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海波先生是后冷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发展轨迹的见证者与突围者，他着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阐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给人以深刻启发。海波先生热心参与和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危机管理研究团队及其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信访与治理研究中心的前身）的学术活动。2005年下半年，在执政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战略任务的背景下，中心创始人作为特约编辑策划和组织“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专题文章，海波提交“利益结构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文（发表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这对筹备阶段的研究中心选择“转型期政治发展与危机治理”的学术底色，具有一定的启发。2019年，在中心主办的“庆祝建国70周年：独立、变革与复兴”学术研讨会上，海波作“党建与宪政政治模式的区别及党建政治学、宪法学”的主题发言，对于中共“普世大公政治社团”与“全息型组织”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深入阐释。海波先生立足转型期的大问题做有主体尊严性的研究，全然无感于名利，倾尽心力于学术，英年早逝，令人扼腕。观点可以不同，他赢得的是尊重。谨以如下文章纪念和追思海波，海波精神不死！

中国道路中国主义：刘海波思想肖像

      作者简介：滕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法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海波去世刚好一年。编辑部约我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起初我慨然应允，自信我跟海波生前交往频繁，爬山、小酌、闲聊、论史、论事等，加之他的生活轨迹我几乎全部熟悉，有些人生关键节点，比如从人大国政系往调社科院法学所做博士后，后加入宪法学与理论法学研究室，我都熟知且参与决策。但是，待我仔细拜读《中国道路中国主义》遗稿若干篇，又迟疑非常，主要赖我历年懒惰，述而不作，游谈有年，其次是资质、学养、功力都不能与海波匹配，深感海波学术哲思博大精深，写作一篇评述文章很有难度，凭我的学力，不足以准确适当地评判海波的遗著，虽然这些文稿，海波曾经于2012年转发给我，也征求我的意见。显然，他也转发给许多朋友。仔细阅读，愈发觉得写出一篇学术评判的文章，又不愧对海波殚精竭虑的哲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征得编辑部同意，并海波夫人吴静湜老师建议，反复斟酌，姑且从一个阅读者的视角，谈一点《中国道路中国主义》的读后感。

《中国道路中国主义》于2012年汇编成稿。海波自述，逐渐成稿于此前的7-8年，书名为其自订，大部分篇章以微信公众号“实践理性”刊著于世，仅关于缅甸佤邦的文章等篇章不含在《中国道路中国主义》中。全书以《2012政治建言》作为引子。这个引子，提纲挈领，简明扼要，集中表达了全书的核心要义。海波考虑周到，这个建言的体例和写作方式，颇似要报、领导参考：直抒胸臆，概括清晰，直观明确，或许为没有时间详尽阅读全部文章者，专门准备。

全书包括四个方面：

一、重构政治论述。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论述、党史尤须重视史论与体例、“延安体系”概念的初步思考、如何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完善政制法制。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建设中华判例法法治、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制与法制、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如何在中国建设判例法法制、完善《基本法》人大释法机制的建议、省的定位是我国政治体制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县和县级市主要领导开展政绩投票评价的建议、治理腐败需要正确法律手段与政治措施的结合。

三、慎择经济政策。我国当前经济政策贯通性检讨与改革措施、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解析及启示、我国应当废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地租公平分配与土地合理利用、改革设计必须重视地租的公平分配、关于我国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建议、检讨美元流入与土地食利的城市化运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转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中国国有企业法人的概念与资本社会化、为什么和怎样建设中国的“国有企业”、“农户、农协、村社三主体”的中国农业模式、以“人民团体”形式建设中国的农民合作体系。

四、确立外交方略。包含以下篇章：中国的外交战略：全球均势与周边经略、大国心态、外交战略与中国和平崛起、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定位、从“占领华尔街”反思什么？

