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末，38岁的赫布·柴尔德里斯（Herb Childress）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取得环境行为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得到高度赞誉，甚至被一家出版社发表，他也一直梦想着能以老师的身份重回校园。然而，因为“来自一所不太出名的大学，年纪也大了”，他在学术圈的求职并不顺利。

毕业后，柴尔德里斯接连做了几份和学术关联不大的工作：先是卖家具，然后在监狱做勘测和统计工作，再后来加入一个“很少谈及学生需求”的学校改革组织。几年后，柴尔德里斯终于得到一个博士后助教的岗位，但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并未帮他通向所渴望的高校教职。在高校做行政、在教育组织当领导，他继续在高等教育的院墙边缘徘徊。直到2013年，他才完全下定决心离开高等教育系统，成为一名全职作家。这是他博士毕业的第17年，此时的他对自己倾注半生的工作“已经没什么好感了”。

成为作家后，柴尔德里斯写的第一本书叫作《博士词典：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博士和教职生活词汇表》〔The PhDictionary: A Glossary of Things You Don’t Know (but Should) about Doctoral and Faculty Life〕，把20多年以来对学术圈的理解融入到了对150多个词条的解释之中。在他看来，自己学术求职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源于对学术文化的陌生，因此这本书颇有一种“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的意味。

编辑从《博士词典》中看到柴尔德里斯的写作潜力，便邀请他写一本关于兼职教师的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不乏关于兼职教师的辛酸故事。比如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娅·亨特，毕业后只能在几所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因为没有医疗保险，她的肺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因癌症去世。对于编辑的这个提议，柴尔德里斯很快就接受了——他想要把西娅等人的悲剧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呈现他所观察到的、高等教育背后的系统性问题。

这本书后来被取名为《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The Adjunct Underclass: How America’s Colleges Betrayed Their Faculty, 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Mission)。从兼职教师的处境切入，柴尔德里斯展现了美国大学背后所隐藏着的金字塔结构：在快速变化的教育和就业趋势中，为了压缩成本，大学尤其是处于底层的社区学院，开始大量雇用兼职教师。尽管依靠“自身难保”的临时教师授课对学生的智识发展不利，但学校通常不受指责，因为来自中下阶层的家长通常不了解或不关心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虽然兼职教师的薪水微薄且没有福利待遇，但应聘者仍络绎不绝，因为面对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很多刚毕业的博士生们毫无议价权，只能先接过一纸看似希望残存实则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幻想在兼职结束后也能步入“终身制教师”的轨道。

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学历之死》中的故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从2008年起，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3年应届博士毕业生上升至7.52万人，曾经供不应求的学术就业市场已悄然发生转变。而对于那些杀出重围谋得教职的“青椒”来说，研究和课业压力正变得日益繁重。在层层考核中，许多人依旧等不来期待中的“终身教职”。

在过去的20年间，高等教育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发生在美国。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国的教育实践能为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带来什么启示？在写作《学历之死》的过程中，柴尔德里斯收集了大量的公开数据和访谈资料，力求客观公正，但他最终还是难掩内心的情感。经历过求而不得的悲伤，如今又目睹身边青年学者的困境，柴尔德里斯在书中的追问引人深思：大学的本质是什么？高校教师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当前的制度设置存在怎样的问题？高等教育又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虽然柴尔德里斯的观点有着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语境，而且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虽然他承认自己的一部分答案有些“愤世嫉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美国学术环境的观察仍对我们有不可忽视的警示意义。正如《学历之死》的译者、教育从业者杨益在译后记中所说：“它说出了你一直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话。这些话可能在你心里埋藏了许久，却一直找不到任何有意义、有力量的出口。”以下是本刊对柴尔德里斯的专访。

博士过剩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谈谈你的求学之路？你提到自己在2013年完全离开高等教育系统，当时的你是怎么做出这一决定的？作为第一代本科生（注：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指父母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群体），你在求学和求职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

柴尔德里斯：我的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我们的邻居大多是工厂的工人。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家人几乎没人上过大学。我中学时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三所大学录取，但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也不知哪一所更适合我。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大学而已，所以我随便选了一所。虽然我成绩不错，但读了两年后，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无趣，就辍学了。

八年后，我再次回到学校，这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我对伯克利毫无概念，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所精英研究型大学。在伯克利，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并被劝说继续攻读研究生。但即使是在本科毕业之后，我仍然没能完全掌握学术圈的潜规则和价值观。那时我错误地选择了一所排名比伯克利低得多的研究生院。在那所学校，我获得了很好的智识上的体验，但我从学位上获得的价值远不及留在伯克利。

