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点点（1951年~2025年11月18日），大名罗峪平，生于北京，祖籍四川，罗瑞卿大将之女。1969年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后就读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在总参管理局卫生处门诊部工作，转业后曾在投资管理公司和媒体公司工作。著有《红色家族档案》《我的死亡谁做主》等专著。

原题
我的童年

作者：罗点点

缘起

无论我们醒时或睡时，都有不可见的千百万灵物在地上行走……

——弥尔顿：《失乐园》

40多岁写回忆录，似乎早了点。可这念头一动，便如洪水猛兽般不可收拾。

去年，一位台湾朋友送我一本署名“老琼”的漫画集。因海峡两岸曾经隔绝，我又孤陋寡闻，根本不知道“老琼”何许人也。我曾翻前翻后地想找点介绍的文字，大概因为作者在台湾很有名，用不着介绍，所以，书后只附了一篇不得要领的记者采访。

有两点大致不错，第一老琼是女人，因漫画集叫《她们》，完全妇女题材。第二老琼是医疗业内人士，间接证据是画中的人物、情节和医务活动紧密关联。

画极好，满是大胸大臀的亲切女人。尤其四幅一组：一副担架抬入急诊室。两青年女子路过。一个说：“听说都38岁了……”另一个说：“她那么老了，为什么还要自杀？”

我看了，一身冷汗。余时年四十有三，几年前还闹过类似的事，幸亏未有成绩，否则，按这画里的意思，不也要叫天下人耻笑？暗自心惊之余，知道自杀一般是年轻人的浪漫专利，过了年龄，就不再有自杀的正当理由。岁数过了，再寻死觅活，故做天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如此，动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这个营生名正言顺，总不会有人说这人都40多岁了这么老了还写回忆录。

如此，就尴尴尬尬写起回忆录来。

01

名叫点点，以及丢魂

我时常记起那一天，我先从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浓荫之下，百花茵上，很奇怪，我是什么？从哪儿来的？怎样来的？

　——弥尔顿：《失乐园》

很多大哲人都说过，人不必为童年的幼稚蒙昧而羞愧。可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充满疑惑就羞愧。

我不是说我的出身可疑。我生在很好的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年，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公安部长的家里。我是父亲罗瑞卿和母亲郝治平的七个子女中的倒数第二个。这一点不容置疑，有相貌、身材及以下出生故事为证。

1951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也只有两岁。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保卫新生政权，当年2月份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在春季形成高潮。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爸爸自然国事繁忙，而公安部政治处处长的妈妈则国事家事都繁忙。于是，本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我，在妈妈一次急忙忙的热水浴之后，只经七月孕育就匆匆闯入人世。

我冒失荒唐地来到20世纪中叶的中国北京，使母亲和接生的医生们都大吃一惊。因我不仅小，难看，哭声像病猫，要命的是根本不会吃奶。幸亏妈妈是开国元勋的妻子，又是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应该享受最周到的医疗服务。那时候年轻的人民政府对干部实行供给制。干部的工资是用小米折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属于革命队伍的孩子的降生都可以使他的家庭从供给制里得到更多的小米。不过我的出生和妈妈生我时受到的医疗照顾应该折算成多少小米，因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了。

总之，在当时最高级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指挥下，我被放在协和医院产科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之一——暖箱里。这个箱子是专为生下来不会吃奶的孩子预备的。它里面风景优美，生活安逸。我一丝不挂，不愁冷暖，还有一根特制的管子把牛奶适时适量地滴到我嘴里。如果世上真有伊甸园，我相信夏娃的日子也不过如此。

也许人类贪爱舒适的天性使然。事实证明，不管岁月怎样流失，我始终不能忘记这段出生后在暖箱中度过的，养尊处优的日子。我在以后的烦恼人生中时刻怀想这个温柔之乡，更没想到，这种情怀日积月累，竟然渐渐幻化成我价值观念中的中坚部分。

按照时间推算，爸爸应该是在第三次公安会议期间，开完某一次会议后来看的我们。当然是先去看劳苦功高的妈妈，然后看我。见我睡在一个怪模怪样的箱子里，他很诧异，就说：“怎么这么小？”然后就走出房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本来想抱抱我的，大概这时候我做了鬼脸或是像做鬼脸一样难看地笑了，使他改变了主意，或者是暖箱里的孩子根本不许抱，或者他见我活得如此狼狈而失望，或者是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由于局部的过激行为出现了一些偏差，使他心中烦闷。反正爸爸没抱我就走出房间，很匆忙地结束了我们父女之间的第一次会见。

不过爸爸还是强忍失望和烦闷给我取了名字，叫点点。长大后，爸爸曾特意对我说，点点这个名字好，永远不膨胀，永远虚怀若谷。但我疑心，实际上是那几天大家提到我的时候不好意思不表示一点怜爱，都说“那个小不点儿……”爸爸只是不愿拂了众人美意，随口命名。

但我乐天知命，从此名叫点点。

由于点点的难看、孱弱、不会吃奶以及只能在暖箱里苟且度日，爸妈开始担心：女儿长得不体面固然要紧，可要因为早产是个白痴就简直要命。他们心急火燎问到林巧稚。慈悲为怀的林大夫安慰他们说事情一定不会那么糟。还说一些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例如某国的总理，某时期的大艺术家都是早产儿云云。我想，林大夫当年之所以苦口婆心，并不一定有太大把握，不过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意思。幸亏点点的爸妈是天下最不计较得失的慈爱双亲，他们决定冒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把点点养大。