附录：理论与方法片论。

附录不是正文的构成部分。主要由四篇纯粹学理推演文章构成：构建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思考、实践理性与普通法方法、实事求是与例证推理、科斯定理、效率与正义。这个结构安排，如果前四个部分看做是重构中国政治论述的策论的话，后面一个部分附录“理论和方法论片论”，则是这些策论的理论支撑和理论基础部分。

一、自成体系自建光荣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这一提法，洋溢在《中国道路中国主义》通篇的字里行间。其中包含了海波独特的一些概念和提法，是他长期学习、阅读、调研、思考的结晶。目录和序言页，概述了他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初心、核心概念和框架。

在《目录与序言页》海波写道：

本书的主旨，是探索性的理论努力，旨在全面阐述中国道路，着重总结、提炼、重述中国道路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组织、外交等层面的制度与政策，并多有完善与改进的建议。本书也尝试性提出中国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为中国道路的旗帜或意识形态论述。

本书认为，中国道路并非外来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开花结果，而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产物，外来思潮在其间仅具启发或触媒的作用，中国道路可视为中国久远而光荣之传统的新生。因此，阐述中国道路，绝非演绎一成型理论，而是总结、提炼、重述中国传统与中共实践之功夫尤其重要。

这本书的内容有简本，就是《2012政治建言》这篇，该篇算是本书的提要，《2012政治建言》每个部分另有更简要的提要。不过，简本后面是繁本，繁本后面则应该是更繁本。好几个人对我讲，这本书中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如“重新发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延安体系”，“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华判例法法治”，“共同体型企业”，“主权货币”，“中共革命根据地时代货币工作”，“地租分配”，“农户、农协、村社三主体的农业模式”等，每个论题都可以单独写本书甚至几本书。确实如此，我展开的框架太大，如果我改掉多思少写的懈怠毛病，日后会就这些论题单独写书。所以这本书也是我思想的简本而已。简之又简，则是题记中的四句话，但这是顿悟后与古圣先贤的话发生的共鸣，这些话是启示性的，既非概括也非逻辑前提。

本书的最后一个特点是独创性。一些概念，一些主张，可以说都是本书作者首先甚至独一无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特色，读者绝不会同其他著作搞混。例如：“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的关系”；“政制与法制两制并立”；“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建设中华判例法法治”；“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强”；“高端大工业与精细小农业并行发展”；“市场经济与共同体型企业并行不悖” ；“诸竞争性的共同体型工商企业与一体化的特权农民协会并存”等主张是作者一贯鼓吹的。本书提出“延安体系”、“孔毛并尊”，不完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但全面论述和辩护中共的历史成就与现实领导地位。还有些见解，如“中国国民农奴法人的概念”、“货币流通是聚点均衡”、“中国从来就不该存在资本短缺问题”，“超级列宁党而平等复封建”等或许过于惊人，难为世人理解，但是希望读者借此机会将相关问题好好想想，因为作者没有兴趣胡思乱想，故作惊人之语。

在《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中海波写道：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甚至直截了当地强调“普世价值在中国”也不为过。中国自主发展、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的论述应该避免变成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述。主要是收拾自身，确立中国本位、中国主体性。中体西用是万古不变之理，本国历史、本国政教不可能不优越，这不是什么事实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本国政教的内容可以变化，但总是优越的。这个结论与事实无关，是哲学反思达到的：普世正义存在；中国人民是普世正义的担纲者。

中国不仅要有能力创造物质财富，还要有能力创造光荣。这句话是不错的：崇拜他人神庙者，必为他人所奴役。迷途的羔羊、待罪的羔羊最后下场是待宰的羔羊。

“崇拜他人神庙者，必为他人所奴役。迷途的羔羊、待罪的羔羊最后下场是待宰的羔羊”。“渎神，则神死。”初听，此乃极富海波特点的惊人之言，细品，则意味盎然，会心一笑。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他的一贯理论主张：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

