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

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

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化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的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第一桶金——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法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像《大停滞?》作者泰勒•考恩教授讲的：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我们在座这么多聪明的人圈起来不跟外面竞争，用不了一代人之后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规模太小了。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的话创新的速度就越快。中国人占世界大约20%的人口，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但我们历史上有过，历史上有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道理说中国要占到世界20%的人口，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它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从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将自己置于舆论漩涡，到批判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化，再到后来与林毅夫的跨世纪交锋……

过去三四十年中，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像自由市场的守夜人，为了保护他心目中的自由市场信仰，一次次地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和洞察。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

张维迎：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

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面前，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稀有，以简明的经济学逻辑，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市场经济布道者”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信念的最有力“武器”。

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转型，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

姚洋：维迎的文字简练达意，经常有警句出现，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

周濂：张维迎老师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