平心而论，点点并不比其他兄弟姊妹更让他们费心就长大成人了，而且基本上没有辜负他们的养育之恩，也就是说不是白痴，且具备自食其力的诚意和能力。至于在以后的时光里，点点为人做事经常不合时宜，包括前面提到的在几年前还荒唐地寻死觅活，只能自己负主要责任。但是，点点不反对别人偶然想起，这种因国事家事繁忙引起的焦虑，以及它导致的早产和先天不足，是我日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根子。

妈妈对我先早产，后终于长大成人的事实，有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高屋建瓴、透彻精辟的历史分析。她说：如果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胜利，如果解放军进不了北京城，如果她没有住进当时设备最先进的协和医院，如果由美国人建立和资助的协和医院没有在当年一月份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没碰上这么仁慈的林巧稚大夫……点点就根本活不成。点点当然非常赞同。而且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种复杂的因素：历史机缘、革命特权、先进科学技术、人类爱心……由于它们在点点出生这一时刻神秘矛盾地纠集在一起，由于它们共同造就的，点点的舒适优裕的早年生活，使她的人格从童年起就充满疑惑，并使她的人生观在以后漫长岁月中，始终矛盾百出，纠缠不清，摇摆不定。

五岁那年春天，点点走在北京郊区青龙桥附近的乡间小路上。这是“六一”幼儿园小班的春日午后散步。“六一”幼儿园像后来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一样是在供给制度下专门为革命干部的子女开办的，由苏联专家设计和管理。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大陆人对苏联人和苏联文化充满了崇拜和羡慕，多少有点像改革开放后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态度。

有经验的老年人往往称这种莫名其妙的孩子是丢了魂。

话说五岁的点点在春日午后按照苏联专家的育儿方法，和所有孩子一起，在中国阿姨的带领下，走过青龙桥附近田野里的一条大沟。大沟内暖融融，古老太阳一如既往普照众生。绿草如茵，一坡桃花开得蜂乱蝶迷。不知名的虫叫，急躁、忧伤。点点年幼，不谙赏春惜春之道，一味左顾右盼，无所用心。阴暗处一只死猫忽然映入眼帘。猫已死多日，半腐。点点初时大惊，待渐镇定后陷入深思。宇宙万物中一切终极问题被一只死猫激发，天地人神瞬间齐集心头。就像有异人暗里使了障眼法隐身术似的，点点一时间物我两忘，阿名叫点点，以及丢魂。

阿姨小朋友离去多时，竟毫无察觉。后被一王姓阿姨颇费周折地找到，王阿姨此时虽然怒火万丈，但仍能宽大为怀，表现出50年代人的朴实和不计得失。她只淡淡地说：“这孩子！真是的！”

不想，点点从此有些异样，眉宇间平白无故地添了许多深明大义和洞察秋毫。天地人神齐集心头，忘人忘我的奇异状态，在她身上屡有发生。

02

我们的家

一块小小地区，展现出全部自然界的丰富宝藏，比天上地下一切的幸福还多。

——弥尔顿：《失乐园》

1949年，刚刚解放了山西太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正在准备向西北进军。身为兵团政委的父亲被周恩来从部队驻地平遥叫到当时的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周恩来说，新中国建立后，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需要干部，要父亲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当天晚上，父亲又受到当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的召见，也是点将要父亲去公安部工作的意思。所以，父亲就在1949年的6月下旬正式离开了部队。我们家（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跟着入城的解放军进了北京城。

刚进城住在西城大红罗厂北京军区招待所。后来，公安部在东城区的锡拉胡同找到一所被日本人炸坏的房子，以为是无主的，就整修好让我们搬进去。不久房主来要，原来并不是无主的，我们就又搬出来。房子的主人叫费璐璐，是个儿童教育家，后来做过全国政协委员。这所房子后来被她捐做了幼儿园。

不久又住进了南池子的家。在我们家搬进去之前，这房子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办公的地方，是他们没收的一处房产。据说，这回是问清楚的，房子的主人确是汉奸和特务，确已在解放军进城之前跑到海外去了。这个人后来果然一直没有音讯，使我们在这所房子里得以住到1966年文革以前。

南池子在北京最老的城区，天安门东侧。那些先于我们家而早已存在的古老的胡同内，保有着几百年不变的朴素和安宁。一扇扇经风历雨的木门上，郑重地雕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字样。默默无言的千年古训正是这些青砖的院墙后面，那份安分守已生活的精确注释。院子里高大的槐树或者枣树都是祖先们手植的吧，它们的姿势像饱经沧桑的老人，荫庇着树下的儿孙。谁家的石榴花开了，那伸出墙外的一支就映红了整个夏天。无论晨昏，胡同里永远有和善的老人和顽皮的孩子。梁实秋先生笔下此起彼伏的小贩叫卖，萦绕在老舍先生耳际的凌云鸽哨，是这种和平场景的精彩画外音。这些世代在天子脚下繁衍生息的北京人，不知靠了什么东西的涵养，成就了这旷世的优越和宁静。

