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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大光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序言

2024-07-08,阅读:25

序言:大学生毕业率与质量底线

邬大光

质量是教育学人最熟悉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在浩瀚的中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不知有多少学人发表过关于质量的高见,关于质量的讨论始终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尤其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今天又提出了“高质量”的命题,重新掀起了讨论质量的高潮。滕曼曼的博士论文在此时出版,也算是对这场高等教育高质量讨论的一个贡献,只是她表达的内容与他人完全不同,弦外之音令人深思。从本科生毕业率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滕曼曼的博士论文是第一篇,但我却认可这个视角,欣赏这个视角,支持这个视角。

质量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可是一旦当你“较真”的时候,却发现很难说清楚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既有“刻舟求剑”式的质量观,也有“无所不包”的质量观。而滕曼曼的这部书稿给了读者一个清晰的“抓手”,那就是本科生毕业率。当人们都在从“大学生满意度”或“学习体验”的视角研究质量时,从本科生毕业率的视角研究质量让人耳目一新,且增强了信服力。得知她的论文《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真的为她高兴。她叫我为之作序,更是期待已久。因为这是一篇让我记忆犹新的博士论文,是我介入较深的博士论文。

看到滕曼曼这部书稿,让人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对大学生毕业率与质量关系的关注源于十几年前看到的一份资料,说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在国会上做的第一次演讲,他迫切地强调美国“进入大学的学生,有一半不能顺利毕业”的现状,表达了对美国大学本科生毕业率低的高度担忧,提出“必须为青年人提供必要支持以完成大学学业,力争到2020年,美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拥有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这是我首次了解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率,查询相关数据后的发现更让人吃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拥有大学生比例为41%,世界排名仅为第16位,2020年已经过去了,奥巴马的期望并未实现,所查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拥有大学毕业生比例为51%,世界排名为第12位,同年美国大学本科生六年毕业率虽有所提高,也仅为64%。美国高等教育水平一直令他国望其项背,没想到十余年过去之后,本科生毕业率还是如此之低,而中国大学本科生毕业率总体保持都在90%以上。这样的反差,不禁让我思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学本科生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毕业率的高低是否关乎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关乎我国提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命题?一系列问题萦绕心头,只是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因为种种事务搁置了。

直到2014年,在我分管本科教学多年之后,面对高校不断面临的就业率压力,开始意识到大学本科生毕业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随即安排刚入学的博士生滕曼曼和硕士生李端淼着手进行探究,开始搜集世界各国大学本科生毕业率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给厦大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开设《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题研究》这门课,其中的一讲是“从部分统计数据看高等教育质量”,恰巧美国雪城大学的马颖毅副教授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厦门大学,她常来课堂上学习交流,正是在这次课上,她介绍了美国本科生毕业率的数据,让我知道了许多有关美国大学毕业率的数据以及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在这次课上,有同学提到了“清考”现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清考”这件事,在同学们给我“扫盲”之后,立即把“清考”作为课堂作业布置下去。一周之后,同学们的调查数据上来了,没有想到竟有众多高校以制度或者非制度形式实行毕业前的“清考”,让每一位同学毕业是“清考”的目的,也不知是谁“发明”了这项制度?这种做法合适吗?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同年7月在北京参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召开的小型“闭门”会议,主题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形势研判会”。在会上我第一次抛出了前期收集的中美本科生毕业率数据,指出了“清考”在许多高校中的泛滥,建议有关部门取消“清考”,实行“严进严出”。回到厦大,我在学校办公会上再一次呼吁厦大在全国带头实行“严进严出”的治学方略,但响应者寥寥,我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至今对此事还耿耿于怀。这两次经历愈加坚定了我研究本科生毕业率的想法。

经过近一年的数据收集,我与滕曼曼、李端淼于2016年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相关性分析——基于中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数据比较分析”,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文中通过中美大学本科生毕业率的数据分析,得出两国高等教育在毕业率和高等教育质量上存在着“两个反差”:即 “美国大学本科低毕业率”和“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相对高”的反差,以及 “中国大学本科高毕业率”和“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相对低”的反差,并就中国大学追求过高毕业率带来的若干衍生质量问题进行了反思。这篇论文应该是国内首篇关于中国大学本科生毕业率的研究成果,文章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且获得福建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二等奖。通过这篇论文,我们关于本科生毕业率问题的研究有了数据和理论的双重基础,既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肯定,也让我们获得了信心。

