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年前，唐伯虎刚满30岁，春风得意，赴京参加会试，不料牵涉到考场舞弊案之中，锒铛入狱。出狱之后，唐伯虎永绝仕途，流连青楼，寄情山水，干的全是当时教育系统所深恶痛绝之事。结果，却成就了中国仕女画的顶峰。

　　唐伯虎是典型的体制外天才。这类天才的存在，成了拷问体制的铁砖。教育系统除了诞生大师级的腐败官僚之外，为何培养不出大师？

　　510年后，温家宝总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搞一流大学搞到今天，除了满山遍野的学术腐败分子和无良“砖家”之外，我们打着探照灯，也找不到一位真正的大师。

　　中国教育，之所以被人打被人骂，而且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根由，不在于它完全坏，而是它确实还不够好。温总理说了“不够好”的一条表现，就是大学功利化。

　　功利化当然不好，但并不是扼杀中国教育的罪魁祸首。

　　元代有部杂剧，叫《马陵道》，里头有句话，“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可见，我们老祖宗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读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当官。不仅时时在心中默念一百遍，而且还堂而皇之宣之于口。

　　无数学子，悠悠寒窗，为的并不是所谓的真理与道义，而是朝堂上的一个位子。在这个位子背后，就是宋真宗赵恒在他的《劝学诗》中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中国人的读书，从千百年前到千百年后，是一以贯之、坚忍不拔的功利，这压根儿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皇帝都写诗赞扬读书功利的古代，不也同样冒出了大批量的学术大师吗？

　　中国古代明目张胆搞功利教育，大师频出，领先世界几百年。到了今天，我们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搞功利教育，搞来搞去，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见到。同样是生活在一片国土上的人们，搞教育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问题的答案，还要着落在唐伯虎的身上。

　　几乎所有中国人，从古到今，都秉持着一种教育精英主义的心态，觉得只要读了书、受了教育的人，都是精英，而只要是精英，就一定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薪水。要不然，那就叫“侮辱斯文”，是违背了圣贤之道的。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时候，买套衣服遮羞都成问题，更别谈人人读书了。所以，当时的教育精英主义，实现起来，困难不大。全国读得起书的人就那么多，因此，是个读书人就能算精英。既然是精英，统治阶层当然会用黄金、房地产和美女来满足。

　　即便在体制内部无法达成功利的目的，还能像唐伯虎一样开辟另一片天地。古时候教育系统的“体制内” 出口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官。而只要读书人放弃掉这一追求，却能换来巨大的“体制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没有公权力的涉入，更没有太多行政力量的干预。所以，只要是天才，总是能在某个角落放出光彩。

　　今天，读书的功利性没有变化，但读书人大大增多，而精英主义的功利出口并未拓宽。读书人只有在系统内部得到认同，才有可能通过系统的精英主义出口来实现功利目的。而体制外的空间，却比从前小多了。

　　于是，所有人都怀抱着功利目的，奔向了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精英。但精英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在古时候，读书人少，成为精英不是问题。到了今时今日，读书人多得如同过江之鲫，于是，恶性竞争席卷教育系统。

　　在功利目的驱动下，成为精英的竞赛，比古时候更加花样翻新。评比精英要看成绩，有人就伪造成绩；评比精英要看指标，有人就篡改指标。读书人过早就进入了“职场”，拼业绩、搏出位。再加上评比机制的刻板与落后，真正的精英，终于被扼杀在摇篮里头，人际高手和官僚达人最终上位，形成了当今中国教育界的“旷世奇观”。

　　所以，与其感叹大学与钱挂钩要命，不如多给已经拥挤不堪的教育界打开几道出口。在这些出口之外，说不定某一天，我们能见到唐伯虎这样，不为体制所容，却成就卓然的体制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