我们的院子和房子既大又美丽，房子里到处有原来主人购买的讲究的家具和摆设。我们踏实平静地在这里安排生活，一点儿不在乎我们的到来是否打破了别人的平静。我们更少想到这里原来是别人的家，这些家具和摆设里多有一些别人的故事。家里大大小小每一个人很快都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家。

整个院落阳光明媚。我怀疑自己前世就属于这里，因为它每一个清风荡漾的角落都是我记忆的源头，每一株花草植物都是我灵犀相通的童年朋友。

春季里鲜艳热闹的花忙着开：海棠、丁香、牡丹、芍药……。夏季的花则是另一样，它们通常外表不起眼，但香气袭人。玉簪棒、夜来香、晚香玉……夜深人静时总会有一个奇妙的时刻，这些花的香气会从白天里混合不能区分的一个——气味，变成单独只属于每个花的，好几股不同的幽香。我的童年欢乐和生而为人的幸福像一条小船，在这芬芳的海洋里荡漾。秋天，院子里引人注目的不是花了。通体变成金黄的白果树，像一把大火炬，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我会如醉如痴地躺在树下，看那些扇形叶片带着秋日骄阳的光亮，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枝。等第一场冬雪过后，缺乏色彩的庭院里，又是一派鲜艳风景：弯弯枝头上，火红的磨盘柿个个带上一顶俏皮的白绒帽。

我在这个院落里懂得了风花雪夜和四季晨昏之美，体会到自然造化的伟大神奇。但我日后审美情趣中的重大缺陷也与这里紧密相联。它使我在童年和非童年的很长时间里对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深信不疑：“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树上结满成熟的果实，河里流着牛奶和蜂蜜……”我一直以为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和这个园子差不多的地方。

无论晴天或雨天，远远近近地看过去，我们的房子总包裹在一派温柔典雅的气氛中。想想都奇怪，建造了这美丽房子的人竟会是逃往海外的特务。

房子的设计朴素端庄。外表看上去不对称，有西式建筑的优美变化感。但它的内部结构却整齐匀称，易于安排。前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有一个美丽的图案，像一种星星或者罗盘的符号。线条有力、明确，构图充满智慧。看到它，会使人想起夜空的神秘和大海的广袤。这个厅原来大概用做聚会。但我们在这里玩溜冰和马拉车。光滑的地面使这种游戏玩起来格外舒畅。这些原来都是乡下孩子的游戏，由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子女带进首都，并在达官贵人曾经聚会的地方大加演绎。前厅里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穿衣镜。

我后来才知道，这面镜子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的镜子之一，大多数镜子都不能像它那样清晰光亮。关于它，我们也有特殊的把戏，就是在这面镜子的两边，一个人把一侧的腿和胳膊同时举起来，放下去。另一个人在对面，把他一侧上下肢的活动，通过镜面的反射看成是整个人在空气里手舞足蹈。虽然做的人和看的人都知道制造这景象的机关所在，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至今，我们还兴致勃勃地把这把戏做给我们已经被电子游戏弄得眼花缭乱的子侄们看。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穿衣镜。

二层的房间数目相等，细细想来是面积相当的两套起居室、卧房和盥洗间。这些房子都有开关无声的门，密实的双层玻璃窗，厚厚的窗帘和地毯。卧室里挂着大幅西洋油画，不知作画者为谁，也不知是真迹还是赝品，只觉得这些风景画中幽远的山峦和树林带来淡淡的忧郁，使室内气氛温暖、静谧，与尘世隔绝。对于这种铺排，大人们说是因为房主人有两个女人的缘故，一个女人住一套，不会有争执。我不以为然，问：那主人自己住在哪儿？大人们笑，很朦胧地说：他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嘛。我仍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懂得，他既是主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

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异常优雅。这优雅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妈妈。爸爸曾经说，女儿四个，没有一个比得上妈妈漂亮。我们都服气，因为妈妈年轻时确实明丽照人。她穿好晚装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总是从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出现。她施了淡淡的脂粉，与平日比较竟又美丽十分。她总是衣着得体，使我们看着她款款从楼梯拐角处向下走来，裹着一团好闻的香水气，就像看着天女下凡。爸爸走在她身边，姿态比往日也挺拔几分。我们一群傻头傻脑的小鬼就以为我们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

三楼是顶楼，用做储藏室，摆着一人高的大木箱，木箱的角包着铜皮。这里常年弥漫着重重的樟脑味，是家里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低矮的木梯连着一扇不祥的小窗，通到房顶平台。因为终日不见阳光，阴沉和陈旧充满每个角落。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我们会爬上屋顶平台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不得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加快脚步。1966年3月18日的早晨，身陷大祸的父亲在自己办公桌上留下绝命书后，就是从这里坠楼自戮的。这使我越发认为我童年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很有道理。

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我们家所有重要的故事。这个地方先是盛载了太多的欢乐，而后又是太多的痛苦。

文革开始后，爸爸像原来的房主人一样被决定成为人民和革命的敌人。这个院子里天堂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

爸爸出事后，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是感觉到身边一切已不同以往。先是家里的工作人员都造了反。每天清晨，扫院子的警卫班战士故意把拖垃圾的车子弄得震天响，不让我们再睡，后来就干脆不再扫院子。炊事员也不再给我们做饭，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这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是由东郊热力厂利用工业余热解决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但是造反的人们却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地关上阀门。在冬季来临的日子里，我们拥着厚厚的棉大衣，无言地蜷缩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我们的家忽然变得陌生，并不再温暖。

