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关系层面看，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之一，因为中国的决策者不能不对国内民众强烈的情绪有所呼应，从而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接受余东晖专访时如是说。谢淑丽在她的著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对此已有详细阐述。

　　《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人置疑：既为超级大国，何谓脆弱？谢淑丽解释：外部世界许多人将中国视为将来可能带来威胁的超级大国，但实际上了解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内部其实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令人担心中国现有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否安然过渡。“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力量的壮大，而是中国国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对于国内和国际的不幸结果。”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谢淑丽，197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早在1971年，在尼克松破冰之旅前，当时26岁的谢淑丽就参加美国研究生访华团，应邀从香港去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从此她重点关注中国问题，并在这个领域脱颖而出。

　　从1970年代开始，谢淑丽就关注中国的变化。她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像中国在过去30年那样的快速增长。她十分敬佩邓小平和中国人民，他们把中国从一个她在1971年第一次见到的非常贫穷、封闭的国家，转变成充满活力的相当现代化的国家。她说：“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模式相当成功，这是一个世界上这段时期最积极的故事。”

　　曾有人问谢淑丽访华的今昔对比，她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她从香港进入内地后，两者间的巨大差异让她感到惊骇，这种感觉就象是今日她从中国进入朝鲜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对比一样。当初在上海访问时，坐着手摇的摆渡木船到达对岸农村般的浦东，而现在浦东的高楼林立，每天有30万辆汽车往返于浦东和浦西之间，她用“换了人间”一词来形容如此巨大的变化。

　　谢淑丽对于她同周恩来在1971年的会面引以为荣，她曾在公开场合幽默地表示：那是她人生的顶峰时刻，自此以后她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其实，1997年到2000年，谢淑丽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成为当时政府中不多见的学者型高官，这应当算是她到目前为止将国际关系学术与外交实务相结合的职业生涯顶峰。

　　去年总统竞选中，谢淑丽是希拉里的外交顾问。如果希拉里胜选，她完全可能在仕途上再升一步。奥巴马当选后，谢淑丽一度被认为是美国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之一。 多年来重点关注中国政治变化的谢淑丽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灵活性，以及对外部形势变化的反应能力感到印象深刻。她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曾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市场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难以生存，但他们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

　　不过，谢淑丽认为，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特别应当非常重视控制腐败的问题，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独立的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法治。 问她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什么将是最大的风险？谢淑丽沉吟了一会，说：“在外交层面，反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担心他们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度下降，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采取比较有风险的国际行为。”

　　余东晖追问她，难道西方媒体过去在几个事件中表现出的某些歪曲和偏见不也是中国人反西方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吗？谢淑丽承认，双方都存在中国人所说的具有“冷战思维”的人，而媒体为了迎合流行口味会渲染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想多卖点报纸”。 谢淑丽认为，双方民众的互相猜疑很难克服，而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互信，透明度和开放度很重要，不仅要加强两国军事关系，也要让民众更多地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

　　对于美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建议，谢淑丽曾经对媒体说，在世界上统治已久的美国应当学会适应中国的崛起。此次她对侨报记者强调，美中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双方都有利，美国不应当在中国来美投资过程中设置愚蠢的障碍，或者采取针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她说：“我对美方最担忧的是，在失业率可能攀升到10％以上时，经贸限制措施会打败自己，对两国都有害。”

　　对于中方的建议，谢淑丽说：“我希望看到中国保持稳定、和平，其现代化进程不被中断。在经济进步的同时，没有发生混乱，那需要有远见的政治领导。” 谢淑丽表示，西方没有人预期中国会在一夜之间走向普选，但中国可以在新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方面做得更好，为将来打下基础。她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迈向民主时出现混乱而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上述基础，政府治理很差。（余东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