在《党史须尤重史论与体例》中，海波写道：

我们党是在延安时期才真正开始成熟起来的，自此时起，到建国后一段时间，有诸多制度的创制，我称之为延安体系。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而非纸上谈兵、引喻失义的47民宪（指张君劢起草的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经延安体系，中国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不仅能有力应对外来之挑战，也解决了两千年来中央皇权官僚制软政权和恶性资本主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王莽、王安石、康有为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的，但终为中共的实践所解决。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真信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中国共产党有新四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仁人志士团体。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儒家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是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抽象继承和其伦理内容的具体扬弃。和俄国欧洲共产党不同的是，中共的精神气质是儒家的。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需要重视。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要。但是，政治论述不是要先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定性的必然结论。

如果鼓吹儒家传统复归，而配之于多党竞选民主、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纵然宪法里写上体现儒家传统的内容，如果经济上是土地食利的恶性资本主义，兼之美元殖民地，不可能出现稳定有序的体系，遑论光荣。在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方面，我们不强调甚至不同意意识形态的指导性质，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二者的相互支持而非单向指导性质。因此，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理论推演的产物，制度政策没有什么主义的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实践理性精神或中庸之德，深入理解社会理论，探索具有可能性的制度空间。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即占据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一定优势的人士，几乎无人不腐败。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此一看法，称之为系统论或整体观也约略近似。

目前有各种理论，诸如转型论、补课论、宪政转型论、接轨论、现代化论、现代性理论、新权威主义等等，大旨都在说今日中国是一个过渡阶段，历史任务是完成转型，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尤其紧要者为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二种制度。这些理论其间的区别无非是急转或者慢转而已。很多人，很容易接受上述理论。我们首先要破除这个执念。

学者注意到海波论述的超前性。其中一例，海裔在《思想史上的刘海波》中指出：刘海波最后一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是2015年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发表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4期），该文提出“党建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学问”，尤其需要有一个“执政条件下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的理论。这显然是对“延安体系”论述中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进一步推进。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升级为一级学科。

二、“延安体系”学术概念的诸多内涵

在《党史须尤重史论与体例》中，海波写道：

延安体系范围颇广，包括甚重，凡政制、兵制、法制、币制、田制、税制、社制等，要言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的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主权货币制度，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币即为典范；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消灭两千年的土地食利恶性资本主义，实现了地租均享；创立村社、单位、生产建设兵团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克服中国传统的家族私性社会；中共的组织优势发挥出来，实现了支部建在村里，有了强大的征税能力，可以做到实际税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中国历代实际税率（占总产出之比）很低只有5%，但是大量权贵富豪不交税以及胥吏中间盘剥，结果只要政府稍微增税，底层纳税者就可能活不下去，但朝廷却是军费赈济建设都无钱；兵制而言，终改变对民虎狼、对外犬羊之形象，兵民关系历代最好而此军队对美军也足以一战。法制而言，也有马锡五传统，既非“有理没钱莫进来”，也非移植外来法条而有法律的社会内生性，此为延安体系之弱项因为后来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延安体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没有完全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给以我们解答，对此不加珍惜是今日最可心痛之事。

在《“延安体系”概念的初步思考》海波写道：

提出“延安体系”这一概念，乃是为了全面和深入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的真正性质，建立中国道路的中国论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窃以为，不足以完成论证中国道路和树立“三个自信”的任务。

国际共运的挫折，伤及不了延安体系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针对时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本文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而非纸上谈兵、引喻失义的47民宪（指张君劢起草的1947年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延安体系，中国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不仅能有力应对鸦片战争后外来之挑战，也解决了中国千年来中央皇权官僚制软政权和恶性资本主义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历代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王莽、张载、王安石、朱熹、康有为等等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的，只能无力喟叹，但终为中共的实践所解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需要从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认识到延安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唯有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进行比较，方才明白中共的实际创制之意义，新中国何以新，我们继承了何等重要的制度遗产。

同一文章中，海波写道：

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宗法时代、皇朝平民时代、人民共和时代。秦朝开始大致是皇朝平民时代，但是在此之前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就已经瓦解。皇朝平民时代自秦朝开始，但是中间又有明显分期，中唐之后，也就是均田、府兵制败坏之后，皇朝平民时代的特征完全定型，故安史之乱为中国中古历史一大分期。