在完成博士学位多年后，我一直在波士顿建筑学院担任行政人员。这是一所小型私立职业学校，对我来说，这里的行政工作毫无乐趣可言——它和我在博士阶段所接受的训练完全不同。我当时刚结婚不久，家离波士顿有将近200英里。我最终认为婚姻比工作更重要，便离开了高等教育界，也告别了这种每周往返两地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为什么会出现博士过剩的情况？

柴尔德里斯：大约30年前，随着婴儿潮一代（注：通常指1946年至1964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这一时期出生率大幅度提升）接近退休年龄，人们认为即将出现大学教师的短缺。优秀的本科生被告知，如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将填补这一市场需求。但在上一批人退休后，大学却转而雇用兼职教师，继而不再需要负担那些原有的承诺。另一个原因是，研究经费一般会流向有培养博士能力的机构和院系，博士生也往往被视为研究团队的重要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设立了博士点，大量的博士毕业生也就随之出现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了另谋出路（alt-careers）的文化困境，称训练有素的博士生可能会无法适应商业领域的生存方式。博士生在“另谋出路”时面临哪些困难？

柴尔德里斯：我不是说博士就不能向商界转型，但这中间的困难是巨大的。首先，企业总是追求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在企业工作总会面临速度和效率的压力。这与学术界的培养方式相左，他们更强调耐心地审视问题本质、全面或创新性地思考问题。其次，企业因提供专业知识（或者说对常见问题的已知解决方案）而存在。但学术训练的本质是教人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去破解那些尚未明了的问题。当学者转向商业领域时，他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工作太机械或是太肤浅。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很多人对博士带有一层滤镜，似乎读完博士就能在象牙塔中不受世俗干扰地读书教课，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在美国，是否存在类似的误解？大众如何看待学术研究？有哪些不读博士就很难体会到的事情？

柴尔德里斯：简单来说，美国文化优先考虑物质进步。只有能创造新产品，或者让现有产品更便宜、更好用的工作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美国有句俗语：能者上，不能者教。（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基于这一点，人们长期以来都怀疑象牙塔是高薪低产者的庇护所。这也是一些自然科学项目得以在艰难的学术环境中存活甚至蓬勃发展原因之一：它们更容易从学术成果转变为物质进步。

人们往往不知道的是，博士生教育并非只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它是在为提出原创性的研究问题、破解尚未解决甚至可能从未被考虑过的问题而做准备。这是一种在知识前沿，而非在固有领域内的智识活动。

“青椒”难题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中国借鉴了不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track）。这种制度设计有什么合理性，又存在哪些问题？在你看来，它究竟是更有利于还是更有损于教师履行学术责任和大学承担教育使命？

柴尔德里斯：终身教职的目的是保护教授的学术独立性。一些人的工作可能在政治或文化上不受欢迎，而终身教职制度就是为了保障这些人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这是学术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美国各地都有人试图取消终身教职以压制异议，这充分说明了终身教职的重要性。

虽然终身教职对教授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保护措施，但它也有几个缺点。首先，只有那些通过终身教职考核的人才能享有这种保护。青年教师、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都不受这种机制的保护。其次，终身教职意味着新的学术思想更难获得立足之地，因为大学中的职位已经被前一代人占据，他们没有退休或改变学术轨迹的压力。但招聘工作却多由这些人负责。他们很有可能不想面对新思想的挑战。第三，一旦获得了终身教职的职业保护，学者们就会在学术上变得缺乏动力。这样的学者比比皆是，在美国，我们称他们为“朽木”（dead wood）。他们就像那些腐烂的树一样，占据了森林的空间，却对周围的生态系统贡献甚少。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一些高校的招聘和科研基金的申请中，存在35周岁的限制。虽然并非明文规定，但美国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限制。比如你提到，有50%新招聘的终身制教员都处于博士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或论文完成后的一年内。招聘人数随着毕业后的年数逐年减少，直到消失殆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限制？这种设定是否合理？它会对学术生产和更大的学术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

柴尔德里斯：这种设定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年轻学者可能拥有更长的职业生涯，这是较为合理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年轻学者的形象有一种文化上的期待，这种期待并不合理，但却影响重大。大家的想象往往是，这些学者来自富裕的家庭，在每个阶段都能负担得起精英教育，他们的教育经历总能无缝衔接，他们的人生轨迹总是持续向上。

这种招聘方式的缺点是，它强化了现有的特权和文化规范，并排除了那些工作后依旧想重返学术工作的人，而这些人恰恰可能是最富热情的一批学者。

三联生活周刊：“有的学校开设了几门课程，并暗示他们，其工作性质等同于一个‘职位’，若授课任务完成得出色，或有可能‘很快’成为长聘人选……诱饵就这么下好了，圈套就这么布好了。”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博士后项目。从长期来看，这种设置对教育系统有哪些危害？

