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印象

作者：杜天麟/诵读：水中仙境

遥想当年分配到贵州桐梓县夜郎地区“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中，曾有一个因其家庭经济条件好、从小娇生惯养而养尊处优的上海男知青，听说下乡时还特地带来了一部摩托车。殊不知，到桐梓县城刚一下火车，他就有了一种被人欺骗、被命运抛弃的感觉，困而内心极其沉重而倍感凄凉。特别是当他下到了地理条件较差，地处高山的花秋区的一个生产队后，更是黯然泪下。于是，就在大伙写信给家中报平安而到区里寄信的那天，他却独自一人留下，思前想后，终因绝望而崩溃，竟然选择上吊自杀！一时间轰动全县知青点。至于安置到夜郎公社上海知青点的4个知青，他们比我们贵阳知青晚将近一个月才到达。来的那一天，适逢连天的大雨，加之夜郎河水暴涨，他们就是乘坐挞斗过河而到公社的。面对这特殊的“礼遇”，恐怕会使每一个上海知青铭记终生。听夜郎街上生产队的社员们说，下到生产队入住的第一天，有的人因想家难过，伤心得哭了整整一夜，甚至包括个别男知青。只因他们远道而来，所以，公社领导对他们在安置点上是有所照顾的，比起贵阳知青来说要好一些，大都是安排在靠公社附近而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与我们同一朝阳大队的朝阳生产队是5个上海知青，就居住在赵氏嗣堂内。除了一位姓曹的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外，其余都是初中生。他为人处事颇为老道而得体，且又知书达理，自然成了他们中的“家长”，因而享有一定的威望且有话语权。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记得其中还有一个叫黄培伦的，他比其他的几位都要善于交谈并具有亲和力一些。从小生长在十里洋场大都市的上海知青和贵阳知青一样，首先都是要适应这里的乡村生活，以及水土不服、被蚊虫叮咬后所带来的身体不适、及其语言障碍差异的制约等……说到上海知青想要回家的亊，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安心劳动，争取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以便有幸被公社推荐，为今后跳出“农门”而回家而工作。上海知青的身高、体魄及健康状况，普遍都要优于其他地区的知青，无论是干各种农活，甚至就连牵牛犁田之类的繁重体力劳动，他们都明显有着一定的天然优势。至于上山打柴，下河挑水则更是不在话下，在对日常生活的料理中，不论男女，均显现出了内在素质中特有的自理与自律，尤其体现在办事精明上。他们的生活起居均依时按刻很有规律，忙而不乱，一切都安排得那么井然有序，不象有的贵阳知青因自理能力差，时常把自己弄得饱一顿饿一顿的。他们的衣着普遍都较为整洁，特别是赶场天或外出办事更是讲究仪表。至于为自己缝补衣裤、钉纽扣等针线活，与之上海男知青相比，无疑更使我们因此而汗颜。特别是到了后来，由于广大知青们因为对自身前途和出路开始产生了怀疑而由此失望，甚至，有的竟“破罐子破摔”，偶尔还出现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不良行为，并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但是，上海知青在这方面的定力与自我约束力相对而言却要好得多。客观地说，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潜在中的自律意识和自我规范行为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的知青。尽管，上海知青在劳动和生活中已和当地的农民打成了一片。然而，由于过份强调自身的独立意识，以及因地域差异而天然形成的思维模式，他们内部之间全都是讲地道的上海话，使得外人难于听懂而不便贸然插话，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躲进小楼成一统”，自成一体而自我保护的狭小圈子。另外，对凡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则一律采取“管他春夏与秋冬”的“不管不问政策”。上海知青和我们一样，业余时间的娱乐，除了吹口琴，或演奏其它乐器外，也哼唱当时在全国知青中流行的歌曲，偶尔，还会低声地吟唱几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老歌。如《蔷薇、蔷薇处处开》《玫瑰、玫瑰我爱你》，此外，还有我们从未听过的，而有的贵阳女知青也跟风学唱的《三轮车上的小姐》：“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眼睛大来眉毛细，张开了小嘴笑嘻嘻，浅浅的酒涡叫人迷……”，这也是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因召开全公社或大队的知青会议外，他们很少与其他地区的知青往来，就连在一起来的同学之间，只要不是在同一个生产队，相互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或是上街赶场相遇时，也只不过是点一下头打个招呼，顶多再聊上几句，少有那种同窗之谊的亲切。总之，上海知青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种以生俱来的优越感，很难触入整个知青慨念的大范畴，且显得有些孤傲，但却十分自尊与自律，尤其是在与人打交道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表现出了一种似乎天生就自命不凡的卓尔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