封建和皇朝时代体制是各有优劣的。皇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兴衰的周期率，可以做到经济很繁荣，但是最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最后一次太平天国又是如此。而且不能应对来自外部蛮族和西方世界的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仅要注意到皇朝时代的政治体制，也要注意它的经济制度。

王朝周期率的原因本文总结出一点：在这个社会里，自宰相到雇农，人人皆以“读书做官、攒钱买地”为人生主要方向，这是一般的社会激励机制，是所有的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模式。一个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本都用来做一件事：骑到别人头上去。皇朝时代经济制度实际具有恶性资本主义特征，资本投资于土地，资本投资于官位，一个社会如果有所积累的话，都投在这个上面。一旦陷入恶性资本主义，则会陷入锁死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中国典型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发展了千余年，没有走向工业化，是合乎逻辑的。除非外来强力和共产党革命，不能打破这个困局。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脱离了农业之外的经济持续发展，才有了广阔的内需市场，才有经济的循环。对技术的要求是内生于这个过程的，至于技术路径是蒸汽机车还是煤的利用或其他，这不是问题。

另外这个皇朝时代，国家能力是非常低的，国民的政治整合程度与政府能力都低。皇权不下县，税收能力也非常低，农业剩余大部分截留在中间层的地主、胥吏手中。

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百姓，没有公民。在公民之前还得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公民？人民就是我们是一个政治团体，我们内部是相互认同的，我们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其中的一个成员才叫做公民，没有这个政治共同体，哪来的公民？

明朝末年可谓软政权与恶性资本主义的典型。明亡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传统史家钱穆、傅斯年、郭沫若等指出的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等表面原因，也有后人指出的瘟疫、大旱等天灾的偶然因素，更有帝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深层原因。美国学者彭慕兰将明亡归结于“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明末税收长期无着，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豪门巨富与新兴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抑制，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明朝中晚期，因为政府不懂也无力维持主权货币，阴差阳错形成的白银流入机制，使得对外贸易地区不自觉地成为货币输入的吸管，形成了全民性的“出物换纸”运动。东南沿海获利建立在内地受损的基础上，并形成了这些地区历史悠久的买办传统。明末不同地区与行业获取白银的能力不同，引起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恶化，经济外向型的东南地区还好，白银惠及不到的西北地区情况则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由于金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洲的白银流入，美洲白银的出口上升与下降则引发大明内部的通胀与通缩。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不可教条理解，闭眼不看现实，也不可轻易否定。需要进一步抽象和提炼，获得其根本内核。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说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弊端和毁灭性，个体行为制造社会的悲剧，资本主义是内涵了自我毁灭性的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说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优点。中国皇朝平民时代，制度表现为读书做官、攒钱买地、后期则又有出物换纸，正是上下交争利制造总体悲剧的恶性资本主义，定期内爆是其特征。皇权独尊与低下的国家能力，个体的自由平等与社会的毁灭是同时并存的。中国需要通过革命走出恶性的资本主义，中国最需要从旧的社会秩序中摆脱出来。

显然，海波认为，延安体系，包括了先进性政治团体、摆脱某种精神依赖的独立的中国化的意识形态、体现独立主权的货币、解除恶性土地兼并危险和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和“科举资本主义”弊端，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村村有党支部，克服了历史上国家能力软弱的千年弊端，有力地杜绝了民间基层治理的空心化或黑社会化。

但是，海波的思考并未止于此，在分析延安边区、山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历史后，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解析及启示》中，提出了他的货币聚点理论：