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变故，我有过预感。

春天里，太阳高照。童年的我摘下院子里最早开放的榆叶梅。这种花，叶子像榆树是不错的，但它的花更像桃，而不像梅，是北方庭院里常见的品种。我迎着太阳，把手里的花瓣扔上天空，仰着脸，等待着花瓣掉下来，我眯着眼睛，太阳光透过睫毛变幻成彩，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等待，太阳把脸晒热了，可是花瓣不知哪里去了，风把它吹跑了。这个像神秘的咒语一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我童年真正发生过，抑或始终只是梦。但我现在相信它就是失去天堂的征兆。

父亲是190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只有16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追求社会公正，渴望成就事业，反感旧式家庭，新婚失意等等，使他在自己母亲去世后离开了不愁温饱的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朋友，成为那种四海为家的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职业革命家，直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高级成员。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原大地的漳河之滨，日本侵略者使她放弃了成为一名洁身自好的中学教员的理想，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战争。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我的双亲相识、相爱，建立家庭。也许，这种以革命为契机建立起来的家庭，虽然都像革命一样曾经血肉丰润，但也注定像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地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便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它会像阳光和春风里的榆叶梅花瓣一样，虽然美丽娇艳，却有随时被风吹走的危险。

奇怪的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忘不了这个庭院，忘不了这个由于革命造成，又由于革命失去的天堂，仍然把它当成我们唯一的精神家园，而把别的地方只当做住过的地方。提起它，我们仍然说，咱们的院子、房子，咱们的柿子树、白果树，咱们的海棠花、玉簪棒。妈妈在提到那些典雅的仿明式的硬木家具的时候，也说我们的柜子、月牙桌，我们的樟木箱。那神态和语气绝不亚于一个真的亲手买了它们，布置了它们的主妇。甚至在文革后发还被查抄的物品的时候，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要回了本来并不属于我们，只属于那座老房子的一些东西。

文革后的1977年8月，历尽磨难，终于复出的父亲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一职。我们曾想在这个时候搬回我们的家。但由于房子到底属于军队，还是属于公安部的问题搞不清楚而遇到障碍。后来不久爸爸去世，这个事就不再提了。

现在，这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老建筑已经全部拆掉。军委机关里有太多的干部没有房子住，维修老房子要花好多钱，修好了也只有一家能住。所以索性拆掉盖上宿舍楼，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那里现在更加热闹非凡，出出入入是一些脸色红润的机关干部和他们不愁衣食的妻小。不过，这里上演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故事了。

但是，至少在我从协和医院的暖箱里回到南池子的家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还嗅不到任何阴谋和动荡的气息。

相反，革命和家庭都正年轻，美丽的大院子里满是美丽的人物。

03

老杨

上帝为要把他的道路，离开人的感觉远些，把天和地放得这么远，……

——弥尔顿：《失乐园》

妈妈说再找不到50年代那么好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肯干而不计较得失的工作人员。

花匠老曹，不仅侍候花草，还养一缸一缸的肥硕金鱼。夏天养花，扫院子，冬天烧锅炉扫院子。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两个有大学学历的是秘书。三个没有学历的是保育员和奶妈，管我们七个兄弟姊妹。还有一大堆和这些女人年龄相仿的男性公务员、警卫员和秘书。上述人物个个朝气蓬勃、心地纯洁，革命意志坚定。不难想象，这个充满花草气、孩子气、女人气和男人气的大院子，会是怎样一个气象万千、热闹非凡的所在。

但满院子里点点最爱的去处是厨房。因厨房里有厨子老杨，一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老杨原是农民，我已记不清他的家在京东的哪个郊县。因为年成不好，十几岁就进京学手艺。全国解放时，他在一家山东馆子做到掌勺师傅。老杨苦出身，人老实，手艺不错，公私合营后被公安部千方百计地想法调到罗部长家。老杨的女人原来和他在城里住，后来乡下搞土地改革，老杨让她回家去分地，女人不愿意和老杨分开，可分地的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就只好回去。

老杨的家安在郊区了，一天打不了来回。罗部长呢，工作忙，吃饭没准点，家里人口又多，逢年过节的也走不开。所以老杨好像一年到头不回家，不看老婆。老杨有三男一女，大儿子守根本，在家种土改分的地，可以自食其力。剩下的都由老杨供着读书，女儿考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哭一场，不上学了，两个哥哥正正经经受了高等教育。

妈妈说是新中国使老杨的儿女能受教育，旧社会一个厨子的儿子不可能上大学。老杨说，他辛苦，死做，省吃俭用，儿女才可以上学。也许他们说得都对，可一提到这事，妈妈就说新中国、新社会，老杨就说辛苦、省吃俭用，说得不一样。

老杨真的勤快极了，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厨房里样样东西井井有条，锃光瓦亮。实在没有事情干，他就拿块磨刀石，把几把菜刀磨得寒光闪闪。有一回勤快得过了劲儿，把妈妈买来的不锈钢水果刀也开了刃。妈妈非常生气，因为那时候这种刀子挺贵的，开了刃，就开始长锈，根本不能用了。老杨自己也干净利落，头发永远长仅够寸，鬓角和下巴永远刮成青萝卜皮的颜色。白围裙、白帽子洗了还要浆过。灶台上永远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碱水，预备着把一切油腻不洁的东西放进去煮。

