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是中國經濟轉軌年，也是政治換屆年。「雙轉」齊下，中國會怎麼變？中國會失速，抑或只是軟著陸，世界都緊張在看。中國正以舉國之力，提速推動「轉方向，調結構」，猛闖難關。

高速飛奔30年後，速度不再是中國追求的唯一標準（資料照片）

　　中國正面臨60年來最大規模，也最困難的轉型挑戰。

　　政治上，舉國體制遭受網路社會穿透、監督；經濟上，出口導向與粗放式增長，轉軌內需導向與第三產業，舉步維艱；社會上，價值體系快速崩解，心靈失去座標方向。

　　外國學者懷疑，中國已卡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國內專家憂心，中國將在轉折拐點上徘徊打轉。商人焦慮，世界盯著眼睛關注、中國領導人戒慎恐懼。

成敗 牽動了世界興衰

　　已崛起的中國，在未來國家發展，將要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又要怎麼成功轉型？

　　歐美深陷債務風暴，二次衰退烏雲籠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轉型成敗，牽動世界經濟的興衰。

　　這五年來，中國又教西方世界學會一個英文單字：Shengshi。

　　盛世。

　　一位派駐北京多年的資深外國媒體記者細數，幾年前，中國上上下下還熱烈辯論，什麼時候可以進入八大工業國（G8）。前年，美國學者將世界強國刪為中美兩個G2。

　　「到今年，就只剩下G1一個中國了，」這位中文說得流利的駐北京記者，強烈感受到中國意志節節膨脹。

　　從客觀數據上來看，中國確有資格可以跟世界說：中國不高興，世界要掃興。

　　中國200多種產品產量世界第一；汽車、手機、PC等象徵進步的消費市場全球最大；不僅能造飛機、蓋高鐵、建航母，技術更要輸出到海外。歐美政府總體債務占GDP都在80%以上，中國只有17%。

　　別國政府阮囊羞澀，中國政府口袋麥克麥克，持美債買歐債，還要去救義大利。

速度 不再是唯一標準

　　過去幾年的中國，就好像一座F1賽車競技場。中央政府帶頭踩油門，地方政府拚了命往前衝。翻車了？沒關係，中央替你買輛車，順便換個新的賽車手，上場繼續衝刺。

　　這座賽車場，最近卻決定改走不一樣的經營模式。速度，不再是比賽的唯一標準。

　　2008年，是思路改變的轉折點。

　　北京西城區冰窖口胡同，前任上海市長、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的辦公室，右手邊茶几擺著一尊小型毛澤東雕像，左手邊茶几上放鄧小平雕像，毛鄧遙遙相對。徐匡迪說他最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

　　徐匡迪指出，2008年共產黨內集體討論反省，坦承中國產量世界第一，但是質量不行，也沒有世界名牌。中國每年用掉7億噸鋼，卻製造不了最好的鋼，還得靠進口。中國資源受制約，一大半國土都有酸雨。

　　「中國大而不強，產業結構再不轉，不行了，」徐匡迪坦言。

　　轉型議題到了明年，顯得更迫切。

　　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點破，2012年既是經濟轉軌年，也是政治換屆年。雙轉齊下，中國非變不可。

　　中國最高權力核心，從國家領導人、政治局委員，到人民大會代表、政治協商委員，明年開始面臨換屆壓力。

　　經濟上，過去幾年靠22兆（萬億）人民幣投資「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公共建設，驅動經濟成長。但十幾條高鐵、地鐵明年陸續通車，大建設時代告一段落，中國還要靠什麼發動成長？

　　中國十二五規畫，在北京當局上下形成的改變共識下出爐。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轉型。

三大企圖 三座大山

　　中國在這個未來五年最重要的國家發展藍圖中，展現了三大企圖。

　　第一，要扭轉經濟增長方向，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中國經濟從外銷導向，逐步改為內需導向，這也意味著，發展重心要從農業、工業，往服務業移動。

　　第二，改變中國製造業體質，從製造走向創造。製造業要從高耗能低成本的粗放型產業，轉向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中國要全力扶植可持續健康發展的七大新興產業，其戰略是加強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

　　第三，從追GDP轉向追民生經濟，轉型為幸福國家。十二五規畫調降未來五年GDP成長率到7%，並且明訂，基本工資每年要調漲18%，還要全面推動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和養老基金，提供區域均衡的公共服務。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用三個ｉ解釋中國發展經濟的策略：引進（introduce）和模仿（imitate）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要全面搶攻自主創新（invention）。這是十二五規畫的主軸。

　　「沒有自主研發能力，是很脆弱的經濟基礎，不可能做長久的大國，」陳雲林說，中國要集中力量，打造擁有自主品牌的創新型國家。

　　這三大企圖，都是很不容易跨越的大山。中國要怎麼辦到？

　　答案：體制、決心和人才。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形容，中國過去60年的發展動力，是高度社會動員的舉國體制，用大躍進思惟，只要想做一件事，全國的力量都會集結起來，全力衝刺。

新中產階級 挑戰公權力

　　舉國體制，是中國快速發展的強力發電機。

　　香港科技大學終身教授丁學良，以權力結構、社會控制、和管制的市場經濟「鐵三角」架構，深入剖析這種外國無法模仿的體制。

　　中國的政治權力架構是高度壟斷的體系，由一小群領袖，領導一個受高度紀律約束的政黨，由上而下管治國家事務。

　　在這種體制下，只要上面領導有共識，形成決策，可以很快貫徹下去。

　　例如，四川大地震後，中央一道命令，上海連續三年財政稅收的1%，必須輸送四川重建；新疆暴動，中央把最難管的喀什交給上海，財政要「對口援建」。

　　「這些都是要花大錢的，上海也沒有人叫，」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解釋。中國政府就像個大公司，管理階層決定要把資源放在哪裡，事業部門得全力配合。不配合，就換人。