本文尝试提出，货币流通乃是人群中的一种聚点（focal point）均衡。博弈之所以出现一种均衡而不是另外一种，是聚点的存在。规范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筛选出均衡，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筛选出不同的均衡，但是他们都是一种纳什均衡，都有自我实施的基础。这个被筛选出来的均衡，博弈论里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聚点”（focal point）。例如，让两个人在1、3、5、7、9、10六个数字中，各写下一个数字，如果双方写的数字一样，每人各得10元，否则各得零。在这个博弈中，每人的选择背后也有文化支撑，如果认为单数不吉利，则10最可能是一个“聚点”。出现focal point均衡的可能原因是源于共同的历史记忆或者同源文化下对某一事件的共同反应。黄金或某种印记的纸成为货币，因为它们是人群的聚点：我相信你会接受，你相信我会接受，我相信你相信我会接受，彼此彼此。本文认为聚点可是历史形成的记忆也可以由人为干预短期形成。货币的力量，其实吸收的是人群的信仰之力，如同神，渎神则神死。

货币流通是一种聚点博弈，只要创造一种情形使该物成为绝对必须的支付需要，那么就可形成聚点，该物就成为流通货币。人为规定制造税收和关键物资的纸币支付需求确是纸币流通的基础，但形成和巩固聚点的还有政府的强大本身和历史的习惯等等。流通中的纸币数量总是要超过税额或物资总价格，多出来的部分就是政府的铸币税。票号老板许诺银票绝对随时可以来兑换真金白银，并且表现得十分守信用，但是这么做的目的却是为了维系纸票作为聚点的存在，为的是尽量少出现实际兑换的情形。所以银行家的信用是为了不信用，银行家的诚实是为了不诚实，随时兑换是为了发行且流通尽量多超过自己拥有贵金属的纸票子。货币发行者对货币使用者进行“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博弈，之所以给你换真金，为的是让你一直用纸票，之所以必须用纸交税买粮食，是为了我发的纸可以有远超过这两项的用途。货币发行者制造的是一个“虚实之阵”。

海波认为，白银在中国曾经有的地位，既有人群贵金属崇拜的因素，更有政府追随这一崇拜，大明政府舍不得停止白银缴税，不肯以宝钞缴税为唯一，到张居正改革反而是徭役实物合并一体纳银——此为明朝灭亡之因。政府以自己发行的纸币为缴税唯一或可选择的支付，这是在维系纸币成为人群中的聚点；造成政府掌控关键物资如粮食食盐石油，规定唯有自己发行的纸币可以购买，也是同样的道理；规定黄金作为发行货币准备，票号保证所发之票可以随时兑换贵金属，都是为了是纸币或银票成为聚点而已。由于交税和吃饭吃盐是人活着绝对无法逃避的事情，那么就创造了对纸币的绝对需求，因此制造了聚点。通过制造绝对需求可以维系聚点效应。

海波的延安体系论，不是某个制度或者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和制度系统。本文认为，在理论上，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延安体系论，本身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上，延安体系是一个成功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引领华夏民族走出历史三峡，开启第三期文明新纪元的系统。对这个系统的轻忽、不重视甚或背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三、中国道路中国主义

在《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中，海波写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备普适性。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其核心价值观也不完全一样。古代中西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走到奴隶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新中华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

海波的这几段论述，堪称壮怀激烈、惊世骇俗。一则，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跨越历史三峡，跨越“卡夫丁峡谷”；二则，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乃是以金融资本奴役为特质的新殖民主义，本质是新型资本奴隶制；三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步西方后尘，而是别开新章，摆脱新殖民主义，抛弃奴隶制。这与其后的主流话语表述“中国式现代化”似曾相识，且发为先声；四是，中国要坚守新“华夷之辩”，固守文明，而据斥野蛮，这就与孔子的《春秋》大义，进行了跨时空对接，与世贤的“通三统”论述，进行了对话。

在《省的定位是我国政治体制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在对汉唐宋明的州、郡、道、省等地方制度建设历史复盘的基础上，海波提出：

