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欧美日等国家的中国人回国后，经常反馈回来一个信息：在外国，在公共场合里，我们中国人讲话的声音特别大而刺耳，而这种现象与在西方经常表现出非常安静的公共场合，形成了很显明的对照。在自己的国家里的公共场合虽然讲话的声音也很大，非常嘈杂刺耳，但是国人怕是早已习以为常了，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去了外国，这种特点才似乎被放置在一个差异非常大的背景上，被特别地凸显出来了。

　　但是一个问题，也就特别需要解答：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中国人在公共场合里讲话的声音大得刺耳呢？是我们中国人的耳朵的功能不全吗？听力弱吗？显然不是。我们并不要那么大的声音才听得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样大的声音。民族的习惯后面，其实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却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读完了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的《我们怎样思维》(杜威著，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才恍然大悟。

　　杜威说，一个民族，如果其科学理性思维缺乏的时候，就只有靠经验思维来判断了。而常常靠经验思维的民族，也就是缺乏科学思维的民族，除了“只会一味引证古老的定律或一大堆混杂的没有经仔细审查的事实，而把探索和怀疑置诸脑后”外，就只会“不可避免地夸大过去的影响”了(162页)，也就是说缺乏科学思维的民族，总有一种十分顽固的迷古情绪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这还不够，杜威还说：“一般经验大体上受到各种偶发事件的直接力量和强度的控制。凡是强烈的光亮，突然发生的事情，巨大的响声，都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显著的评价。凡是暗淡的、微弱的和连续发生的事物则被人们忽视，或被认为是无关紧要。”(166页)，而对于具有科学思维的民族来说却刚好相反：“思维要求这种直接即时的刺激服从于长远的要求。微弱、细小的事物可能比强烈和庞大的事物更重要。”(166页)中国人说话声音，尤其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声音特别大，应该在杜威的这段论述里可以找到答案。

　　因为在一个不懂科学逻辑理性的民族，如果要得到人们的认同与好评，特别是要引人注目，大声叫喊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听话的人，不会从你的话语里找到逻辑的力量与科学的理性之光，他们只会注意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的外表特征。只会注意这个东西的发出的声音有多么洪亮与滔滔不绝，有没有排山倒海之气。而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分析一下这些话是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是不是真的。这就迫使人们在讲话时，要特别地提高嗓门，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一个有着发达理性的民族，说话常常是轻言细语的，即使是总统面对全国人民发表公开演讲，也是轻言细语的。因为他相信，他的话语的力量不在于声音的大小与语气的气势磅礴，而在于理念的先进铁的事实与强大的逻辑力量表现出来的说服力。他们的话语的力量是内在的，是蕴含其中的。但是，我们却常常要靠了气势汹汹或者气势磅礴，以排山倒海之势，才可以取得人们的好评，得到人们的认同。他们不是靠了理性的力量与逻辑论证来说服人，而是靠了情绪的渲染，富有激情的煽情及过于夸张的表演来博得听众的喝彩。这里面的道理，你只要看看农村里的泼妇骂街的本事，就知道了。她们从来不会比讲道理，而是比声音洪大，比语气激烈，比骂出话语的频率与骂人的狠毒。谁在这些方面赢了，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呵呵，有意思。中国人致胜的法宝。

　　据说，当年英国人到全世界去开发殖民地。当一向受过绅士教育，有着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者们来到一片片荒蛮之地，面对那些没有开化的土著居民的时候，也被迫放弃了绅士风度式的讲话方式，而改成了野蛮粗野的，声音洪亮刺耳的讲话方式。因为，在这里有逻辑和理性的轻言细语根本派不上用场，只有大声地吼叫，声嘶力竭地吆喝才能够让那些土著居民服从甚至崇拜。英国人塞尔本勋爵在1924年的演说词就是靠嗓音大而成功的典型：“对于清晰思维之光荣的无能是我们民族的突出标志之一。它是我们的诸多巨大困难的原因，可也是我们的某些成功的秘诀。如果你们说黑人一旦接触白人，他的教育就开始了，只要你们说得足够频繁、足够响亮、足够清楚，那些瞧不起你们的传教事业的人终究会了解的。”（［英］L.S.斯泰宾.有效思维［M］.吕叔湘,李广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想起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们，常常不也是靠了这样的办法赢得大家的尊敬与爱戴吗？他们常常靠排山倒海、气势磅礴、声若洪钟赢得听众。在一个未开化或者半开化的民族，讲科学思维，用科学的道理来说服大家，无疑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对于一头牛，其庞大的躯体与锋利的角，面对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却毫无用处。因为小孩子只要不停地对它大声地吆喝，用力地鞭打，然后再喂它一把青草，它就对你感激涕零，服服帖帖了。

　　这也是一个缺乏科学思维的民族的悲哀。杜威向我们提倡的科学思维的重要性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吧。没有这样的科学思维，民主的社会离我们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