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这体现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双方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反映了在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新时代”，大国相互竞争与依存互动加强。

　　看待中美关系应全面、辩证与冷静，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与长远挑战，需要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与互利合作，妥善应对与有效管理各种挑战，推动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

　　看待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应谨防“三个误区”。

　　误区一：过高估计中美关系的全球重要性与影响力，其中又以所谓“两国集团”或“中美共治”(“G2”)为代表。在当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除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与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还有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巴西等“重量级选手”，仅仅中美两家合作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力量中心”的参与与合作。

　　“两国集团”论只看到中美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却忽视了中美之间的深刻分歧、“结构性矛盾”、“制度性差异”与近乎“南辕北辙”的对外战略取向。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仍然脆弱，合作是有限的。美国仍然谋求世界与区域“霸权”及“领导地位”，而中国追求的是多极化与独立自主。美国对中国崛起仍然是“两手并用”：一面唱“高调”，以“大国责任”来利用、“规范”与“引导”中国；一面从多个方面防范与压制中国，唯恐被中国赶超。

　　误区二：过高估计中国在中美关系格局中影响力的增强。美国的整体实力在较长时期内仍然遥遥领先，美国的社会调节与自我“修复”能力不容低估，奥巴马政府通过“巧实力”与“多伙伴计划”摆脱美国对外战略困境的前景难以排除，中国要摆脱“总体弱势”地位并追上美国，还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故不可夸大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彼消我长”的程度，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仍应冷静分析与量力而行。

　　误区三：将错综复杂与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片面化”、“绝对化”与“静止化”，要么片面强调合作面或者竞争面，要么将合作与竞争截然对立起来，要么机械地把合作与竞争“对半分”，认为中美合作与竞争依旧并将永远“一半对一半”，难有实质突破。

　　当前中美之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都还在，并且还将继续发展。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主要在于客观上的经济相互依存与主观上的机制化管理，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彼此的问题与矛盾大多得以控制，不至于失控乃至冲击两国关系的全局。

　　此外，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日益相互交织，合作之中有竞争，竞争之中也有合作，没有绝对的合作或绝对的竞争，故而不应一味排斥竞争，而应加强合作、管理好竞争、争取良性竞争。另外，中美关系中合作与竞争的“比重”在不同阶段将有不同变化，虽然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在特定阶段既可能是“合作为主”，也可能是“竞争突出”。

　　同时，妥善应对未来七大挑战。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仍然不足，尤其是美国骨子里仍将中国看作“霸权挑战者”与“政治异类”，对华心态中的戒备防范与歧视偏见依旧深重。

　　二是中美“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双方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重大分歧将更加突出。美国的“单极”野心虽然因金融危机而严重受挫，但并未认同多极化，而是极力延续其世界霸权，力图不择手段地维护其“首要”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加速崛起与大国地位相应提升，中美在国力“排行榜”中的先后次序将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彼此“排位”之争恐难避免。

　　三是“发展模式”较量。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的弊端，美国对此加大了在国际上“围堵”与贬损“中国模式”的力度，中美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分歧可能进一步“放大”。

　　四是围绕区域影响力的中美角逐或博弈将更为复杂激烈，尤其是在亚太与中国的“大周边”地区。双方在处理地区“热点”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的政策不尽相同，中国强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尊重当事国的“正当权益”，美国则“私心”太重，意图借此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乃至削弱中国的影响。

　　五是围绕所谓“全球公共空间”与“战略新边疆”的竞争，主要是太空开发与网络安全。美国企图维护其太空与网络霸权，继续推进全球与区域“反导”系统，研制部署“天基”武器，成立“网络司令部”，在太空与网络两大“前沿领域”一再鼓吹“中国威胁论”，力图永久保持“大幅领先”优势。

　　六是来自中美两国各自国内因素的制约，既包括美国的政党斗争、极端保守派与极端自由派、媒体与军工利益集团，也包括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迅猛发展与国力显著增强而来的中国网络民意的汹涌泛滥。

　　七是国际上“第三方因素”的制约，既包括欧盟、日本、俄罗斯与印度等“大国力量”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担忧”，也包括中国的某些邻国一贯玩弄“大国平衡术”，企图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而这又给了美国“介入”与扮演所谓“力量均势”、“平衡者”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