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不断重塑人类认知的时代，我们为何仍在讨论2500年前的宗教与哲学问题？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到2050年，全球约80%的人口仍将隶属于某种宗教信仰。甚至，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同信仰或者不相信某些信仰，会被惩罚。

这一现实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宗教与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帝真的存在吗？上帝存在于何处？谁发明了上帝？

作为耶鲁创新学者项目讲师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神学院John Hare教授，在《宗教哲学》一课中探讨了人类如何仅凭理性去认识上帝。他并不试图引导特定信念，而是通过系统的正反两面的哲学论证，让学者在思辨中理解不同立场的逻辑与依据，从而培养独立判断与批判分析的能力。

John Hare教授先指出了哲学与宗教的本质，后围绕“上帝是否存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系统探讨，主要分为两个观点：一是支持上帝存在的三种主要论证——道德论证、存在与秩序论证以及宗教经验论证；二是否定上帝存在的三种观点——来自邪恶、科学与多元主义的论证。

本文内容整理自John Hare教授的《宗教哲学》课堂：

何为哲学？何为宗教？

“哲学”（Philosophia）一词源自希腊语，由“爱”（Philo）与“智慧”（Sophia）组成，意为“对智慧的热爱”。在古代，所有知识领域都曾属于哲学范畴。而今，哲学更多关注理性如何为人类知识与行为提供基础：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原因？

“宗教”则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John Hare教授聚焦于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它们共同崇拜一位超越时空却又内在其中的上帝：他创造世界、主宰历史，并终将拯救它。上帝被认为是全能的（能做一切）、全知的（知晓一切）、并且全善的（意愿万物的美善）存在。

而在中国思想中，“天”既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又是道德价值的根源。虽未发展出人格化的上帝观，但其蕴含着明确的超越性。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人与宇宙的连续性；而亚伯拉罕传统则强调“创造者—受造物”的区分。这两种超越观念虽不同，却能在哲学层面展开深度对话。

当然，这一讨论并非比较各宗教的教义差异（如耶稣是否为上帝、穆罕默德是否为先知），而是着眼于宗教哲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仅凭理性去理解神圣的存在。

上帝存在的三个论点

道德论证

这一论证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幸福论证（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

人类有两个基本愿望：要善良，要快乐。若正直不能带来幸福，道德便失去稳定基础。现实中，我们看到“好人受苦、恶人得利”，因此康德认为，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公正的超越存在——上帝——使道德与幸福最终合一。

反驳观点：通过合理的社会制度，人类同样能实现普遍幸福，无需诉诸神圣秩序。

二、丧失能力的论证（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

人类往往在自利与道德之间徘徊，难以凭自身力量克服私欲，因此需要相信一位能帮助我们实现道德完善的超越者，即上帝。

反驳观点：人性并非如此不堪。进化既赋予我们自私冲动，也塑造了合作本能。我们完全能够通过互助与社会协作来激发善良禀赋，无需神性介入。

三、道德来源需要的论证（奥古斯丁，354-430）

为何要追求道德？非宗教解释存在根本缺陷：社群标准需要更高道德权威，进化机制无法解释道德绝对性。奥古斯丁认为，我们需要相信一个超然的存在，道德权威的终极来源只能是上帝。

反驳观点：道德或许不需外在来源，它作为理性自明的规范本身即具约束力。

存在与秩序的论证（托马斯·阿奎纳斯，约1224–1274）

这一论证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存在论证（宇宙学论证）

若我们承认万物存在皆属偶然，则必须追问：为何存在一个由偶然事物构成的宇宙，而非空无一物？偶然存在的总和无法自我解释，因为偶然性本身不包含存在的必然根据。因此，必须存在一个非偶然的、必然的存在者作为第一因，即我们所说的“上帝”。

该论证亦有现代科学版本的支持：宇宙确有一个开端（大爆炸），但大爆炸本身仍需被解释。

反驳观点：宇宙的存在本身可能无需进一步解释；“为何有物存在”这一问题，或可终结于科学描述，而科学本身必须以宇宙存在为前提。

二、秩序论证（目的论论证）

宇宙遵循着一套秩序定律，这些定律让智能生命得以诞生。但智能生命出现的概率极低，约为十亿分之一。这种精准的秩序很难用偶然解释，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上帝这位“聪明设计师”的杰作。

