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正文】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

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

一句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

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

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思？

现当抗战时期，书本的供给很成问题，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书，可是我决不说“没有书本，怎么能开学呢！”我相信书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

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最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这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固然不久便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

我还要做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

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必将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

我如果当中学教师

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

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

我不想把“孝”“仁”“爱”等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与教授“蛋白质”“脂肪质”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

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件的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

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地做呢？

第一，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本应当“忠”；

第二，这样做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实例，对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

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

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凡负着教师的名义的人，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

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设立学生自治会了，组织学艺研究社了，通过了章程，推举了职员，以后就别无下文，与没有那些会社的时候一样；这便是有名无实。

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张不要有那些会社、不要有图书馆、学校园之类的设备。我只是说干那些事必须认真地干，必须名副其实。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匙。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

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推进国家民族前进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近抽象，可是很关重要。

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还要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外旅行一样，是综合而不可分的；那么，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只认清自己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公民的那个总目标吗？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决不专做讲解的工作，从跑进教室开始，直到下课铃响，只是念一句讲一句。我想，就是国文课，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求知文章的意义，揣摩文章的法则。

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必须单枪匹马，无所依傍才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给他们读解书报。

教学生一味听讲，实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是什么都不想，无异于摧残他们心思活动的机能，岂不是残酷？

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

我要教他们试读、试讲、试做探讨、试做实习，做许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决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

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我只是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或综合。

我如果当大学教师

我如果当大学教师，还是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

依理说，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我或是自己编了讲义发给他们，或是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或别的书给他们做课本，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地看下去，不待我教。

我开一门课程，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依通常说法就是所谓“心得”，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向学生口讲手画。

我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还要训导他们、帮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惟有如此，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明日超过今日。

这就不是“教书”了。若有人问我这叫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为学”。

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

我不仅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当休闲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称心而谈，绝无矜饰，像会见一个知心的老朋友一样。

我这是不忘记“教育”那个总目标；无论我教什么课程，总得对那个总目标负责。

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因为敬重不敬重，在学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取得他们的敬重，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那个总目标负了责。

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我要时时记着，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建国事业有大有小，但样样都是必需的；在必需这个条件上，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

而要建国成功，必须使参加建设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因此，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甲够格吗？乙够格吗？丙够格吗.....

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