我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处理好集权和分权，实践中主要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政令必须统一，地方必须尊重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有一定自主权，灵活应对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处理好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审慎务实地进行地方治理的改革，其中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但又被习惯性地忽视：省的定位问题。省到底是地方还是中央？这个问题看来荒谬，因为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省当然是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就中央与省的关系，甚至改进地方治理增加地方自治权限也要在省级层面进行。但是，笔者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相反，笔者认为中央与省级地方党政关系长期不能理顺，是我国地方治理危机重要的原因，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省的定位。

接着，海波提出，中央缺乏自己的执行机构，导致省的机构地方化的趋势，省级地方官员虽然受中央派遣，也难免被地方利益俘虏，不利于长远。关于省的政治定位，省不应该是地方的代表和重心，省作为地方政治实体的性质是很微弱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也不是中央与省的关系。省的中央化才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合理安排，才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只有明确了这个定位，县市地方治理改革才能着手。这意味着，我国改进地方治理扩大地方自主权限的重心不是在省，而是在县市层面。海波自述，这些观察，基于现实，也是基于历史，更是基于政制建设的一般原理。

在《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建设中华判例法法治》中，海波提出：

在中国的政治和法律领域我一直坚持两个主张：第一个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先进性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是建设中华判例法法治。在有些人看来，两个都是谬论；一些人分别赞成其中的一项，但分别认为二者不能相容。上述结论简单，但是其论证过程复杂微妙，实施起来的步骤也是曲折的。这里当然不能展开，这是从政治哲学、政体科学、中国历史和现实处境等综合考虑，审慎判断的结果。

在《如何在中国建立判例法法制》中，海波指出：

在宪法问题上，存在着 “建构”与“演进”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宪法完全可以发明创造出来，人们可以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运用演绎的办法来建立政治和法律秩序；第二种理论认为，宪法是一种自然产物，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是从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应该发现和解释实际存在的规则。今天中国政治法律学界的各种主张都带有这两种理论的印记，许多争论也导源于此。

海波一直倾心于判例法，而且对判例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海波提出建立中华判例法治的思想，或许收益于哈耶克理论的熏染：坚守渐进的经验主义，而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这或许是海波反对我的《寻找政治的起点》（“起点论”）的理论缘由，海波反对从一个原理和理论远点出发，建构一套政治制度，政治的智慧，不是逻辑推演，而是基于审慎的实践理性。海波对于判例法治的原理和历史的研究，大约开始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持续到关于中国治水的研究。

四、新时代《明夷待访录》

毫无疑问，海波及其学术著述，为华夏族崛起的这个百年难遇的特殊时代，留下了诸多原创性的学术论说，彰显了这个时代的的学术荣光，为这个“学术繁荣”但学术“思想贫乏”的时代，挽救一点斯文体面。他的博士论文为《政体初论》，随后，专注于普通法宪政理论，国企改革理论等，毫无疑问，他拥有深厚的西方学术理论功底，他熟读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卡多佐、《联邦党人文集》、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罗尔斯、诺奇克、布坎南、施特劳斯等等，包括马克思的原著和理论，熟谙于心。从他2012年处理掉所有西方学术著作，就可以看出他的西学功底和决绝的学术转型，这一进程，正好与我本人写作《当代中国思想的重大转向：经典、格式与道通》吻合，时间同步。早在2005年，海波就是儿童读经的倡导者。他的学术言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往往在主流官方话语之前，发为时代先声。

但是，他远不止于此。他的言说也是历史性的，追索历史的，洞穿历史迷雾的，具有历史感和历史关怀，他对中国历史三期论“贵族封建论”“皇权平民论”“人民共和论”划分，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弊端的把握，比如“国家治理能力软弱和土地食利恶性资本主义”，都生动鲜明，颇具解释力和极富内涵，也极富海波的个人鲜明特色。他的言说更是面向未来的，为未来擘画蓝图和提供思想资源。虽然，海波在2005年就在法学顶流期刊《法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但是，后来海波追求学术职称提升和炮制制式论文的兴趣锐减。同时期，围绕在他周围的学术大咖众多，可谓群英汇聚，有一些聚会我偶尔与闻。显然，每一个跟他一起讨论学术的朋友，均可以从他那儿获得启迪、冲击，从他微醺的眼神，闪烁的烟火，淡淡的、自成体系的、甚至自我沉醉的谈吐中，感受到他学术功力、魅力与思想的力量，还有他的赤子情怀。