老杨也喜欢点点。他说，他和点点投缘。点点大哭大闹不讲理的时候，奶娘把乳房（他把这个念成“咂儿”）塞嘴里都不干，只要他抱过来就破涕为笑。不知道是不是他杜撰，反正点点不吃奶了，有了记忆以后，和老杨确实亲密。

一晚，爸妈请客，请的好像是当时驻苏联大使刘晓夫妇。

点点小，只许早睡觉。舍不得热闹，不敢说，委屈，想到哥姐们许上桌，一定快乐无比，又嫉妒。入夜，间壁觥筹交错，客人们谈笑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刘晓夫人的开怀大笑声嘹亮无比，睡不着，没事做，只好半真半假躺在床上矫情地哭。又想让人听见，又不想让人听见，那声音就不大不小。老杨许是端菜路过，许是做完菜出来转转，听见了，蹑手蹑脚走进来。

“嗨！不点儿，哭啥？”

点点当然不理，还哭。

“你听……”

点点一愣，先是不哭了，然后竖耳朵听，墙外传来吆喝声：

“萝卜赛梨呦……”

老杨说：“吃吗？”

点点干脆涎着脸：“吃。”

“你等着。”

一会儿，他举个青皮水萝卜回来。

萝卜已经削好，青皮像绿萼，红瓤像红花。

点点和老杨你一块，我一块，掰下花瓣往嘴里送。吃完了，老杨说，没的说了，睡觉。

点点心满意足，乐嘻嘻倒头便睡。

从此记住了那萝卜，那吆喝。

那晚，对无端寂寞的点点来说，那萝卜岂止赛梨。

又一次，点点从幼儿园回来。

妈妈问：“洗澡了吗？”

点点说：“洗了。”

妈妈又问带点点的阿姨，阿姨说：“没洗啊。”

妈妈是问回家以后洗澡了没有，点点是说在幼儿园已经洗过了，阿姨是说在家里还没洗过。妈妈以为点点不喜欢洗澡，没洗也说洗过了，就对点点说：“妈妈最恨小孩子说假话。”

点点小，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一会儿，点点撅着嘴进了厨房，没想到老杨蔫蔫地说，他刚才在一边全听明白了，仨人的话两岔着呐。

点点一下子热泪盈眶，从此把老杨引为天下第一知己。

老杨的一只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像鸭掌一样有一层膜联着。这是大秘密。相信别的兄弟姐妹一定没见过。因为点点只在特别听话的时候才能看。点点考了五分，回家告诉了爸妈之后，又去向老杨献宝，老杨一听，乐了，伸出大手说：得，没的说，这回得看看。点点就像得了大奖赏，把那层奇怪的膜凑在眼前看个够。

点点有事没事的老往厨房跑，老杨做活，点点看。红案、白案，切菜、和面，有趣得像游戏。

老杨抻面。

先把案上面粉堆成小山，然后从容加水，山塌陷处流水潺潺，一时间山水俱消溶。老杨便腰膊轻展，掌间生风，一团面随他手臂翻动，像个活物一般跑遍巨大案板的每处角落。待揉按再三，最后置案板中央时，面团晶莹润滑、生动新鲜如薄壳巨卵。

老杨说这叫三净：面净，案净，手净。

老杨有一副典型北方汉子的高大身材，当他拉开架子准备抻面的时候，头发尖上都放射出肌肉一般的弹性和张力，他两眼放光，鼻翼微微张开，活像匹健壮激动的马。面团随他双手起飞，则像一条嬉戏的游龙。一匹马一条龙，生动之至。老杨则如舞蹈一般：拉、拽、抻、引，兴起时以面击案，咚咚有声。点点则屏气凝神，快乐非凡。正眼花缭乱，乐不可支的当儿，一条面龙早已被老杨拿捏得俯首贴耳，渐渐如丝如缕，成百上千。待抻抻拽拽，颤微微下在滚水里，以二尺长竹筷挑散时，面已熟。

一屋子的热气中，影影绰绰地只见老杨叮叮当当把蓝花白地儿细磁碗，八个、十个，依次排开。面捞入碗中后，再配鸡汤色清如水。每碗面和汤的分量相当，面静卧汤中，洁白优雅如浴中美妇，碗碗看过去，那精美绝伦的姿势绝不走样。而且，席上有多少客，这白汤龙须面就有多少碗。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就像从和面起就严格计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

后来，点点也看过不少抻面表演，却总觉表演者不像马，他们手中的面不像龙。看客们又过于大惊小怪，不像点点当年那样朴素、虔诚。于是就难免感叹：一龙一马，把个小孩子乐得前仰后合，得见这美妙场景者，世上可有第二人？

