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克鲁格曼一样的经济学家，可能是郎咸平早年的希冀所在——既能作为严谨的经济学家，为业界所尊崇，又能作为畅销书作者，在世俗社会获得更大的声名。何况，相仿的年龄、同样郁闷的青年时代、以及超出常人的演讲能力、锐利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些相近的经历和潜力，似乎使郎咸平完全具备成功“复制”前者的可能性。

　　确实，比克鲁格曼年轻3岁的郎咸平，自1994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并重点关注中国经济以来，他不仅已日益接近前者，而且其在中国的声名之旺，极可能已超出克鲁格曼在美国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2004年的“郎顾之争”一役，是将郎咸平登上公众人物之巅的直接推手。虽然，在顾雏军出狱喊冤之后，格林柯尔这个独立案例尚存一定的争议性，但是，在2004年“国退民进”狂热之时，面对国有资产贱卖、权钱交易横行的乱象，郎咸平能够用专业的财务分析方法，透过国企改革个案的详细解剖，从而引发全民性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应该说，郎咸平此举，无论是对于国企改革技术环节的修正、还是对于更广泛层面公平正义的呼吁，其时均堪称居功至伟。

　　不可否认，2004年郎咸平的一战成名，有其自身专业学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出生、求学美国、辗转中国香港的经济学家，与内地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学术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时更为独立、亦近乎没有任何利益羁绊的郎咸平，更便于其登高一呼，直言国企改革乱象—“郎旋风”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压得国内经济学家“万马齐喑”，郎咸平亦因此获得“郎监管”的美誉。

　　不得不承认，郎咸平是一个精力充沛、天分极高之人，在名扬海内之后，其身份逐渐演化为财经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演讲家，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均做得风生水起，由其担任主持人（或嘉宾主持）的财经郎闲评、财经郎眼等节目，均在不同时期成为风靡全国的财经节目，而以一年数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说系列》，更是从未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9，与此同时，其每场高达25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更可与当红娱乐明星相媲美，而将国内经济学家映衬得暗淡无光。

　　可是，从来“两全其美”对于世人是一种奢侈，对于郎咸平亦是如此。与其曝光在镁光灯下的频率近乎成正比，学界对其异议亦“贬声”日起，攻其哗众取宠者有之，议其财迷心窍者有之，斥其阴谋论者更有之。

　　尽管，在学界对其贬声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但是，客观而言，纵观郎咸平近年来的学者之路，在其畅销书著作等身之时，专业的学术论文却日渐乏善可陈，能够证明其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著。而如果细究其近年来的文章（或演讲），无论是其指点宏观经济、金融业，还是其纵论地产业、制造业，在遵循同一条“危机临近”的线索之下，几乎均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阴谋论”过多而建设性近无。

　　在学界对郎咸平非议日增之时，近两年的两件事，亦让大众对其极为不解—其一，去年8月，郎咸平专访陷入“红十字会风波”中的郭美美母女，并在节目过程中有为对方洗刷之嫌；其二，今年8月，郎咸平在北京高端楼盘玺源台邀其所作的讲座中，慷慨表态“中国楼市最保值”，而日前又大发“中国楼市离崩盘已经不远”的“宏论”，仅一月时间，前后判若两人，必然令人殊为难解。

　　10年，郎咸平完成了从纯粹学者到兼职明星的转换之旅，而这样的异变，是如此地彻底、如此地“市场化”，又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因为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们而言，郎咸平的异变，可谓是得不偿失。

　　也许，与国内经济学家过于“忧庙堂之所忧”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贵之所在。但是，其过于附和民意（甚至挑逗民意），而失之于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理性，必然令其在声名日增之时，非议与不解尾随相伴。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郎咸平的异变？是国内相对浮躁学术氛围的影响，还是其自身禀性使然，我们虽无从得知，但郎咸平的异变，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反思转型期中国经济以及学界变迁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