柴尔德里斯：无论是兼职教师还是博士后研究员，这些职位都是根据机构的需求而定的。当学校不需要这些课程，或者没能达到招生目标时，兼职教师就会被抛弃。当研究经费花完之后，博士后研究员也会被抛弃。当然，大多数的职业都是这样，能否保住饭碗取决于市场状况，这是超出个人控制的。但我们一直以来都被告知，做学术不仅是一种工作方式，它也意味着加入一个知识共同体。这些诱饵让人觉得依旧留在这个共同体中，依旧是它的成员，只不过是以较低级别的身份参与其中而已。

当大学里充满了临时学者时，一个很大的危险是，本科生很难与一位导师建立长期关系。我在伯克利读大学的时候曾修了同一位老师的两门课，我还在第三个学期给他当助教，而且经常到他办公室和他聊天。他的思维方式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是，当学生跟着无数临时的、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教师上课，他们将很难获得智识上的成长。

道阻且长

三联生活周刊：在最后一章，你给出了一些适用于本科生、研究生和管理者的生存指南。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却迟迟难以得到稳定工作的人来说，你有哪些建议？

柴尔德里斯：我会建议他们尽早抛弃对大学的幻想和期待。我见过太多人否认现实，持续数年地寻找教职。但事实是，我们在糟糕的关系中待得越久，就越没有时间发展更好的关系。我的经验法则是，你只有两年的时间在学术界求职。两年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是时候另谋高就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柴尔德里斯：我可以说出很多建议，但所有这些变化都可能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不利。比如取消终身教职会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但却不利于保护那些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学者。再比如，本科课程本该是一种智识上的体验，但高校之间的学分互换体系让它们更像是一种商品。我们可以取消转学分的制度，但很多因为工作或家庭原因不得不转学的学生可能很需要它。总而言之，对系统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在制度之外，唯有改变价值观念才能改变“按需而定”的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需要改变哪些价值观？这些改变将从哪里开始？将由谁来促成？

柴尔德里斯：在机构的运作中，个体是可替代的。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招生目标中的一个数字。同理，每个教师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被用来以最低的成本来提供足够的课程。但是，我们需要将大学视为一个推动知识进步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在这个集体中，没有一个人应该被抛弃。

这种改变将从哪里开始？我希望我能给出答案，也曾希望自己能促成一些改变。但我不认为大学机构会做出改变，这里的领导和教授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还会继续从中获益。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变化，我还是想知道，想要扭转旧的价值观念，应该寄希望于什么？

柴尔德里斯：我认为需要对现有规则进行重大的改组。首先，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公立大学和学院的公共资金大幅下降。从前，大多数州的公共资金超过50%，但现在已经下降到20%或更少。这导致大学和学院需要从其他地方筹资。学费是主要的途径，有一些精英学校也通过研究经费来获得资金。同时，学校也通过减少教师工资来降低成本。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将减轻这些压力，这会让贫困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大学，一些学校也能重新开放那些永久教职的岗位。

其次，像本科项目一样，研究生项目也应该增加透明度，并设立问责制度。美国教育部从成千上万个本科项目中收集数据，包括入学模式、录取率、毕业率、学位完成时间和毕业后首次就业的数据。目前研究生项目不需要报告这些数据，这使得即将入学的学生们并不了解这些项目的职业前景。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引发了怎样的讨论？你获得了怎样的反馈？你是否看到了哪怕是一点改变的希望？

柴尔德里斯：我收到了无数来自兼职教师、研究生和刚毕业的博士的留言，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不再觉得都是自己的错。我看到一些人在学术圈求职失败后终于决定离开了。这也许就是我们在短期内可以期待的变化：一些人拒绝被进一步剥削，还有一些人拒绝进入这个领域。

但在制度上，我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迹象。朋友们都来祝贺我出版了这本书。但此后，我那些当老师的朋友依旧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抱怨连连，做行政的朋友在面对大学的经济缺口时依旧感到无能为力。至于那些当权者，我根本不期待他们会伸出援手。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的后记诚实得令人心碎。能否谈谈你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作为曾经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挣扎，却仍旧想要投身其中的人来说，这种写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柴尔德里斯：这项研究和写作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愉快。它让我回到了自己的博士经历中。我试图了解一种文化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并试着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传达我的想法。

但剩下的事情，包括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职业生涯，认识到我的行政工作是多么令人不满，这些直到现在都很难。我继续羡慕那些事业有成的学者，继续为我那些做兼职教师的朋友们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也继续对我那些担任院长、教务长和大学校长的同事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声称我们期待的这些改变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人类的工作，都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参与。可以说，我对自己曾经倾注毕生精力的工作已经没什么好感了。