老杨杀鸡。

先磨刀：霍、霍、霍，极有气势。一般的鸡，听此声已骨酥筋软，摇晃而不能站立。大胆些的，待老杨挟鸡头入两翅间，另一手在弯曲的鸡颈最突出部，噌地拽下一把鸡毛的时候，也就魂飞魄散了。此时，老杨一改平日的忠厚善良，恶狠狠手起刀落，寒光闪烁处，碧血飞溅。此时，地下早放好二青瓷大碗，鸡血汨汨流入碗中，少许粗盐在鸡血冲击下慢慢溶化。加盐是让鸡血凝后鲜艳柔嫩，好看，好吃。点点每每看得胆怯而激动。血腥得紧了少不得双手掩面。尤其是那只被放了血的鸡，苍白着脸在墙角挣扎的最后关头。不过，逢年过节才有杀鸡宰鱼的事，所以，但有机会，点点绝不放过。

童年乐趣，智慧者在自然，识实务者在知识，有大志者在做帝王游戏。愚钝浅薄如点点者，说来惭愧，在厨房。

后来念书时才知道亚圣认为凡君子先要有菩萨心肠，不忍看杀生，故曰：君子远庖厨。这种不入君子流的行径很使点点自卑过一大阵。

点点渐大，喜欢上厨房的陋习仍不能改。尽管从大人们的眼神和脸色中越来越知道往厨房里跑的不应该，但就是无法抵御厨房的诱惑。时间长了，老杨也开始不自在。有一回他挺没来由地说：“点点，你是大姑娘了，别老往厨房跑。”

嘻皮笑脸地不理他。他就越发严重地叹口气：“你是学生，要有个学生的样子，又是个姑娘，不能没正形儿。我一个厨子……我怕什么？”

老杨的话一向好懂，这回却让人费思量。还不光是话，他神情怪兮兮的让人难受。点点再问，老杨却不再说。点点去问别人，别人也怪兮兮的样子，说：“老杨是怕人说闲话呗。”

点点如堕五里雾中。

以后点点去厨房少了，一是功课渐渐忙起来，另一个是不耐烦猜老杨话里那些越来越曲折难懂的意思。比如偶然去厨房，老杨又会说：点点真成大姑娘了，把老杨忘喽。

再后来，老杨走了，调到别处工作去了。招呼也没打一声。

点点大吃一惊。先是以为老杨生了气，嫌点点忘了他。后来又以为是爸妈生了点点的气，嫌点点老往厨房跑，耽误了功课，就把老杨调走了。

生平第一次觉得惆怅莫名。

再后来，知道两者都不是，老杨调走的原因是军委服务处从四川找了一批厨师。因为当时中央和军委的首长里四川人很多。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爸爸那时已经从公安部到了军队，所以就有了一个四川厨师老张接替了老杨的工作。加上点点后来真的大了，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老杨还是逢年过节的来看看。爸妈会问他现在的工作累不累，家里人都好不好。他也问爸妈工作忙不忙，身体好不好。再就是问点点在不在，点点长成大姑娘了吧。不在就算了，在就看看。她要忙就不用叫了，看耽误了功课，带好儿吧……

有时候不免遇上了，点点便摆出知书达理的样子问候他。他也没有多的话，只说看见了就放心了，放心了。

有一回，一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在旁边大咧咧地说：“吓，首长的女儿，在这个大院子里住着，我们一个警卫班呐，你有啥不放心的嘛。”

老杨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

另一个知道点原委的说：“你知道个屁。老杨在这儿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老杨的脸上就更红一阵，白一阵。

文革开始，再没见到老杨。

一晃十多年！

1978年，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了业，在军队的门诊部当了一名军医。一个姓杨的老护士说，有个人打听你呐，说是你们家原来的炊事员。跑去一看，是老杨。

老杨忠厚整洁的样子如前，但神情忧郁。他说马上要退休，组织上说他是党员，要带头退，他同意了，可心里不高兴。他说自己身体还好，技术没人可比，除了下肢静脉曲张引起的一点皮肤溃疡……，辛苦了一辈子，离开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说着说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点点赶紧打岔，问他现在的情况，老伴、儿女们都好不好，有了几个孙儿孙女了。还问他现在在哪个首长驻地，要是真不想退，就跟那个首长说说。

老杨说：“咳，还说呢。早知道你爸出来了，恢复工作了。也知道你们都回北京了，思来想去的没敢去看你们。我们现在这个首长，文革中整过你爸，现在不吃香了，听说也得写检查。我怎么好去看你们？听说你在这里才想着来看你。”

听他说得煞有介事的，便不再多问。

老杨说：我其实常来这里换药，这个溃疡老不好，别人都烦我，杨护士心好，不烦我，我每星期来一次。

他走了，杨护士说，他腿上的溃疡其实很难好。

后来他果然常来。他家不远，就在和门诊部的同一个院子，我也去过。见到他老伴、儿子还有上小学的孙女。他的一个女婿是北海仿膳饭庄的厨师，是他喜欢的徒弟，所以把女儿都嫁给他。我每次去，老杨都拿出一些精致的点心，是只有仿膳才造得出来的宫廷点心：豌豆黄、芸豆卷、栗子面窝头、凤爪酥什么的。是他女婿孝敬他的，他总留着。我让他自己吃，他就说：“你能吃着什么？这是正宗儿，真材实料。你上仿膳正经花钱也未必见得着。”

如果我实在不吃，他就说：“你小时候好，一个豆沙包就糊弄了。现在人大心大，学的挑嘴。”