为深入研究本科生毕业率这个被人忽略的话题,我建议滕曼曼把该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认为这是一项弥补空白的工作,有许多值得深挖的问题。虽然国外大学本科生毕业率问题与我国的现实情况差异较大,在研究方向上也有诸多不同,尤其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较大的难度,但需要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她接受了这个选题,并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犹记得担任滕曼曼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主席熊庆年教授说的一席话:“一个博士生敢于挑战这样一个有难度的选题,其勇气值得肯定。”本书是滕曼曼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基于质量的视角》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该学位论文入选了“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文库”,并被评为“2019年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在滕曼曼毕业之后,我依旧关注这个话题,在后续的一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与这篇博士论文的主题有关。滕曼曼是从“横断面”研究大学生毕业率,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恰巧2018年1月我在中南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该校陈翔副校长在致辞中提供了原湘雅医学院本科生毕业率的一组数据:1949 年之前的淘汰率最高的年份是 1917 年,为 50%;淘汰率最低的年份是 1938 年,为 25%。新中国成立后,淘汰率最高的年份是 1956年,为 18% ,其次是 1984 年,淘汰率为 17%。总体而言,百年湘雅的淘汰率越来越低,从最初的 50% 、45%、44%下降到之后的5%、4%。会议后回到厦大,我按照同样的方法,对厦门大学近百年的毕业率进行了统计,随后又依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生毕业率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与百年湘雅的情况差不多。这一发现让我的心中五味杂陈,这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生的毕业率不断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下降的担忧越来越多。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出现了:大学生毕业率高是好事还是坏事?是进步还是退步?为何毕业率越高,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信任反而在“下降”?

质量这个概念既简单又复杂,说这个概念简单,在于它最能体现教育的本质功能,例如人们常用“生命线”“永恒”的说法阐述质量的重要性。但后来之所以变得复杂,在于人们不断赋予教育质量越来越多的本质功能之外的东西,使其成为了不堪重负的概念,这个概念正在从一个简单的概念走向复杂。这个变化也不难理解,因为质量既是一个历史的且来自外部的概念,也是一个时代不断赋予其新内涵的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质量既有广义与狭义之理解,也有外部与内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各自解读。质量既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大学的期待以及政府向大学传导的外部压力,也隐含着一所大学持续追求的一种内在品质;前者折射的是“从上至下”的国家意志,后者是一所大学“从下至上”的本体追求。总之,质量在高等教育领域既是一个体现价值判断的概念,也是一个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有相对客观标准的“技术”,追求质量保障和标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具有“生态”性质的质量文化,它是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不可或缺的独特文化。今天,让质量这个概念重归简单似乎不可能了,让其不复杂也不可能了,只能想办法厘清其复杂,在简单与复杂之间寻求平衡点,给质量这个概念“减负”对今天理解质量的内涵和时代意义非常重要。

一般意义上的质量,普遍被认为是“好”“优秀”,甚至是“卓越”的代名词。当我们谈论高等教育质量时,通常谈的是高等教育如何在最大、最高、最远的层面上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在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的溢出效应等方面更合理、更优质、更卓越的发展。质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讨论不知经过了多少种表达方式,除了人们熟悉的正向表达方式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负向表达,如危机意识与质量相关,大学信任与质量相关等。在我国,从“高等教育质量”到“高质量高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流变,表明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担忧和美好期望并存的思考。说到底,质量正在从高等教育内部的话语成为外部的话语,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主体已经不完全是大学人说了算,今天的质量需要市场检验和评价,而且质量指标的制定以及质量评价结果的解读都体现出明显的人为性。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质量,“高质量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答案应运而生。把“高”置于“质量”之前来要求“质量”,质量成为了一个基准线,在基准线上面则为“高”质量,在基准线下面则为“低”质量。“高”质量是没有上限的,在于高等教育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并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当然,突破高等教育底线的“低”质量是绝对不能允许和接受的。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指明了方向,要求高等教育质量标准设置及质量评价,须围绕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实现进行,通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无限靠近高质量高等教育。

现在我们提出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则是运用一种“发展观”来看待高等教育质量,相较于追求高质量的结果,更多的是强调秉持以创新为核心与时俱进,实现高等教育全面充分长远的发展。整体上看,“高等教育质量”“高质量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三个概念围绕着质量,落脚于高等教育,要求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发展范式变革,通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高等教育,是“往上看”的,向上诉求的,似乎永无“上限”。

