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袁贵仁接替周济成为中国新的教育部长，可能意味着周济所代表的教育产业化理念的终结！这并不是什么“人走政息”。在过去十年，中国大学扩招、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教育与市场脱节、大学文凭贬值等现象都在检讨教育产业化政策。

　　教育产业化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市场逻辑侵入教育领域的体现。其精神的最好诠释来自经济学家张维迎：“学校也发展‘来料加工’，企业送人来，我们来培养，我们还可以采取‘看样订货’的方法，根据实际需要作定向培养；我们还要做好‘售后服务’，保退保换。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门的就业服务中心，与用人单位直接沟通”。一句话，学校的知识教育也要玩市场这一套。但是，由于教育市场无法及时地把供求信息体现在人力资源的价格上，改革导致大学的知识教育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换言之，学校与企业信息不对称，从而造成教育市场的无效率。企业不仅需要进行自我甄别，设置笔试、面试，还要进行入职培训等诸多环节，消耗大量资源重新寻找人才。文凭由此贬值，“知识不再能改变命运”。

　　那么，文凭贬值是教育市场化不够还是市场化本身的失败？如果说是市场化不够，或者市场的自我失灵，那么进一步的教育改革逻辑是要把中国的教育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在“世界大同”的自由主义理想中，让“完善的理性的”世界市场教会中国的教育市场，从而调控、修补教育与市场的脱节。这就犹如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要努力把自身不完善的市场接替WTO的国际市场中，“加入WTO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怎么学会遵守规则”。

　　这一教育理念集中爆发在2002年的北京大学教育改革上。北大教改方案以香港大学为模本，引进双语教学、只引进海外大学毕业生担任新教职、教师职称评定以外国核心期刊发文数为标准。

　　而事实上，早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金耀基就批评香港大学为殖民模式，沦为西方大学的附庸。对于北大教改，以甘阳为首的大陆知识界首先质问的就是“这是谁的大学？”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如果说，之前的教育产业化引起的文凭贬值仍然属于市场化不够的内部问题，需要的仍然是依靠市场的内部修补；那么，2002年的北大教改大辩论恰恰是从整体上否定了教育市场化的思路，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背后的中西之争。

　　如同韦伯当年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批评的去政治化的德国经济学，中国教育市场化理念遗忘的是中国古典的政教传统。古典政治的核心在于建构一套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教育一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由此，在2002年后，中国高等教育从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转向了以培养公民伦理为核心的通识教育。最典型例子莫过于2009年中山大学创办的“博雅学院”。其从8000名学生中精选的30人，整整4年只学习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学生不属于任何院系且没有专业。

　　其实，中国这十年的教育理念历程重复了美国的老路。同样困扰于市场逻辑对于教育领域的渗透，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普遍追问“谁才是大学的主人？”，是学生还是教师？大学应该以服务学生喜好或学生就业为中心吗？如此来看，与谋生毫无相关的通识教育就是现代民主时代最大的反民主教育理念，最后爆发了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抵抗大学里的传统经典教育。这一代人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此后，美国保守派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写就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处理的就是西方教育背后的现代性危机：“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美国民主的失败，导致今日美国大学生心灵的枯竭”。在布鲁姆看来，如果说现代民主的最大恶果是所有人都成为尼采预示的“最后的末人”（the last man），那么，恰恰是教授文明经典的大学通识教育才能成为民主的最后屏障。

　　中国未来的崛起绝不只是简单重复过去十年的经济辉煌，也不是坐享西方制度文明的成果，而是中国人自身能够以勇于担当责任的儒教精神去实践对于全人类文明的贡献。在此意义上，无论通识教育是回应市场化下文凭贬值的“计划经济方案”，还是在中西之争中坚守儒教文明之道，或是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浪潮中塑造拥有崇高伦理的公民，对于中国崛起，它都是中国过去十年的关键变革。一如我们的先贤所言，教育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