显然，他沉醉于他的一系列学术概念和学术哲思中，心无旁骛。这些概念不是为了别出心裁，而是精心构撰，用于解释历史，证成现实，谋划未来。他的学术言说，有时候略带晦涩，甚至拖沓，但绝无废话，有些论述可以说，精彩绝伦。没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彻底懂得他的每句学术谈论，是十分困难的。跟随他的思路，需要打起十分精神，他在他的逻辑中，会一泻千里，连绵不绝，有时候不得不武断地打断他的话头。遥想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书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为代表的刊物，发起“学术与思想”、“学术规范化”讨论以来，中国学术的规范化历经三十年演化发展，迄今已经堪称“学术繁荣”，分门别类的、以西方学术体系和范式构建的学科门类，五花八门，学术论文，汗牛充栋。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思想贫瘠，实则日益凸显；学术规范，越来越严；而学术创新和原创动力，则越来越逼仄。为此，中枢发出了“构建自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号召，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并非偶然。这正是，刘海波历来言说的核心主题。

海波处其间，注定是个另类和异类。他甘于清贫，不醉心于学术地位和现实咖位，不热衷于写作规范的学术论文，他也很少参与体制内的“同行”学术会议。总之，他对个人功名利禄，毫不在意。一般人很难做到。但是，他的论说范式，与其说是“学术的”、“规范的”，不如说是“士大夫”、“士君子”式的，或者严格地说，是“传统式”的言说。海波《从“占领华尔街”反思什么》指出，美国的深层次危机是资本自由化导致产业空心化，中国美国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政治权力必须驾驭资本，驯服资本，否则国无宁日，一带一路，也只能以国企为主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海裔在《思想史上的刘海波》中指出，刘海波提供思想的源代码，但他不能提供市场的“界面”，只有“界面”是面向市场的，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思想源代码不能。揆诸历史，国家承平日久，容易多出庸才、谄媚之徒、巧伪之徒、竞奔之徒，甚或指鹿为马之徒。市场经济下，不在意“界面”变现的，想活得滋润或不被埋没，堪称困难。

但是，海波不以为然。窃认为，海波的《中国道路中国主义》，酷似明末清初黄梨洲所著《明夷待访录》，有心者，会认同我这一类比。吾窃以为，黄梨洲的思想贡献，并非所谓吹响民主主义的号角，其在思想史的意义并非在民主主义论述上，比卢梭《社会契约论》早两三百年，与之较长论短，而是，在宗社丘墟、天下沦亡、日落明夷之际，中国传统有道君子对天下社稷的深刻忧思、省察，以复兴天下为公道统为己任，为未来中国政统、学校、选举、土地、兵制、赋税等制度立法的文化期盼和雄心。所谓，息隐林泉，著书立说，以俟后世圣人君子是也。这个文化情怀，源远流长，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自信，和士君子传统的默默坚守。屈原《离骚》、李斯《谏逐客书》、贾谊《新论》，韩愈《论佛骨表》等，概莫能外。所幸，《明夷待访录》的“废银”说，与延安边区、华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币之以独立主权货币崛起于东方，不谋而和。无独有偶，“天下为公”，执政为民，乃是新中国持之以恒的最高执政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末尾段落，以“天下为公”落笔，实非偶然。