　　他分析，中國政府成功的祕訣，是具有「快」的本事，只要形成決策，效率很高，沒什麼內耗。

　　中國體制第二個支點，是綿密組織的社會控制。政府部門的所有思惟和工作，都以「維穩」為最高依據。

「維穩」經費 超過軍費

　　中國政府危機感強，深刻體認海內外情勢嚴峻，國家大到不能亂，穩定壓倒一切。從黨政軍、共青團到小區居民委員會、城管隊，甚至是網路，都密布龐大的監控系統。

　　據中國財政部公布的數字，今年維穩經費突破6244億人民幣，首度超過軍費。

　　一位經常到中國拜訪客戶的硬碟廠商人就透露，中國採購監控系統使用的硬碟，連續5年平均成長30%。各級城市的路口、小區、大樓都安裝監視器，鏡頭可以前後轉動，監控軟體還能進行智慧搜尋，「想跑都跑不掉。」

　　維穩的社會控制，為中國轉型提供了某種基礎。

　　第三個支點，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則為中國轉型提供火力最強的子彈。

　　丁學良分析，中國政府壟斷最關鍵的戰略性產業和資源，享有低成本的土地和資金，以及賦稅優惠。國營企業愈做愈大，奉命到海外投資、併購中國想要攻略的重要產業與資源。

　　去年，中國排名前316大的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總營業額達30兆人民幣，相當於台灣十年GDP總和。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巫和懋總結，中國體制最突出的，是從毛澤東時代就建立起來的調查研究能力。每個公家單位都有調研隊伍，局處、部會首長，甚至是政治局常委、國家領導人，都要直接下鄉，到第一線現場調研。

　　調研讓中國政府清楚偵測問題，形成規畫方向，最後再交由8000萬共產黨員執行政策。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有成為超級大國的超級決心。這個決心展現在「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精」的追趕精神。

　　陳雲林講了一個小故事，說明中國不落人後的決心。

　　1978年鄧小平到日本，搭乘新幹線，感慨地說：「快，真快，中國現在很需要跑。」32年之後，中國成為全世界高鐵最多的國家，「這就是中國下決心的速度。」陳雲林說。

　　海西工作室主持人林正修，專門研究中國高鐵。他觀察，中國做交通規畫，眼光是放在30年後，要和美國平起平坐，現在該做什麼？

　　中國動員25所大學、11間高等研究中心，集合幾十位工程與科學院院士、上千名教授和研究員，以及近2萬名工程技術人員，研發中國高鐵的自主創新技術。

　　「高鐵不是為了投資效益，不管是不是賠本，為了國家發展戰略，決斷力很強，就是要做，」林正修強調。中國對自身處境，警覺心極強，高鐵總投資1兆8000億人民幣，帶有發展技術、區域平衡和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

　　有了決心，全力轉型，績效考核制度成為推動改革的關鍵。

　　國台辦主任王毅指出，中國政府已改變對幹部的評價體系，「這會導向變化，速度會非常快。」

全球搶人才 大作戰

　　未來要考核政府幹部，經濟增長指標，是預期性指標（期望目標）；養老、醫保、保障住房、科技教育、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等，改列為約束性指標（責任目標）。也就是說，環保、社保、創新等轉型要素，成為審核幹部施政的重要依據。

　　中國還實施「一票否決制」，只要沒完成某個規定指標，就表示年度目標全部沒達到。社會治安、節能減排都被列入約束性的一票否決制。

　　有體制、有決心，要讓中國成功轉型的重要利器，還是靠人才。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今年5月，全國人才工作會議上直言，「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是國家事業發展的關鍵。」

　　中國中長期人才規畫已經進行好幾年，中央組織部和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推出「千人計畫」，大舉延攬海外高端人才。地方也有地方的「千人計畫」，各大學、企業也各有百人計畫，展開世界性的搶人才戰略。

　　「每個層次的人才都在找，」巫和懋在北大親眼見證各單位搶人才的激烈狀況。

　　當沿海城市居民收入跨越4000美元（約2萬5584元人民幣）門檻，要求更好、更文明生活的新中產階級出現，也成為推動中國轉型的重要人力資源。

新中產階級 挑戰公權力

　　8月中旬，1萬2000名大連市民上街遊行，到市政府前抗議，要求生產有毒化學物質對二甲苯（PX）的福佳大化工廠遷廠。

　　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福斯特認為，這是少見的中國新中產階級抗議事件。這批新中產階級，很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質，重視環境和自己的權利，敢向公權力挑戰。

　　雖然目標高遠，事實上中國要轉型，也困難重重。

　　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衍伸許多權貴家庭和腐敗現象；中國人均收入依然偏低，拉不動內需；國營資本和民間企業愈來愈不對等，國進民退，很難培養出活潑創新的產業。

　　「現在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只是有各種各樣的石頭。中國始終是在探索的過程，我們總是面臨挑戰和風險，」58歲的王毅，走過中國最窮苦也最風光的時代，他能體會，中國處在捏塑成型過程中，那種戒慎恐懼的心情。

　　30年一瞬，中國像台停不下來的大雲霄飛車，很多時候，旁觀者都以為它要翻車了；沒想到，它一個轉彎，又一路往上攀爬。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30年，他們彷彿過了兩輩子。上輩子他們學會怎麼聰明賺錢過活，這輩子他們要學會怎麼聰明花錢過生活。

　　這或許才是中國轉變的最大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