后来怕吃他的点心，怕到不敢再去他家。但他还是每星期来门诊部换药，见不到我就托人带话让我去他家吃点心。

后来，他还是退休了。不久，老伴去世。这以后，他的脾气越来越坏，抱怨越来越多，腿上的溃疡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老。

有一次他神情诡秘地对我说，他现在反党，因为党组织动员他退的休。退下来，工资少了，房子也不给调了。儿子一家三口和他挤一间房，儿子光听媳妇的，孙子也不懂事，和他不一条心。

他托我给他想办法，调房子，长工资，帮他把儿子调到近一点的地方上班。说了几次，没结果，也就不再提。还说，虽然你爸出来了，这样的事多了，你们也未必管得过来。为这话，我感激万分。

不久他的儿子单位分了房子，搬走了。老杨剩了孤身一人，没人照顾，就在儿子女儿家轮着住。终于可以不常常见他。但总听说他的日子过得不开心，嫌儿女不孝，孙儿女不听话。他托任何一个他认为可能见得着我的人带话：去看他，去他那里吃点心。我也就是答应着。

有一年夏天，他女儿来门诊部找我，说他因为腿上的溃疡感染住了院，说他心情很坏，一提点点就掉泪，说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只有点点好。点点说那就一起去看看吧。他女儿说你自己去吧，我还上班，不陪了。

果然见了我就掉泪。果然骂遍了所有的人，包括让他退休的共产党。这一次他已满头白发，神情不再忧郁，但眼睛里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刻毒，让我看了心惊。

老杨对着满病房的人说：“看见没，她爸原来是总参谋长，后来是军委秘书长。她照样来看我，她比我闺女亲，我们爷儿俩起根儿有缘，她小时候哭，奶妈拿‘咂儿’都哄不住，我一抱，她就笑。不信你们问问她……”

病房里又脏又乱，气味难闻，老杨的话也让我坐不住。因为我知道他的儿女们实际上还是很孝顺的，只是老杨的脾气越来越大，没人敢惹。我说回去了。这一次老杨仍然拿出仿膳的点心，已经留了很长时间，又干又硬。我收下，答应回去吃。

感染控制后，医院让老杨回家去。他不走，说他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公家的医院应该伺候他。又说儿女的家不是他的家，让他回哪里去。医院生气了，医生护士对他渐渐没了好脸，床单被子有时也不给换，他不管，仍然住下去。

这期间又去看过他一两次，好像都是过年过节以前，他女儿来叫，我就去，也觉得应该去看他。每次去，心头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总觉得欠他什么，但思来想去，又不知道除了去看看他，还能帮上什么忙。

有一次，是他儿子来找。他一说：我是杨万升的儿子……，我心里一震，马上明白：老杨不在了。

追悼会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儿女们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和气力。因为老杨的追悼会确实很像样子，追悼室很宽敞，摆满了花圈，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死者是个不小的干部。我被很认真地引到签到处，工作人员帮我佩带上白色纸花，我在签到本上写：老杨叔叔，点点想念你。那支笔沉重万分。身后有人痛哭失声，回过头，通过几张相像又悲伤的脸，认出是老杨的儿女们。

告别仪式还未开始，我被优待，先走进去与死者告别。

老杨安卧，面容还算安详，体态也还丰满。

我的心惶惑不安，没着没落，我左顾右盼……

一眼看到老杨被刮得青白的像萝卜皮的鬓角和下巴，点点一下泪如泉涌！如梦方醒！所有往事在这一瞬间被唤醒，拥拥挤挤堵在嗓子眼儿。

我忽然明白，我失去了一个终生爱护我的，天下最痴心的人！失去了人生中最难得的童年知己！

老杨！老杨！你的爱护耐心而艰难，甚至有点执迷。执迷到完全不求回报，甚至不求平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你的爱护更仁慈的东西！

点点现在失去你了！在失去很多之后，又一次痛失你这爱心常在的痴情长辈！

老杨的儿女们走上来，说：“爸爸辛苦了一辈子，他的晚年不幸福。”

点点更如万箭攒心，造成老杨一辈子辛苦和晚年不幸福的人中，不正有一个罗点点在内？自问自责，痛苦万状之下，只好夺门而去。

夜深人静，往事历历在目。

老杨一晚上在和我说话，还是那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他笑嘻嘻地把大手伸过来，说：“得，这回得看看。”

我就像得了宝似的，把上面那层奇怪的膜看个够……

后来，别人告诉我，老杨的遗体火化前，他的儿女大大发泄了一顿：痛骂了让老杨提前退休的“组织上”，提到房子、工资和级别，提到至今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也提到“没良心”的罗家。说老杨把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留在罗家，当牛做马。除了文革中受牵连，再没沾过别的好处。人死了，只来个小女儿，连追悼会也没开完……

这当然是些在情急时说的话，人家告诉我别太认真。

现在，人家请客要问上哪儿，我准说：仿膳。朋友们都知道我酷爱仿膳的宫廷点心。到了仿膳，会想起老杨。想起老杨，就能温习到许多温柔而复杂的情感。会告诫自己活在这世界上要自重，要珍惜和理解爱心。有时候也会特殊地感觉到伤感和寂寞。但无论如何，我会觉得自己更有人情味。