令人忧虑的是,当高等教育不断调整着质量标准去推进高质量发展时,反而让人感到怅然若失。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当大家急着去追求质量“上限”的时候,忽略了对“质量底线”的坚守。2021年我在四川游览雅拉雪山时,面对雪上的雪线不断下降,让我联想到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不就是如同雪山的雪线在气候变暖的过程中慢慢地下降吗?虽不易察觉却危机四伏。这又让我想起在一所地方本科高校调研时,该校的教务处长十分“得意”地说:“在过去5年中,我校本科生毕业率为百分之百”。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学生百分之百地毕业,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剑桥大学没有补考和重修制度,学生只要有一门课考试不及格,只能退学的规定呢?我曾撰文写道:高等教育的“高质量”犹如“短板”理论,高质量发展需要底线思维,需要从高等教育的“低”入手;越是强化底线思维,高等教育才会走向真正的“高质量”。

重读滕曼曼这部书稿,更加感受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更加感受到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大学本科生毕业率是一个真实地反映高校“质量底线”失守的切口,固然它与高等教育内部治理有着复杂多元的关系,但根本在于高校放弃了应该严格坚守的质量关。我之所以一再强调高校应该推进“严进严出”,是因为大学的质量正在被人们熟知的一些现象“绑架”,而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完全背离了质量的初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真正的高质量就难以实现。该书在此时出版,应该说是恰逢其时。

从理论上说,该书揭示了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是“一元”与“多元”的逻辑关系,突破了“线性”看待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关系的理论桎梏。大学本科毕业率是指向“一元”的,即通过大学内部教学管理实现的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高等教育质量是指向 “多元” 的,即需要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价值诉求,如大学遵循知识逻辑、政府遵循效率逻辑、社会遵循能力逻辑以及学生和家长追求“回报率”。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大学本科生毕业率的高低去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

从数据上说,为验证理论的适用性,本书选取了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数据,从历史维度、国家维度、组织维度对这些国家的大学本科毕业率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大学本科毕业率存在国别差异、院校差异和个体差异的结论。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研究方面,作者溯源了自民国时期、建国后至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个历史阶段的大学本科毕业率具体情况,得出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显著较高、存在历史延续性与现状差异性弱的结论。通过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全球图景分析发现,大学本科毕业率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及运行机制等因素关系密切,不能对大学本科毕业率进行简单的国家间的比较,而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实践对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进行分析。

从结构上说,该书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教育数据,而是从大学、学生、政府与社会主体出发,综合政策、制度、文化、观念等视角,运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以及质性访谈等方法,深入本科人才培养过程涉及的管理、教学、学习和评价等四类活动,剖析了中国大学本科省毕业率形成机制。揭示了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表象问题”是大学内部教学管理“严格性”与“灵活性”不足,造成部分学生未达到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而毕业,“底线失守”在此表现的尤为明显;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问题本质”,即“计划性”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性”的多元需求,造成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需求,而作为人才培养直接结果的大学本科毕业率“首当其冲”。

从结论上说,面对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表象问题”和“问题本质”,本书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回归人才培养这一大学的本质功能,提高教学管理制度的“灵活性”与坚守教学管理制度的“严格性”并举,在坚守学术标准上绝不妥协;二是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社会各方力量的协调和支持,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以及市场力量的创新驱动。只有既保障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底线,又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提供个性化发展的机会,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专著虽已完成,但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更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就拿已经取消六年的“清考”来说,但毕业率降下来了吗?如果没有降下来,是大学生的学习质量在普遍提高还是用什么做法代替了“清考”?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深挖。此外,该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在数据层面,虽然书中提及到“大学本科毕业率”全球图景,但主要反映的还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本科毕业率数据,因而在数据上还需要更深入更广泛地挖掘。在实证研究方面,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大学为案例,运用“大学本科毕业率质量内涵分析框架”分析该所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机制,并以此验证“大学本科毕业率质量内涵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再有,国外大学在应对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方面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可以进行借鉴吸收。

总之,大学本科毕业率是一个可进行长线研究的问题,对质量的追求是大学永远的使命和责任。质量建设不仅仅是制度建设,更是一种文化建设,是大学质量文化成熟的体现。作为滕曼曼的导师,我希望她继续努力,在教育质量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切实为深化本科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年轻人的贡献。

是为序。

2024年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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