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从2013年开始，苹果将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伴随着近一时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趋势，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更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及 “本土化制造”的背后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事实上，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然而，从19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19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意图更加强烈。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的《制造业促进法案》，被视为美国启动“再工业化”的序幕 。

　　目前来看，驱动美国制造回流的第一大因素是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正在日益缩小。一直以来，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随着中国要素价值的重估，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当然，劳动力成本绝对不是构成制造业成本的唯一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 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发展成本。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本降低的因素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如果考虑到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将大幅削减美国的制造业成本，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美国制造业正出现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开始进入上升期。

　　如果说，成本差距的因素还只是中长期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 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在未来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必须向 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当然，在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淘汰”和“死亡”将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痛苦。

“中国制造”面临困境 德国经验值得借鉴

　　面对当前“中国制造”面临的困境，中国纺织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直言，各级政府应该扭转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像德国一样以制造业为根基，致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面对当前“中国制造”面临的困境，中国纺织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直言，各级政府应该扭转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像德国一样以制造业为根基，致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能看到未来。

　　中国央行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因为经济增长缓慢而被称为欧洲的“病人”，然而 2004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明显加快，政府债务率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就业情况持续改观。2011年，德国经济在G7国家中更是一枝独秀，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于其他G7国家。德国经济再度崛起的原因固然来自多个方面，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经济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长期专注发展制造业

　　报告称，金融危机前，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持续进行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工业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租赁及其他服务业占GDP比重逐年上升。OECD统计数据显示：在2004-2008年四年间，法国、英国、意大利工业占GDP比重分别下降了2.3、0.6和0.8个百分点，金融、房地产和租赁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上升2.4、1.2和2.7个百分点。而德国则始终专注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同期德国工业占GDP比重上升了1个百分点，金融、房地产和租赁服务业占GDP比重基本保持不变。

　　央行认为，正是对工业制造业发展的这种执着和专注，使得德国免受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痛苦，同时也使得德国凭借工业制造业出口的优势，经济能够快速崛起和率先复苏。

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已经在中国各地逐一表现出来，这也是令尹国新等人担忧的主要原因。尹国新认为，对于中国各地政府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制造业企业重树信心，而从企业角度来说，则应该像德国企业一样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切实提高产品质量，改变“中国制造”长期以量取胜的局面，真正实现以质取胜。

　　从政府角度来讲，重庆市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认为，要站在全球角度考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所在，为从事制造业的投资者、企业家，创造良好、宽松的法制环境和安全的投资氛围。

　　“政府要拿出诚信，承诺的优惠政策务必要兑现。”该官员呼吁，政府应该主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减少行政办法，避免腐败滋生。当前面临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的压力，政府要拿出切实措施，增加企业发展动力，用实实在在的财政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他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管理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也在逐步提升，制造业的大部分领域已站在了世界前列。长期从事制造业的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兴浩认为，从长远来看，制造业的存在对于中国，将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韩毅、贺鹏飞、何德花、蒋煌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