04

秀芳

她穿戴着美德，无须面罩，也没有思想上的缺点使她脸红。

——弥尔顿：《失乐园》

50年代人人想入党。

我们院子里当时一定有一场入党运动。那时候入党不是可以多挣钱，或者有别的好处。但凡和共产党沾了边的，人人着了魔似的要入党。

参谋、秘书、管理员是干部，大多是入了党的，没入党的是保姆、司机、厨子类勤杂人等。这些人按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分别叫做保育员、驾驶员和炊事员。

一开始老杨很有希望。他的出身好，工作积极，技术又没人可比。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保姆秀芳很快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秀芳原来是旗人。父亲是清朝的蓝带四品官，是在宫廷里伺候皇上打猎的小官吏。和一般老百姓比，家境当然不错。后来，清朝倒台，改了民国。秀芳的父亲进了民国政府的印刷局，做印钞票的工人。秀芳说她父亲告诉过她，朝廷倒台的时候还给所有在旗的人发了亡国粮，那意思是从此各奔东西，谁也管不了谁了。但这亡国粮救不了末路人。没有了朝廷的俸禄，秀芳家的生活先是大不如从前。

后来她父亲年老退休，家里的事情就由大哥主持。偏这大哥十足末世王孙，挣钱的本事没有，花钱的本事忒大，还抽大烟。没几年，大哥很快将家产败光，很自然地将老爸老妈气死，然后妻子病死，儿子不气不病自动而死。唯一没死的妹妹秀芳，让他丧心病狂地卖作童养媳。最后自卖自身当了兵。再往后就不知去向。比《红楼梦》里的一片白茫茫大地还干净利索。

1949年解放的时候，秀芳在婆家正水深火热地活不成人，正好大姑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她帮助下，秀芳走出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队。秀芳虽然饱受折磨，但聪慧秀丽。她本来已经准备进入南下部队文工团，在进一步审查的时候因为被发现没有文化，才又经人介绍到公安部罗部长家。干的虽然是保姆活，却是正式计算工龄的革命工作。

她之所以成为老杨的竞争对手，是因为她除了有和人人一样迫切的入党要求，和老杨一样忘我的工作精神之外，和人人不一样的是，她的文化课成绩好。有人说这全是文化教员喜欢年轻漂亮女人的缘故。因为这实际上是秘书的教员同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不过秀芳并不应该为自己的年轻漂亮负责，而秘书似乎也不应该为自己喜欢这样的女人负责，尽管这对老杨有点不公平。

很快事情有进展，打破了不公平状态。老杨被人想起土改时候让老婆回家分地的事，而且他还在聊天的时候说他很羡慕他们饭馆以前的老板。公私合营以前，这老板手上有一块金灿灿的表，老杨说他这辈子如有相同的一块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前者是小农意识的话，后者就要算资产阶级意识了。这个话一传出来，老杨就有些灰。

不久，老杨在厨房里打了一只偷嘴的猫儿，不想在文化课上被一个刚学了两天文化就舞文弄墨的公务员发挥成一篇作文。文章洋洋洒洒，题为《杨先生怒打大花猫》。写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怒”字，着实让有心人费了猜疑：怒从何起，又向谁来。不能因为入不了党就对组织不满嘛……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虽然并无下文，也足以使老杨心灰意冷了。

秀芳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她从未对老杨怀有恶意。她不喜欢的是另一个年轻的保姆。这保姆是志愿军的家属，丈夫不在的时候却和别人相好，生了孩子。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送了人，鼓胀的乳房迫着她出来给罗部长的小儿子当了奶娘，这秘密很快让别人知道了，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秀芳虽然绝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但毕竟事关重大，有碍革命及革命女性之尊严。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使秀芳多少有些委屈。尤其是这女人还享受着志愿军家属的待遇和好名声，又有文化，工作之余，她总是眼泪汪汪地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人以为是给丈夫写，唯有秀芳知道她是给相好的人写。这一切使秀芳心乱如麻。好在这女人像有自知之明似的不争着入党，这使秀芳还高兴些。

但事情忽然急转直下了。老杨被支部谈了话，很快填表入党。秀芳这里却毫无动静。后来就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秀芳的出身有了问题。她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个童养媳，还有地下党员的介绍，但她家庭的清朝官吏的背景很让人不放心。

对于这件事，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因我太小，无法深刻理解其中所有的复杂关系。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管理员在账目上有说不清的事，想让老杨担待。知道老杨想入党，就给某支委送了礼，替老杨通融。也有说是因那个写《杨先生怒打大花猫》的公务员对年轻漂亮的秀芳心怀不轨，动手动脚，让秀芳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公务员怀恨在心，不仅抖出了秀芳家庭出身的问题，还把秀芳当时的恋爱对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犯的错误嚷嚷开来。

后来，秀芳一直没入成党，事隔40年后的今天，老杨和当年大院里的好多人都已作古，70多岁仍然健旺的老太太秀芳，提起此事竟仍然愤愤不平。文革后，秀芳的丈夫和老杨的女人先后去世，老杨很想和秀芳搭伙过日子。我们觉得挺好，都是“老人儿”，互相知根知底的。但秀芳坚决不答应，我怀疑，仍和当年的那场入党风波有关。

至于那个志愿军的妻子，后来一直和丈夫好好过着日子。当年给了别人的私生子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更难得的是，这从小没有被母亲照顾过的人，现在对亲生母亲十分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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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