预期。尽管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仅5.36%，但实际数量已达94万，十年增长超两倍。未来五年将是退休人口井喷期。

医疗资源率先承压。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床位使用率常年超过120%，老年患者平均住院等待时间从2020年的3天延长至两周。

企业也感受到这股浪潮。华为、中兴、腾讯等公司的早期员工成批退休。腾讯2023年退休人数是2020年的三倍。

 ■  退休证

在深圳，老漂族不少。”据统计，深圳户籍老人中，随迁老人占比高达68%，他们往往面临社交孤立和就医困难的双重困境，这是深圳养老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命题。

退休潮催生了新服务。深圳出现全国首家“退休事务代办”公司，业务量月增20%。各区社保局退休业务量激增，2018年宝安区每月不足百件，现在每天上百件。

当深圳从年轻城市快速转向全龄城市，没有缓冲，公共服务体系面临重构压力。

不可想象，也没有准备

面对退休潮，深圳可能还没准备好。

目前，深圳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8张，低于国家标准35-40张。专业老年护理人员缺口超过1.5万，养老机构“一床难求”。

■  养老床位

“我们社区800多位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只有50个座位。”福田区某社区负责人说。

这座城市规划始终围绕年轻人口展开，结构性矛盾凸显。

公共交通适老化改造缓慢。地铁1号线23个站点中，仅9个配备完整无障碍电梯，部分天桥通道仍以阶梯为主，给就医老人带来实际障碍。

尽管深圳已开始推动适老化改造，2020年以来，深圳市共计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1.6万余户，但相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仍是杯水车薪。

■   一老人因地面不平而摔倒

“深圳的医院擅长救治急重症，但慢性病管理能力不足。”老年患者往往需要综合性、持续性的健康管理，而深圳医疗体系更适应年轻人口的就医特点。

更隐性的是文化层面的断层。深圳缺乏像广州、上海那样深厚的社区养老文化，商品房小区邻里关系淡漠，老年人容易陷入“精神孤岛”。在老家，街坊邻居会串门聊天。在这里，对门住着谁可能都不知道。”

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深圳显得措手不及。这座城市的养老基础设施几乎是从零开始，各种配套严重滞后。

■  深圳养老文化较少

养老服务体系同样捉襟见肘。全市注册养老机构102家，仅为广州的三分之二。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为15%，远低于北京的35%。民办养老院“夕阳红”负责人坦言：“深圳土地成本高，养老机构难以扩张，一张床位月成本超6000元，许多老人负担不起。”

财政对养老投入也显不足。2023年，深圳在养老领域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0.8%，而同期教育支出占比达4.2%。养老金融产品、老年旅游、康养服务等银发经济业态在深圳尚处萌芽阶段。

■   民生的养老投入也显不足

更关键的是，“深圳似乎还没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规划到服务，深圳仍围绕年轻人设计，对老龄社会缺乏系统性准备。

与传统老龄化城市不同，深圳需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应对养老压力，这种双重挑战在国内尚无先例。

城市逻辑将被改写

退休潮正迫使这座城市重新思考。

四十年来，深圳的城市逻辑建立在“年轻”之上，一切为年轻人服务。

■  深圳是座年轻化城市

“深圳敢为年轻人造城。” 城市规划局前总工程师王建国回忆，2005年深圳高新区规划明确要求：“所有设计必须以25-35岁人群行为特征为基准。”这种导向创造了经济奇迹——深圳GDP从1979年的1.9亿元飙升至2023年的3.46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3%。

可以说，深圳城市的成功，也建立在“年轻人偏好型”发展模式上——教育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住房供应侧重刚需购房者，产业结构聚焦高科技和金融等年轻行业。

如今，面对扑面而来的老龄化，这套逻辑正被挑战，也必将改写，深圳也必须重新回答：城市还要为谁而建？

■  扑面而来的老龄化

有专家指出，城市治理需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意味着公共服务体系需重新定位。

一些变化其实已开始。2023年，深圳启动“老有颐养”项目，计划五年内新增养老床位1.2万张。各区探索“社区嵌入式养老”，将服务设施建在小区。2024年新版城市规划首次提出“全龄友好城市”目标，计划改造100个老年友好社区。

但硬件建设只是第一步。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如何重构城市的内在逻辑。

■  深圳需要构建全龄友好型城市

深圳财政支出仍偏向经济发展，深圳支出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市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5.1亿元，占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700亿元）的6.92%。从全国对比看，2024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超过4万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4%左右。土地出让中配建养老设施的比例不足5%，而新加坡达15%。

“这不是要放弃年轻化优势，而是要构建全龄友好型城市。”有声音指出，深圳应学习东京、新加坡经验，提前布局适老化设施。

 ■  老年人更需要“稳定安全”

但挑战依然巨大。深圳产业结构高度依赖青年劳动力，高科技、金融、物流等行业占GDP比重超过65%，这些行业年龄结构普遍年轻，如何发展适合中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成为新课题。

更深层的是城市气质的转变。

深圳以“快节奏”自豪，而老龄化需要“慢空间”；深圳崇尚“创新冒险”，老年人更需要“稳定安全”，这两种价值的融合考验治理智慧。

 ■  深圳的成人礼

某种意义上，深圳应对退休潮的应对，正是城市的成人礼。

当第一批建设者步入晚年，深圳应该有能力证明，它不仅是梦想的热土，也是安顿身心的家园。

随着退休潮持续，深圳站在历史转折点。这座城市能否从“青春之城”成功转型为“全龄友好之城”，或许也将决定它下一个四十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