以西方的左、中、右的理论脸谱来辨识刘海波的学术思想是徒劳、枉然，也是不确切的。本文所截取的几个思想片段，挂一漏万，不足以概括海波学术思想之整体。他固然有当今学者中难得的、优异的西学训练，尤其是阅读原著的经验，但是，他不以此画地为牢，不以此作谋食之具，更不在学科体系内，拘束于学科边界，受缚于学科藩篱。由于独特的精神气质，他时常高朋满坐，高谈阔论，但他注定是孤独的，且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海波是才情无碍、学术修养与善良人格的完美统一。非徒炫才情，而乏学养--所谓有才无学是也；非论著等身，荣宠加身，而实乏学术贡献--所谓有名无实是也。海波的英年早逝，激起民间学术界，一阵涟漪，诚有以也。所以，把海波跟某位才情作家相提并论，实在是引喻失义，天壤云泥，夏虫语冰之属。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又说：“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韩愈文章主旨是：每一特定时代，必将选择其杰出俊逸之士，为时代发声，鸣其兴盛，鼓其气运。

无独有偶，明刘伯温《苏平仲文集序》云：“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绳墨固无异也。”

又说：“周之下，享国延祚汉为最久，盖可识矣。武帝英雄之才，气盖宇宙，而司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启其夜郎笻筰、通天桂舘、泰山梁甫之役，与秦始皇帝无异。致劝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轮台之诏，然后仅克有终。文不主理之害，一至于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没，人犹尚之，故杨子云用是见知成帝。然而汉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尝拔也。往复开陈，周旋辨析，诚意恳至，理明辞达，气畅而舒。非汲汲以鸿生硕儒争名当代者所能及也，岂非习尚有源而得之于自然乎？呜呼！此西汉之文所以为盛，国祚绝而复续，如元气之不坏，而乾坤不死也。后之人论不及此，而以相如、子云为称首，不亦悲哉！东汉班孟坚之外，虽无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旧物，下逮魏晋，降及于隋，驳杂不一，而其大概惟日趋于绮靡而已。继汉而有九有，享国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让汉，则此数公之力也。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周程张氏之徒，又大阐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窥三代，而汉唐若有歉焉。

刘伯温的结论是：“是故，气昌而国昌，由文以见之也。今我国家之兴，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田混一之未远也。”

显然，刘伯温反对夸饰之文，重视质朴之文，期盼“高文宏辞”。而且，文气质朴抑或虚饰华丽，实决定朝代之兴衰，且发出“文不主理之害，以至于斯”之感叹。两位先贤，一位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文豪，一位是大明开国有功之臣，有辅佐鼎定之功，皆以文鸣；明刘伯温更以辅佐之功业，闻于后世。

“天将择其善鸣者以假之鸣。”诚哉，韩文正公斯言。当此东升西降，气运流转，华夏复兴之际，海波雄文，横空出世，绝非偶然。而海波之写作，非冗长论文、非繁琐脚注、非旁征博引，非虚饰工媚，非取巧市利，亦非徒炫文采之文，总而言之，海波之文，乃质朴之文，朴拙之文，中西会通、博古通今、中体西用、经世致用之文，诚国家兴盛，民族复兴之先兆，刘伯温之论，岂欺余哉？

然而，字里行间，海波发出的国家社稷忧患之警醒，又岂能忽视？有识之士，必能会心会意，海波作为思想巨匠的洞烛先机，未雨绸缪。

海波英年早逝，当年博士后合作导师夏勇教授，《悼海波》诗云：“横流沧海归空淼，但信昆仑草木春。”海波少时生长于青海格尔木，可谓昆仑山人，夏勇教授此句，痛惜慨叹，一如孔子之悼颜渊。“农禾之家”悼联云：“胸怀家国通中西学理著述求真，心系三农倡村社一体实践为本”。儒家网敬挽刘海波先生联云：“雄风再鼓初，堪可千秋继屈贾；大节孤鸣久，当由海内惜英雄。”

然颜渊独以德行悟性鸣世。《论语·先进篇》视颜渊与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同属德行之俦，海波不独德行完备，秉性真诚，是故高朋云集，大论是弘，且遗著振聋发聩，惠泽后世。录此，并纪念海波逝世一周年。余不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