反驳观点：若存在数量极大的多元宇宙，则我们恰好处于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宇宙纯属偶然，无需诉诸超越性的设计者。

宗教经验的论证（威廉·詹姆斯，1842–1910）

世界上许多人曾有过感知上帝存在的体验。据当前趋势预测，至2050年，全球约80%人口将隶属于某个主要宗教。这类宗教体验形式多样，包括因世界之美而感恩上帝，或因道德过失被宽恕而感受神恩等。詹姆斯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宗教体验，可作为信仰上帝的“适当基础信念”，正如我们通常信赖感官经验一样，其普遍性本身即为合理性提供依据。

反驳观点：此类体验亦存在其他解释。例如，心理学认为信仰可能源于人类对慰藉与希望的内在需求，相信有超自然力量主宰世界能带来心理安慰。

上帝不存在的三个论点

邪恶的论证（大卫·休谟，1711–1776）

休谟重提伊壁鸠鲁的老问题：若神明知且关怀世人，为何容许邪恶存在？邪恶的现实意味着：要么神不存在，要么神不关心人类，要么神无能为力。该论证有两种形式：其一，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与邪恶的存在逻辑相悖；其二，即便部分邪恶可与神共存，现实中的邪恶总量也已超出合理范围。

反驳观点：神或许有人类无法理解的旨意，容许邪恶存在。例如，神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包括选择恶的可能；或神设定自然律统治世界，一般不直接干预。

科学的论证（理查德·道金斯，1941–）

科学的发展不断以自然主义解释取代宗教诠释。尽管某些现象尚未被完全解释，但科学进步的历史表明，我们终将依靠自然规律而非“填补上帝之空白”来理解世界。科学家诉诸神迹作为解释并不合理，因其无法在实验室中被验证。

反驳观点：应区分“本体论自然主义”（认定仅存在自然世界）与“方法论自然主义”（科学方法预设自然解释的可能性）。科学本身不处理本体论问题，且每一科学发现往往揭示出更深层的未知。

多元主义的论证（菲利普·克彻尔，1947–）

我们身处一个多元世界，身边不乏信仰不同宗教或不信宗教的理性之人。不同宗教的真理主张彼此冲突，不可能同时为真；因此，最理性的立场是假定它们皆不成立。此外，以某一宗教的私有教义作为社会管理基础，不符合民主原则。

反驳观点：我们本就在与不同信念者共处中生活。民主社会应允许所有人自由表达其根本信念，并通过理性对话争取共识。

因此，上帝是否存在，最终是个体的抉择。

中西方四个观念对比

对中方而言，西方宗教哲学中的几个核心观念可找到近似的本土对应，但二者在思想结构与价值取向上存在深刻差异。

首先，“上帝”（God）作为人格神、创造者，在中国更接近“天道”这一非人格化、贯通万物的秩序原则；西方强调“创造—受造”的二分关系，而中国思想更重视“生成”与“天人合一”的连续性。

其次，“自然法”（Natural Law）在西方具有神圣立法意涵，而中国的“天理”或“礼”虽也指向宇宙秩序，却更侧重人文化成与社会规范，弱化了其与神意的直接同源。

第三，在伦理基础上，“神命伦理”（Divine Command Ethics）强调个体与神的契约关系，而中国则以“天命之谓性”与“圣王制礼作乐”为伦理根基，将道德嵌入政治—礼制体系，而非个体与超越者的直接相遇。

最后，关于“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西方传统因预设全能全善之神而陷入理论困境，中国思想则多以“阴阳”辩证或“业报”观念加以回应，倾向于视善恶为对立互补或因果自承，从而绕开了“神义论”的张力。

在深入探讨了中西方关于上帝与道德的观念差异后，我们不禁要回到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这些哲学思辨究竟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有何关联？

真正的思考，或许此刻才刚刚开始。当我们审视自身：个人道德要求与能力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缺口”？如果存在，这一缺口又该如何弥补？私人信仰如何转化为社会可接受的公共理性？中西方的“天”与“神”观念能否在对话中实现互补？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社会生活，我们该如何确保其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之“善”？

基于此，这门课程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引导我们直面问题。在人工智能能够快速总结哲学理论的今天，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掌握结论，而在于理解这些问题为何值得持续探索，保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平衡，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参与全球伦理与科技治理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